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对外出版中的新情况过去，中国对外不开放，对于外国人来讲中国很神秘，国外也很少出版有关中国的书，因此那时尽管我们的图书质量不太高，但似乎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要想了解中国，就要看我们的书，再加上有一大批友好人士，是“铁杆”读者，所以发行相对好一点。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多了，国外出版有关中国的书也多了，我们每年出版的书的数量可能只及外国出版的关于中国书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相比之下，我们的出版物不管在编写、设计、印制、推广、发行方面也远远赶不上他们。再加上国外读者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和我们不一样，要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图书不那么容易。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是对外出版的补贴经费相对来讲是越来越少了，对外出版物也已经完全商品化了。
我们的对外出版物不再是白送或半送半卖，而是明码标价，要读者掏腰包，也就是说，要参加国外图书市场的激烈竟争。可是稿费涨上去了，印制费涨上去了，人员开支也上去了，而发行量却在不断下降。这些变化不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因为形势起了变化，因为我们已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找选题大部分为已出版的中文版成书，或由社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指定选题，由编辑部进行中文加工，然后把中文稿发到语文部进行翻译。好的翻译会根据对象国的情况对稿件作一定的修改，但大体上不作大的改动，因为基本构架是不能动的。更好一点的翻译则还会追求“信达雅”。
而一般的翻译基本上是逐字翻译，中文是什么，外文也是什么，保证不缺不漏。外国专家一般也只润色文字，使其更合乎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如此而已。
这里恰恰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针对性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外国读者想要看什么书。外国读者想要看的书不一定是中国读者在看的书，中国人爱读的书不一定适合外国读者。
中外读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易经一书在国外已经引起了轰动，但如果我们直接将国内的现成版本翻译成外文，外国人可能会觉得无法理解，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伦理的了解。我们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可是要想在一本书中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于是只能在原有的中文版图书上修修补补，增加一些注释等来帮助读者理解。这就是我们多年来走的路。
几十年的老路要不要照样走下去在对外图书出版方面，我们沿用了许多年的做法，即先由编辑大部分不懂外语寻针对性问题我们的中文编辑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作了很多努力，在加强图书的针对性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真正做好，对他们来讲也实在不易。在中国编书，而市场却远在万里之外，他们大多不懂外文，看不懂外国的报刊杂志，无法了解外国读者的心理，要想了解国外市场很困难，出国参加书展的机会也不多，就是有机会参加书展，也只能“走马观花”，而且面对的还是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读者。
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一份能适合不同的语言地区的书稿，真正适销对路也就很难。这样就只能根据经验和感觉来设想选题，也就是“闭门造车”了。
照说翻译同志应该对对象国了解得多一些，但现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照章翻译，不可能进行编辑加工。所以说，在现在的情况下，要解决针对性问题至多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认为，谈针对性实际上就是在谈市场。我们的书要是能让外国读者喜欢，能让他们自觉自愿地掏腰包来买，这就说明有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就是有了针对性。
当然，从我们的宣传角度来讲，针对性中包含着我们想要宣传的东西。所以从广义上来讲，有了市场的书才能谈得上有针对性没人买，还谈得上什么针对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立足市场，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检验的标准。编译合一是解决针对性问题的一条路子我们的翻译人员中有许多人外语水平高，了解对象国的情况，了解外国读者的心理，对国外图书市场比较熟悉。由于有语言的优势，他们在对市场的研究、分析，在选题的把握方面有很多有利条件。只是他们过去没有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对他们也没有这样要求。
一旦把这个责任让他们担起来，我想他们是可以胜任的。针对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的问题。首先，搞好针对性就必须做好市场调查。市场调查一般包括市场需求、读者爱好、出版趋向、市场上已有的同类图书、图书价格，乃至别的出版社的选题计划等。要做好国际市场调查，最必须具备的是语言。作为一个编辑，必须做市场调查，这不可能依靠别人，只能靠自己。
有了语言这个条件，就可以看国外的报刊、出版目录、网上书目、与国外发行商联系和了解需求、收集改进的意见以及参加国际书展等。其次，有了好的选题也不等于就有了好的书稿。
在组稿时特别要注意写法，也就是表达的方式方法。同样的选题，不同的写法，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我们过去出版过不少书，选题不错，内容也很好，但就是因为写法不合乎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书出版了，而销售情况却并不好。可是别人从我们这里买去了版权，进行改写，结果获得相反的效果。这不能责怪我们的同志，因为首先我们的编辑大部分是不懂外文的，我们的翻译也没有改写的要求，专家也只能作些文字上的润色。所以，出的书基本上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逻辑观念、中国人的外文、中国化的设计和相对低水平的印制，再加上几乎不作推广的发行愿

者上钩，又如何能打入国外的市场呢其实，要编好书有一条捷径，即“依样画葫芦”。
就是找一些国外出版的同类的好的图书作参考，从中找出人家好的编写方法，先模仿，慢慢地就能掌握了。这样编写出来的东西，国外读者就容易接受。同时，还要注意国外图书的发展方向。
比如现在国外许多读物都有图文并茂的趋势，如果我们的图书也能有的放矢地增加一些插图，就会提高图书的可读性。
这些都需要不断地作调查研究才行，而编译合一就能比较容易做到。有的同志可能会说，图书与杂志不一样。
图书基本上是由某一方面的专家权威来编写的，写的人本来用的就是中文，一旦成书，要改也难。
我认为，这就需要我们的编辑来做工作。首先经过市场调查和研究国外已出版过的图书，确定了选题后，编辑自己先进行策划，然后寻找合适的作者，将编辑的意图灌输给作者，使最后的书稿能符合编辑的策划要求。
当然，期间编辑与作者之间会有多次的交换意见甚至多次修改，直到最后满意为止。
至于利用成书的情况也需要编辑对成书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请作者修改甚至改写。
总之，编辑在选题的确定到成稿，必须自始至终地按自己经过调查研究后确定的策划方案进行。
当然，编辑自己也要动手修改和补充必要的背景材料等。这样才有可能编出好的具有针对性的选题来。
而在这方面，如果我们的编辑不懂外语，就很难“找到感觉”，也就很难“指导”作者改写成书。图书的针对性问题不光在内容上，还体现在图书的整体上，如图书的开本、封面设计、内文设计、用纸、装帧等。例如，我国通用的小开在日本可以，但无法在西方国家发行，因为不仅读者不接受，书店也不接受。要知道书店没有适合小开本的纸箱，也没有适合放小开本的书架。不同的国家对封面设计也不一样，美国的图书要进入法国就必须重新设计封面。美国人喜欢内文纸白，而欧洲人则喜欢发黄的纸。平装纸皮小说在英美国家很流行，而德国则更喜欢精装小开本的。
总的来说，要想一个样子的版本在不同的国度里都能得到赞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出版不同的版本去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图书，在开本、设计等方面也是不同的。这时，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外国专家的使用。
多少年来，我们请了不少专家，主要让他们对中国同志的译稿进行润色，而很少在选题和编写上发挥他们的作用。我认为，外国专家的作用没有真正得到发挥。改稿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他们参与对选题的策划、编辑，甚至在设计方面都请他们提意见的话，我们图书的针对性就一定会好得多。我社过去的英文编辑室有一位外籍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编了一本《旅游会话》，由于选题策划得好，适合外国人的需要，成为了畅销书。所以，我们在搞编译合一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外国专家排除在外，而要让他们成为一分子，他们的积极性能得到更大的发挥，我们的图书就能出得更好。
重视内涵，提高质加强针对性多少年来，我们在对外图书的出版方面的口号一直是“多出书，出好书”。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我们强调得最多的是数量。出版的三项指标—品种、册数和印张数，缺一不行，有哪一项达不到也不行。但发行量不是出版社管的，也没有经济利润指标。
当时也讲针对性，但由于没有与市场挂上钩，重视的还是数量。结果，书出了不少，经费花了很多，但由于针对性不强、发行渠道不畅等原因，很多书都压在库里。
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效果很差，本来期望的宣传效果也并没有达到。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看这些问题，就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小平同志一向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外文局也提出要注重内涵。重视内涵，落实到图书出版上，实际上就是要抓质量、抓市场、抓针对性。
与其大量出版的图书放在书库里发不出去，还不如少出一些，而把更多一点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出版好书上。也就象打靶一样，要“弹无虚发”。我们要努力做到对每本书都进行市场调查、精心策划、认真编译、精心设计，使其真正成为适销对路的品种。当然还要注重成本核算。这样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出书量会减少，而单本书的费用反而会上涨，但针对性会好得多。练好内功，以利将来大发展。这也是发展内涵会带来的极大的好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口号应该改成“出好书，有针对性地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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