一、我国进口政策回顾

(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口政策回顾

我国进口政策体系的变化与改革开放政策密切相关，反映了我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改革阶段和不同的对外开放阶段的实际需要和相对比较优势。1978—1991 年是我国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开放阶段。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产品供给不足。国家的贸易政策体系以进口政策为主，进口主要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以及国内需要的粮食、原油等初级产品，由于外汇短缺，严格限制消费品和一般中间产品的进口。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口换汇，因而总体上对外贸易呈现出经常性逆差。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以浮动的官方汇率为主，调剂市场汇率为辅的双重汇率制度，因而外汇分配以计划分配为主，市场配置为辅，中央和地方政府用汇通过计划渠道配置，计划渠道外的企业用汇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由于外汇短缺，对进口用汇实行严格的管理，所有设备和商品进口均需国家相关部门审批，确保外汇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和项目。对于设备进口，原国家计委负责项目审批，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负责审查，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汇审批。对于商品进口，原国家计委负责商品配额和外汇额度审批，原外经贸部负责许可证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汇审批。为鼓励企业出口创汇，国家制定了 “奖出限入”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外汇留成制度，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同时给创汇企业一定比例留成，以解决进口物资所需的资金。以此为基础，开始建立有形的外汇调剂市场，如果企业留成的外汇有多余，可卖给需要用汇的企业，市场机制被引入外汇分配领域。同时，对出口创汇企业给予奖励，比如企业每出口创汇 1美元，政府给予奖励 1 分钱人民币政策。1992—2001 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阶段。这一阶段，随着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外资和其他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市场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大部分产品由供给不足转向供给过剩。国家的贸易政策体系开始转向进口替代战略，一方面，继续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国内需要的粮食、原油和其他初级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外资和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以消费品为主的很多进口产品可以在国内生产，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经常性顺差，出口的目的不再是单纯为了创汇，而更多地是为了支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汇率并轨，取消外汇上缴和留成，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1994 年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国人民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外汇市场保持汇率稳定。1994 年 4月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对一般贸易进口，根据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到指定银行购汇; 对实行配额、许可证和登记制的进口，持相应的合同和凭证，办理购汇。1996 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 8 条款，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由于外汇仍不宽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设备进口仍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对于商品进口，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和原外经贸部按照分工分别对重要商品实行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对于设备进口，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出口审查办 进 行审查。2002—2010 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国际化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加工贸易比重迅速上升，我国成为全球制造工厂，非国有经济在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根据 WTO 规则要求实行了鼓励自由贸易的政策促进体系，关税总水平大幅下调，一方面，继续鼓励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大量进口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另一方面，经济国际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使得我国贸易竞争优势充分体现，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进口开始更多地为出口服务，贸易顺差急剧增长。这一时期，我国继续深化汇率制度改革，2002 年开始，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逐步取消进口购汇备案制度，2005 年 7 月 21 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改革，允许汇率在更大的区间内浮动。同时，实施一系列配套政策改革，提高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额度，扩大银行为客户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交易，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2002 年起，根据 《对外贸易法》和 《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按照WTO 规范，我国开始对进口货物按照 “禁止进口的货物目录、限制进口的货物目录、关税配额管理的进口货物目录”实行分类管理，对部分属于自由进口的货物实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2006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2007 年 10 月， “十七大”提出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2011 年 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国内短缺资源和节能环保产品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优化贸易收支结构”。这些战略思想，表明我国贸易政策和进口政策开始进行新的战略性调整，

( 二) 现有进口政策的主要特点

我国目前的进口政策尚未形成明确的战略体系，总的来看，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与国际贸易体系接轨，符合 WTO 规范。2006 年年底，我国加入 WTO 的 5 年过渡期结束，我国的进口政策全面符合 WTO 有关规定，实现了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接轨。二是积极鼓励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尽管具体表述有所变化，但该政策一直是我国进口政策的核心内容，并通过目录管理的方式通过税收、财政、信贷等多种方式鼓励先进技术、成套设备、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三是通过加工贸易等相关政策鼓励生产型和出口型进口。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我国加工贸易等保税进口政策尚未进行实质性调整，随着新一轮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建设，相关保税进口政策仍会在较长时间发挥作用。四是通过汇率管理制度改革来促进进口。汇率制度改革一直是促进进口政策的重要内容，目前的不断扩大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对进口也有积极的影响，未来汇率的进一步改革仍是促进进口政策的重要工具。五是通过降税等相关政策鼓励能源与资源等初级或中间产品的进口。目前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很多矿产初级产品实行零关税的暂定税率，对部分中间产品也多采取低于最惠国关税的暂定税率。六是对最终消费品总体上实行限制性进口政策。我国对最终消费品一般设置较高的关税，基本不实行低于最惠国待遇的暂定税率，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因而，我国大多数进口消费品价格很高。七是通过多边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某些国家和经济体大幅削减进口关税。2000 年以来我国开始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和扩大进口。目前，已与 WTO 的19 个成员签订了 10 个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在 APEC 框架下加入亚太贸易协定。总体而言，我国目前进口政策是生产型和出口导向型的政策体系，也就是进口服务于出口。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征收较低关税，对制成品进口征收较高关税，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征收较高消费税。尽管制定了鼓励先进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政策，但部分产品受西方出口限制，进口比重和政策效果有限。

二、我国进口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 一) 国际环境变化需要新的进口战略

过去 20 年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前所未有，我国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目前。我国出口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进口总量世界排名第二; 在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同时，我国也成为能源、资源和很多中间产品的主要进口国。长期以来形成的 “重出口、轻进口”和 “重生产、轻消费”的发展方式使得我国在过去 10 年持续地累积了贸易顺差，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不仅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而 且 也 引 起 一 系 列 外 部摩擦。在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贸易战略和相应的政策体系，我国的比较优势难以充分体现，反映在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持续恶化，进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出口品的价格涨幅。作为出口大国，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内资企业缺乏自主技术、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网络，出口产品没有定价能力;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要素和资源，牢牢控制技术、品牌和市场，通过内部定价机制，来维护其超额利润和竞争优势。作为进口大国，一方面，进口限制带来了市场扭曲和企业不当竞争，人为推高了进口产品价格，限制了进口数量。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间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作为进口大国，我们同样没有议价能力。

( 二) 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需要新的进口战略

过去 10 年，我国已经完成了由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到 3000美元的跨越，未来 5 到 10 年是我国迈过人均 10000 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新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福利化道路; 也需要新的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支撑; 更需要创新能力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过去 30 年那种单纯依靠成本优势，不考虑资源环境代价，不考虑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过分依靠外部市场的数量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研发和技术创新，更多地依靠内部市场，更多地依靠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全面转变发展方式要求我们既要重视发展数量，更要注重发展质量，要使发展的成果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福利。因此，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为了 GDP 而片面追求以出口为目的进口策略，转而通过实施积极的进口战略政策，提升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综合创新能力; 通过扩大进口来保证国内的资源和能源供给; 通过扩大消费品进口来增加社会的福利供给; 通过扩大进口来提升国内产业和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标准; 通过扩大进口来提升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扩大进口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的市场开放，是一个经济体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 三) 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也需要进口战略的转变

我国贸易发展也已走过了依靠量的扩展阶段，未来需要通过技术、质量和品牌来提高对外贸易的水平，进而实现贸易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从出口方面看，就是要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要通过技术竞争、质量竞争和市场竞争建立自己的品牌、营销渠道、影响力和竞争力，逐步放弃过去那种简单依靠价格竞争来占领市场的 策 略。要 鼓 励 和 支 持 企 业“走出去”直接面向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建立自己的海外生产基地和国际化营销网络，将部分出口能力转化为海外投资制造能力。从进口方面看，就是要在实现贸易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提高进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一方面，既要加大对国外专利和先进技术的进口，也要重视对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零部件和成套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要用出口的转型升级带动进口的转型升级，避免像过去那样大量进口资源类初级产品，然后又通过简单加工大量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分工的契机，鼓励有条件和能力的资源开采和加工企业 “走出去”投资，从目前的大量进口资源类初级产品转向大量进口资源密集型中间产品。

( 四) 培养新的市场竞争力也需要有相应的进口战略

我国已建立起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未来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还需要通过质量、技术、品牌、信誉和营销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从国际市场看，由于我国出口产品主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符合发达国家的相关质量、技术、环境和安全标准，不仅海关、国检等部门查验严格，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自身也非常重视，因而出口产品一般能保证有较好的质量和标准，市场竞争力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从内部市场看，由于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再加上监管能力差、水平低，经常引发低价恶性竞争，产品质量、技术、安全和标准难以保证，问题频发，造成公众对国内产品缺乏信心。在战略层面上调整进口政策，有针对性地消除部分进口限制，扩大一般产品进口，引入竞争机制，可以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体制，提升核心竞争力。国内市场进口产品价格下降，进口品比重上升，可以迫使更多的国内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迫使更多的企业注重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迫使更多的企业注重并努力维护自己的信誉，迫使那些没有信誉保证、缺乏质量保证、缺乏安全保证的投机企业破产倒闭，退出市场。

( 五) 国家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也需要积极的进口战略

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也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先进技术、核心零部件和成套设备的进口，可以有效提升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整体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对先进技术、核心零部件和成套设备采取了鼓励进口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不加限制地进口先进技术、核心零部件和成套设备，会导致技术的重复进口，形成对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依赖，抑制企业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市场空间和积极性。因此，先进技术、核心零部件和成套设备的进口，也必须有一个度的问题，近年来，大量进口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国内资源供给不足，但也造成我国经济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国内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油田、矿山等能矿资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有限地区，很多受欧美等传统势力所属跨国公司的控制，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资源供给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石油、铁矿石等大宗产品由美元定价，美元波动会带来大宗商品的供需波动。

三、国际经验

( 一) 日本由被动到主动的扩大进口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由于经济重建和贸易赤字，日本实施了非常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几乎所有进口产品都受配额管理，对大多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通商产业省根据企业进口需要对外汇进行配额管理。20 世纪 50 年代末，日本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国际收支明显改善，IMF 和关贸总协定 ( GATT)要求日本改革其商业和国际收支体系。迫于外部压力，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政府实行了贸易自由化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放松进口配额、降低进口关税、实行汇率改革、允许外资进入。日本参与了 GATT 框架下三个重要回合 ( 1967 年完成的肯尼迪回合、1979 年完成的东京回合和1993 年完成的乌拉圭回合)的减税谈判。GATT 东京回合协议实施后，日本的实际平均关税水平降到了 2. 5%，比美国低 1. 7 个百分点，比欧盟低 2. 1 个百分点，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低。到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日本进口配额也由1962 年的 490 种减少到 27 种。同时，持续的外部压力，迫使日本实行了包括日元升值在内的一系列更加开放的结构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初，尽管日本关税水平已经很低，进口配额种类也已非常有限，但是由于日本进口制成品占国内市场的比重仍然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等国家一方面要求日本进一步取消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另一方面指责日本在标准、检验检疫和政府管理等配额之外的非关税壁垒。1988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日本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第二年日本仍然被美国认定为非公平贸易国家。日本于 1990 年 4 月提出了综合的扩大进口战略，主要针对特定的制造产品 ( 国际标准贸易分类5 － 8项) 实行包括进口税收激励，降低关税，增加促进进口的预算，扩大进口贷款等政策。日本贸工部( MITI) 和贸易振兴机构( JETRO)是执行相关战略的机构。日本的扩大进口政策被西方学者称作基于市场份额基础上的扩大进口政策，20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日本陷入长期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针对日本进口的外部压力基本消失。

( 二) 美国通过不断下调关税等实施隐性进口战略

表面上，美国没有明确的进口战略，但实际上通过各种方式不断降低实际关税、减少进口限制措施来促进进口，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根据 WTO 的报告，美国 1996—2007 年平均最惠国关税水平为 5. 2%，比欧盟低1. 2 个百分点。1979 年美国实际进口关税水平为 4. 2%，1985 年下降到 3. 5%，1995 年进一步下降到2. 5% ; 2005 年只有 1. 4% ，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 1. 2%。1985 年以来，美国经历了两轮大的以贸易不平衡为基础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以此指责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并不断挑起有针对性的贸易摩擦。但从总体上看，美国实际征收的反补贴、反倾销关税并没有显著提高，反而在大幅下降。根据美国海关 2009 年和 2010 年度报告，2005 年，美国海关反倾销和反补贴分别 征 收10. 01 亿和 9. 95 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2009 年大幅下降到 2. 89 亿和 0. 11 亿美元，均明显低于 2008年水平; 2010 年也分别只有 2. 98亿美元和 0. 16 亿美元。2010 年 3 月，奥巴马政府提出 5 年出口倍增计划，希望创造200 万个就业岗位，但政策中并没有包含进口替代的内容。同年 8 月份，奥巴马又签署了制造业促进法案，也没有明确提及 “再工业化”内容，而更多的是对研发创新的垄断控制。实际上，美国政府关注贸易赤字，更多的是从宏观政策和经济安全的方面考虑，并没有大规模采取进口限制政策。

四、我国进口战略目标

( 一) 总体目标

将实现贸易进出口动态平衡、减少社会福利损失、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进口战略对策的总体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通过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改革尽可能减少进口限制，释放进口能力。将实现贸易平衡作为进口战略的总量目标，既不是要人为地限制出口，也不是人为地增加进口，更不是为了平衡而平衡。

( 二) 结构目标

一是通过调整关税，减少一般产品的进口限制。通过多种方式，减少一般产品进口限制，下调一般产品进口关税，使我国实际关税水平有明显的下调。争取 “十二五”期末，我国实际关税水平整体下调0. 5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关税总水平再下调 0. 5 个百分点。二是扩大消费品进口比重，减少社会福利损失。通过关税和消费税的调整，结合国内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刺激国内需求，增加最终消费品进口需求。争取“十二五”期末，消费品进口比重提高到 5% ～ 7%，到 2020 年，消费品进口比重提高到 8% ～10%。三是改变生产型和进口替代型的关税政策体系。对于非敏感领域和一般产品，在调整关税的同时，争取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关税并轨，改变重生产和重进口替代的关税政策体系。四是把握好先进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关键设备进口支持的时效和力度。通过适时调整 《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把握好先进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关键设备进口支持力度，适度保护国内技术市场和敏感产业。五是建立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体化政策体系。整理存在于不同部门之间，服务于不同政策的技术创新目录，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领域，依托重大项目、重点实验室和重点企业，研究建立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六是加快汇率改革和金融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是进口战略的重要政策支撑。要在有效评价和妥善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和金融改革。

五、对策建议

( 一) 对进口产品实行年度暂定税率的方式，下调消费品进口关税

实行年度暂定税率是各国单方面下调进口关税的通用方式，我国目前对石油、矿产品等进口也普遍实行年度暂定税率。在我国加入 WTO 前，美国对我国实行的年度最惠国待遇实际上也是一种单方面广义的年度暂定税率，其目的是通过从我国大量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作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年度暂定税率，可以在单方面下调进口关税的同时，有效地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权益。

( 二) 统筹进口关税和消费税，有针对性地降低一般消费品的总体税负水平

我国对进口消费品征收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我国的增值税率与国际基本接轨，但进口关税，特别是消费税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使得我国制造的部分消费品在加保险和运费后，到达发达国家市场后价格却明显低于国内价格。因此，在下调进口关税的同时，还应根据国内外价格水平，从启动内需的大局出发，适当下调部分消费税率，确保中国制造产品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同时，要根据进口商品特点、消费群体的变化和国际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奢侈品目录。( 三) 全面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尽快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汇率政策是我国进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核心环节，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不仅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也可以充分释放国内进口能力，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有效减少贸易顺差和社会福利的流失。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货币组织内的话语权、投票权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滞后，我国缺乏体现这种实际影响力和国家利益的货币手段。同时，很多人担心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是，日元国际化经验显示日元升值在中长期并未改变日本的贸易收支状况，也没有对日本的出口竞争力构成实质性影响。

( 四) 建立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一体化政策体系

我国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政策总体上仍然与国内研发和创新政策脱节，造成技术和设备进口分散、重复进口、国内相应的研发投入分散、重复投资。建议根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落实要求和产业发展需要，针对 《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集中有限力量，依托重点工程和重点实验室，制定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的一体化政策体系，抓好清洁能源、高档数控机床、船舶、铁路机车、汽车、航空、通信等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产业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 五) 协调进口和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利用好进口和利用外资政策之间的关联和替代作用，通过进口相关政策调整积极引导外资企业转型，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通过进口、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建设等相关政策调整，引导外资企业由出口导向转向国内市场，由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转向挖掘中国人才优势，由被动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转向主动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市场建设，由制造基地转向国际性研发设计营销平台。提升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带动和技术扩散能力，带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 六) 通过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减少对进口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

我国经济发展对外部能源资源的依赖具有阶段性和结构性特点。首先，转变目前粗放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方式，走低碳环保的发展道路，可以有效地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其次，转变目前过分依赖外需，过分依赖制造产品出口的发展和贸易模式，也可以有效降低能源密集和资源密集产品的出口，因而减轻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再次，鼓励资源开采和加工型企业 “走出去”投资建厂，由直接进口资源产品转向进口能源资源密集型产品。

( 七) 全面提高国际化水平，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大宗产品定价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一个经济体的资源控制能力、金融控制能力和跨国公司实力。过去十年，我国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和经营，培养了一批跨国公司，控制了一些资源，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议价能力。今后，要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和经营，同时要加大汇率改革和金融改革力度，支持国内金融机构 “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提升金融支撑和影响能力。

( 八) 积极实行自贸区战略，通过各种形式的制度化安排，逐步取消主要贸易伙伴间的关税限制

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国际贸易体系中开放度最高、市场发育最好的两个自由贸易区，自贸区内实行零关税。目前，我国与东盟等 19 个经济体签署了10 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 9 个协定已开始实施，但是除东盟和我国台港澳地区，我国与其他签有自贸区协议的贸易伙伴贸易额非常有限，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有限。未来，应站在战略的层面，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推动 “中日韩自贸区”和 “亚太自贸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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