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软实力的增长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我国的旅游业必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美好远景。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至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届时将有1.37亿人次来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为此，我国政府未雨绸缪，早在2000年就首次提出了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宏伟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从“亚洲旅游大国”到“世界旅游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宏伟愿景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在风光美景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旅游业的最具竞争力的无形资源正是因为异域风情中蕴含的异质性文化所承载的吸引力。但毋庸讳言，这种无形资源的硬币之反面却是：虽然文化中存在着共通性和普适性因素，但是，中外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在某些方面又成为旅游的障碍，文化鸿沟两岸的不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视角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碰撞”甚至“文化对抗”。
　　由是观之，承载这种文化和产业双重属性的中国旅游业应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研究和探讨在旅游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对接策略和技巧。全球化进程为当下的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场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步入了“翻译文化论”之堂奥。研究者不再将翻译看作是静止的、纯语言的机械转换，而是将其视为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化不断变化、对接和交流的过程。在这种学术潮流中被奉为圭臬的文化学派的“文化翻译观”理论，其中的集大成者当推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尼内特。在巴尼内特看来，“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巴尼内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
　　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具体来看，“文化翻译观”的理论命题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在“文化翻译观”的视域中，翻译“不仅是把一种语言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而且要对崭新的文化及美学体系进行诠释”。
　　这种指导思想贯注到具体翻译操作中，即：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句子，甚至也非语篇，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文化才是决定信息核心的关键因素。也即是说，篇章、字句不应是翻译者的关注点，而文化义理才是其关注焦点所在。同时，对那些表达的含义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中，极具民族性的而又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的独特语言形式和结构，在翻译中应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在音译的基础上辅以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存在文化共核，世界各国文化的共性大于个性。然而，不同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即文化的个性。
　　因而，语际翻译中便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文化震荡”和“文化休克”，当文化个性造成“词汇冲突”或“词汇空缺”，当源语涉及到不同文化中的人物形象、文学意义、文化内涵及联想意义时，如何找到处理相关的文化因素的最佳途径，是翻译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正是由于文化的个性给旅游英语翻译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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