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的《论说文集》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己经有了很多的译本，或全译，或选译。每有译家翻译《论说文集》，《谈读书》一篇总是不会放过的。王佐良先生虽然并没有致力于《论说文集》的翻译，但就他所译的少数几篇，尤其是这几篇当中的《谈读书》，是翻译界公认的“难以逾越的高山”。现在我们来看看王先生是如何处理培氏的Of Studies的。
首先，语体风格上的契合。培根的Of Studies在行文风格上跟今天的英语己经颇不一样。英语也跟中国的文学语言有着时代“断层” 的现象。乔叟虽然是英国的民族作家，但他的著作今天出版时，为了让普通读者读懂，也需翻译成现代英语。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培根所生活的时期虽然要晚于乔叟，但他所用的英语跟今天英国人所使用的英语也有很大的差别:对于今天的英国读者来说，他的语言至少也可以说是半文半白了。所以，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最大特点便是把握住了原作的语言风格，以半文半白的汉语来翻译《谈读书》。“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徐徐品来，一股古雅之风拂面而来。顺便提一下，王先生用三个“足”来译原作中的三个“for”既贴切，又体现了原作在细节上的特点。
其次，语言节奏的把握。培根的《谈读书》语言洗炼，哲理深邃，可谓妙语连珠，格言处处。不过，如果一篇文字通篇都是格言警句，它反而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谈读书》的一大特点在于作者将这些精彩的、闪光的部分有机地镶嵌在文章的各个部分，语言节奏也是时缓时急:这一特点就像中国古文中常见的骈散结合。在处理这些特点时，王佐良先生做得恰到好处。纵观整个译文，我们发现，
译文的语言节奏和原作的语言节奏几乎是合拍的:原作中凡是具有格言警句的语句，在中文当中基本上都得到了再现。从以下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王先生的这种努力: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are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
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 (冯庆华，2002：396-397)
在谈到各种书籍对人的精神的不同功用时，培根这样写道：
“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ry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王佐良先生则相应地译成: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同上，400-401）
再次，“归化”与“化境”。“归化”与“ 异化”是翻译中常面临的两种选择。所谓“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异化”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钱钟书相应地称这两种情形叫“汉化”与“欧化”。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他们还是希望能读到流畅的译文，希望译家能“归化”外国的作品。当然，“归化”并不是指篡改原作的精神，“归化”实际上是要译者具有两种语言的深厚功力:一些译者之所以采用“异化”的方式，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母语功夫并不到家。王佐良先生译《谈读书》走的是“归化”的道路。仅从篇名看，王先生并没有拘泥于原文。培根的原题是Of  Studies，一般的译家都较为直接地将之译为《论学问》、《谈学问》:这当然不错。但王先生更多的是从文章的主要精神出发来翻译的。Studies在英文中的意思颇为丰富，兼有“学问”、“研究”、“读书”等义;但就这篇文章看，培根重点讨论的是读书问题，所以译之为《谈读书》，颇为适切。更主要的是，在行文之间，王先生能用最为地道的汉语来表达，所以读来毫无“隔”的感觉。比如开头的这一句: the general counsels, 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其后半截很多人会处理成: “纵观统筹、全局策划，最好是由有学问者来做。”因为，他们一见到文中的come best from就立刻想到“最”这个字眼；而王佐良先生则巧妙地处理为:“舍……莫属”这一句式，妙极!
译文中多处体现了王先生在措辞上的匠心，像“怡情”(for delight) 、“傅彩”(for ornament) 、“练达之士”(expert men)、“好学深思者”(those  that  are learned)、“条文”(rules) 、“学究故态” (humour of a scholar}、“寻章摘句”(find tall and discourse)，这些都不是靠查英汉词典得来的语汇，而是译者在吃透原作后的精心处理，是真正的、中国人写出来的典型的汉语语汇; 同时，通观全文，通篇也是典型的汉语句式。当然，译者在追求“归化”时，又避免沉缅于母语表达的快感当中，在使用文白相间的汉语时，没有偏向使用过于生涩的词藻，从而很好地把握了一个语言的“度”。
总之，在遣词造句和风格再现上,王先生的译文都做得恰到好处，在形式和风格上做到了与原文的一致,与原文有同等的美感，灵活运用本国语的长处,充分发掘汉语的韧性和潜力,在传达原文“形”、“神”上惟妙惟肖,达到了艺术性翻译的境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