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中的金融战略
l 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
完全以经济的视角解读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争霸战是片面的，但是，我们确是可以发现两国的竞争中存在着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获得其在欧洲以致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甚至可以说，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的现实地位是历史性地渊源于重商主义，并在十九世纪在全球取得的胜利。而重商主义的胜利不再是更早世纪的贸易航道与海权的争夺，实质上其确定了金融活动的国际地位与金融力量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荷兰过早而明智地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予英国；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战竞争中败于英国后，其贵族体制没有体现出组织广大拉美殖民地经济资源的能力；法国的扩张是非常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这被布罗代尔称为“巨人症”，其放弃海外殖民地甚至可以说是其的一种解脱。唯有英国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的有力的海外资源支持。这难以仅仅用重商主义贸易垄断和市场自由主义等加以解释的，问题的核心是英国的金融长期发展战略。
英国如何组织包括美洲在内的大洲际资源呢？虽然，包括法国、西班牙与荷兰在内的各国都拥有强大海军，并信奉海权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国采取了不同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时期荷兰及后来法国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略。英国人运用了其金融体系有效地组织了大洲贸易，这就是英国人被过早地被讥讽为食利者的原因，而事实就证明了这种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英国是在美国之前在全球组织起国家力量的唯一海上金融贸易强国，其有效地抑制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并将战火烧到欧洲大陆，最终打跨了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
l 两次大战间的德国：稳定的货币高于一切
德国的经济崛起施于煤炭、钢铁以及化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产业工业体系。与法国相比较，德国是工业带动了其金融业的发展，而法国则是金融业推动工业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实力促进了其欧洲争霸的野心，新兴德国是欧洲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一战后的德国深受战胜国主导的欧洲金融体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国企图以债务链条约束这个可怕的邻国。德国金融当局虽然不情愿，但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却是打碎战后捆绑在德国身上的债务金融锁链的法宝。尽管这给德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法英等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缚住通货膨胀爆发后的德国了。紧随通胀之后的大萧条为德国开始复仇式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历史机缘。多恩布什指出，大萧条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
德国拥有最为痛苦的通货膨胀的历史，而一战后法英主导的欧洲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了德国的通胀情势。德国的中央银行似乎从那时就一直致力于德国马克的稳定。1985年广场饭店会议后的西德依然坚定地将马克根植于德国国内经济上，而不似日本根植于动荡不定的国际贸易关系上（尤其是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可以说，没有马克的稳定，就没有两德统一进程的顺利和统一后稳定局面的实现，没有德国的欧洲地位和世界地位，甚或说，没有欧元的顺利诞生。
l 冷战时代的苏美竞争：缺少国际货币的超级大国
十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二十世纪的翻版，前苏联是“第三个罗马”，二十世纪的政治军事恐龙。在欧洲混乱之中诞生，在大萧条横扫欧美时，实现了工业农业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其力量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并开始与美英在全球争霸。某种意义上说，美苏的全球争霸战是早年英法竞争的现代翻版，只是核力量对于双方的制衡使得二者的竞争没有体现为“热战”。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实物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其贸易与金融远不发达，其也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市场经济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其力量是局限于东欧的强制计划经济体系。其与美国的国际竞争是军事性质的；而在经济力量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实物经济体系深刻限制了其力量增长，约束了其经济竞争能力。在前苏联垮台之后不久，前苏联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指出，如果依照既有的援助前苏联盟国的计划，前苏联只需要再持续三年就会因无以为继而陷于崩溃。美国国务卿（前总参谋长）鲍威尔在其自传中描绘了前苏联实物经济的价格体系的可怕扭曲，其是借助多勃雷宁的口说出的，价格体系的混乱情况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状况，进而迫使戈尔巴乔夫缓和与美国的对抗性竞争。在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指出，前苏联农场的工作人员用面包喂牛，因为面包要比草料的价格便宜；斯氏还指出，自莫斯科机场到红场的出租车费要贵于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价格。虽然，斯大林治下的苏式教育强调，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将牛奶倒入阴沟的罪恶行径说明了帝国主义危机以使其达到了垂死状态，但是，那场至多持续了十年的萧条没有妨碍美国赢得战争，并在制度上实现了包括金融管制在内的管制经济革命（避免了使用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手段）；而前苏联的实物计划经济却长期保持价格扭曲直至亡国而不得更改。
前苏联是没有力量与美国进行长期的对抗性竞争的。美国人的机器可以大量地印刷出美元来，满足先行消费经济战略下国人的进口需求和扩军援外的需要；而前苏联人必须实行有取舍的实物生产计划，“要大炮，不要黄油”，放弃许多日用品的充分生产，而生产大量的军火。美国的提前消费的战略不仅满足了国人的经济需求，也带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使之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美国的这种金融优势打败了其长期竞争对手。
前苏联自身没有造就出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但是其拥有大量的黄金，也许黄金是可以挽救或苟延前苏联的命运。里根政府伊始，曾经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但是，机密研究报告认为，金本位的恢复的不利结果之一是给予前苏联和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以影响国际经济的能力。里根政府遂放弃了恢复金本位的努力，而前苏联最终也失去了改变其不利竞争地位的历史机会。
二、东亚视角的金融战略关系
十九世纪的中国失去了国际金融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并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金融活动的最低潮。日本在二十世纪取得了金融大国的地位，但是，没有能力保持并发展其金融力量，甚至陷入了金融溃败和长期的经济低迷与改革乏力的泥沼。
l 中国金融的衰落与崩溃：事实上退出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
贡德·弗兰克指出，“中国人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
弗兰克认为，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是亚洲的时代。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东亚的中国事实上处于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顺差大国。然而，这种优势被英国为主体的欧洲商业慢慢打破，首先，英国人发现介入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要比欧亚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其次，英国人发现了鸦片可以改变中国的顺差国地位。中国开始大量地输出白银，这包括那些取得自美洲的白银重又回流到伦敦，进而回流到美国。这种贸易关系的逆转还曾一度引发了美国1837年的白银危机，促使美国白银的贬值而退出流通。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的丧失注定了她金融大国地位的丧失。在十九世纪的后六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内战与外战产生了大量的债务，白银加速外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已经支离破碎、风光不再。
1931年的中国却因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最先走出了大萧条。但是，国民政府从未在事实上控制全国，抗战与内战打碎了初创的金融体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事实上发生了人类金融史上最为惊人、规模最为巨大的金融溃败，崩溃的中心是货币危机。这场金融崩溃在中国埋葬了“金（属）本位”，以致在战后长期普遍地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是以华北山区的谷物小米为计算单位的。黄仁宇称，中国唐代是五谷杂粮的财政，而两宋的经济是江南的水上经济，财政以水稻计量，所以出现了王安石的商业化财政改革。但是二十世纪中中国的金融崩溃事实上使得中国的财政起点倒退到了一千余年，金融关系也全面萎缩，金融沦为财政的薄记。货币发行逐步地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货币本位制。土地非货币化与非资本化、谷物交易非货币化；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事实上终止了半个世纪余。投资与消费长期吃紧，不得不采取全面的计划控制；实物工资替代货币工资，城市长期依赖人口实物配给；商品流通事实上不能货币化，而是辅以票证的计划配给。对外贸易也大幅缩水，事实上是广州一口通商。五十年代，毛泽东狂想粮食产量与钢铁产量能够随着胆量和干劲而激增，结果病态的努力造就了数千万人口的消亡；之后，奢望依靠精神与文化重建来保持稳定的努力形成了迁延更为深广的内部斗争，近临内战边缘。事实上，共和国的实物经济建设一直是在缺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短缺经济是持续若干年的顽症。
这种情况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改变。
l 美日的金融竞争：日元的“矮化”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战后的日本更明确了其经济发展战略，之所谓：“产业立国”、“贸易立国”与“一国繁荣主义”。日本社会从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转变为带有美英色彩的重商主义。这种兼糅东西方的特色的奇异结合事实上开启于美军占领的麦克阿瑟时代。期间，日本也大力地实现了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转型，将对于“天皇”的忠诚转变为对于企业的忠诚，产生了“长期雇佣制”和“年金序列制”等日本的企业文化，而其实质依然是强调以东方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这样的国策决定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非常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企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这种特色经济使得市场的作用受到忽视或抑制，金融市场方面也产生了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关系型金融体系。主银行制是最为突出的日本版金融的代表作。
七十年代初，日本借助于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对于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贸易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优势，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饭店会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得到非同寻常的增长，日元开始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然而，日本的金融体制存在两大漏洞：产业金融而非市场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依附于国际贸易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形成了日本金融脆弱性，尤其是其银行体系的呆坏帐率极高，金融体系的市场敏感度不够，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水平差；后者，形成了日元政策的主动性丧失，贸易关系往往决定了日元的走势，日元事实是由美元的政策决定的，即美国人通过改变美元对日元的比价而占尽先机、大发利市。
升值后的日元并没有适合的金融市场进行稳健运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实体经济产业和金融产业外，便是在国内大幅沽高了投机行情。加之日本金融监管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日本金融投机的热潮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续演，尚不知何时收场。
日元升值的战略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使其改变了商品输出为主的国际竞争的贸易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进入到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大量向东南亚输出生产，但是，却要以美元结算，这样日本的生产输出事实上没有稳定的货币体系基础作为支持。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与美元生死相关，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经济二十年余来的祸根。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难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体系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属监管”。并有所谓“护卫舰队”之说，“护卫舰队”语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的海军，舰队的行进速度往往以最慢者为准，以使整个舰队的一共同行进。这种监管的价值观促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长期低质量发展。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这又反过来推进了日本银行的规模扩张形态为主的竞争。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缺乏，以及“护卫舰队”的监管模式要求照顾弱者，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预示着日本金融全局发生整体性危机的可怕后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银行达到资本充足率8％等措施，暴露了日本银行业的脆弱性，引发了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也被称为“平城危机”，危机暴露了日本社会的深刻问题，这促使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日本的金融改革也只会停留在纸面上。1955年日本自民党上台，长期一党执政，在野党被称为“万年野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3年。政治方面的僵化，推助了政党、官僚和财阀“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和长期维系。1993年自民党下台，日本的政治动荡开始，三年之内换了五任首相。上层改革似乎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而下层则开始松动。在长信倒闭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司员工对企业的忠诚精神停留在表面，近来，韩国大量地吸纳日本的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周末的羽田机场处处可见飞往汉城兼工的日本大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这正在动摇与侵蚀日本的产业根基。而由于人口的下降，日本人均收入依然会在未来的经济水平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每5年提高1％。这说明日本的改革动力匮乏。
日本深受长期经济低迷的影响，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已经是赤字高攀，日本已经成为一大债务国。金融方面，日本在八十年代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暴露了日本金融的脆弱性，加之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破裂的危机中，日本的金融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乏善可称。日本最近开始日元贬值的战略，说明日本的金融改革已经乏力，日元贬值实际上是输出日本的金融危机。
日本对于东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模式上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战略选择和推动产业链式升级，而且体现在以党、官、财的紧密关系为依托的上层体制和强调下层社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依附性结构上。事实上，在1997年以降的东南亚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几乎处处显现出对于日本模式粗糙翻版的痕迹。这种注重产品质量而会忽视甚至漠视市场运行质量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瓦解了整个金融管制体系健康发展的可能性，金融管制失败是非常广泛的。
日本作为贸易大国与经济大国，却未能成功地获得金融大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人的地位也已经丧失。长期的危机使得日本“发展造”的政策金融体系声誉扫地，并将日本置于未来的二流国家的行列。
l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行销全球的好产品不敌坚挺的国际货币
1997年开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绵延千万里，北至俄罗斯，西到巴西。危机所及之处就是在说明一个道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是不稳定的。即便其拥有良好的国际贸易基础和投资环境，但是，决定经济体系的根本力量是金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围绕建立国际贸易秩序为中心的南北斗争，实际上，迫于四处蔓延的金融危机，而修正为货币金融秩序的斗争。斗争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压倒的优势。
穷国即便取得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并在国际贸易中牟取了有利地位，但是，穷国依然要依赖富国的货币和资本。富国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几乎可以埋葬其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财富。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和经济战略不能改变这种金融格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致力于自身的长期金融稳定的发展战略。 二． 美国金融模式全球性扩张战略
美国的金融制度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金融危机来确立金融管制体系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确立共同游戏规则来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强调金融企业的创新，通过直接金融的市场发展大力培育美国的金融资源更生能力，坚定地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的金融模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实中，欧洲正在将其养老基金的运营模式英美化，并日益重视直接金融的作用。
l 危机造
在货币方面。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体系是从稳定货币职能开始的。1900年的《金本位法》最终结束了汉米尔顿开立的金银复本位体制，1914年美联储创立之后，事实上实现了联储兑换钞（即美元）为基准的单一主权信用纸币，货币职能在国内获得稳定。大萧条时期，随着英国等退出金本位，美国也事实上退出了金本位，终止了黄金市场，禁止个人持有黄金。之后美元在国际方面也获得职能稳定，并成为布林顿森体系的基准货币。1973年3月金汇兑本位瓦解后，美国开始完全依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而调整美元政策，美元成为美国国际金融斗争的利器。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使得美国确立了金融市场管制体系，这种金融市场管制体系的建立，事实上，使得美国没有再度爆发“真正的金融危机”（琼·罗宾逊语）。七十年代的金融创新和八十年代的金融放松管制的改革奠定了九十年代的金融立法改革。改革将金融管制的中心由市场方面转移到金融中介机构方面，结束了分业管制，实现了银行的制度性升级，开启了“微观谨慎”的新金融时代。
l 共同游戏规则与不断增强的政府干预
与英国的自律监管不同，更与德国的银行监管的“私有化”不同。美国的金融体制是与其政治法律体系紧密相关。美国人通过大量的金融立法实现了政府对于金融活动管制。
可以说，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起源是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1787的《美国宪法》事实上造就了美利坚自己的重商主义体制。扩展联邦政府的金融管理权力的努力却一直受到强烈的阻碍，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利坚第一银行和美利坚第二银行先后受挫而寿命不长。事实上，即便联邦创立了国民银行体系，但是，作为中央银行还一度是由1857年纽约银行商人们创立的纽约清算所担当，其发挥有如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这突出地体现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1914年联邦储备银行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金融活动――的干预，一直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西克斯用荆轮理论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不断扩张。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中，美国建立了不依靠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政府经济管制体系。这在丹尼尔·耶金所著的《制高点》一书中为美国人称为“第四大权力分支”的管制体系。
对于金融活动干预历经了货币管制、市场管制和金融中介机构的管制三大阶段。美国金融管制事实上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管理的监管上。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信赖“自律”性的金融监管，也没有像德国那样采取金融监管大量依靠外部私人审计的事实上的金融监管的私有化，而是建立了庞大的政府监管力量。
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使得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传统壁垒模糊起来，通过证券市场，这种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关系更为紧密。这说明了美国金融职能的强化与稳定。
然而，美国的金融模式也酝酿着新的变动因素。有如，安然公司的破产案被克鲁格曼称为是对美国更甚于“9.11”的一次打击。其牵涉到纽约与华盛顿的广泛的经济、金融与政治体系。
三． 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战略
l 中国实物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在金融实力上非常脆弱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实物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新世纪伊始就被称为“世界的工厂”。这种生产优势正在稳步地转换为贸易优势。
但是，中国在金融实力方面还非常脆弱。货币经济尚未能覆盖占GDP近五分之一的粮食交易，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市场化，并存在大量的强制信用关系。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生产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而没有实现粮食市场流通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这是一个长期制约金融发展的脆弱点。中国的土地在近二十年是逐渐地商业化，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业，但是，土地的货币化问题没有解决。这将在长期制约中国金融实力的大幅提高。
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量占整个信贷市场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出现大的失误，很可能出现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丧失信心的金融崩溃。中国的直接金融总量不大，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资本市场的监管问题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总体经济管制环境过于宽松的弊病。其中，企业的独立性与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都值得深刻省察。如果不能实现不良金融机构的及时退出市场，很可能造就一个过度退出的时间段，而日本就是在这样时间段里一蹶不振的。债务整理和金融机构的股权改革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进行深刻而广泛的金融改革是危险的。保持经济生产的稳定发展，适时地扩大货币经济范畴，对于金融成长与稳定的意义殊为重要。这构成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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