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璜在五四时期我国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一文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徐宝璜先生唯一的一篇舆论学研究专文,它是研究徐宝璜先生舆论学思想的一份重要文献,也是中国早期现代舆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的发表表明:徐宝璜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的"开山祖",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舆论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
　　在我国新闻学界的地位是人尽皆知的,由于他1919年12月最先出版了我国的第一部新闻学理论著述,取得了"破天荒"的骄人成绩,因此被誉为我国"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不过徐宝璜先生在我国现代舆论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就鲜为人知了。
　　笔者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有幸发现徐氏的数篇重要新闻学研究论文,其中发表于1920年9月的第1卷第7号上的一文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徐宝璜先生唯一的一篇舆论学研究专文,也是中国早期现代舆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这篇文章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徐宝璜不仅堪称中国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舆论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目前所能看到的徐宝璜的有限著述中,徐氏关于舆论学研究的论述除见于一文外,他于1918年10月17日在上发表的(为第二次修改稿)对舆论问题也有所论及,在此文中,徐宝璜论述了报纸的六项应尽的职务,其中两项为"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这是他关于舆论问题的最早论述,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针对舆论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它对舆论问题的讨论缺乏系统性,还只是他关于舆论问题的点滴见解。
　　他的主要舆论学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一文中,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徐宝璜将舆论研究引入了现代学术园地,运用现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比较系统、全面、清晰地论述了现代舆论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篇文献不仅是目前仅见的一篇徐氏舆论学研究专文,也是迄今所能见到的现代中国最早一篇刊登在大型学术刊物上并系统研究舆论问题的舆论学研究专文;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徐宝璜跳出了自清末以来将舆论问题的研究完全隶属于政治文化研究范畴的藩篱,将舆论问题作为独立的学术问题而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考察,从学科独立性上看是一个创举。
　　更难能可贵的是:徐宝璜的这篇现代舆论学研究论文中所述的观点是徐宝璜主持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期间鉴于"舆论二字,常传诸人口,见诸报章,然鲜有考其意义者"的情况,"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以此为议题而开二度之讨论"所得的结果,因此,从文章的产生渠道上看,是经过充分思考和论证的,其中不仅闪烁着徐宝璜个人学识和思想的光芒,也凝聚着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的集体智慧。
　　它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清末以来的近代舆论研究发展到五四时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该文在中国现代舆论学研究史上应当占据重要地位。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文章发表后的八十年余年时间里,几乎所有有关徐宝璜研究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关于这篇重要文章的记载,徐宝璜本人生前也没有在自述中提及这篇文章,以致这篇重要文献被长期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鲜为世人所知,更遑论研究了。
　　徐宝璜在这篇论文中通过对舆论的定义、舆论发达之要件、创造舆论之方法、舆论之能力四个方面的问题的探讨,对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但却是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有系统的研究。他很可能是最早对"舆论"现象作出简洁明了而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界定的现代中国学者,他指出:"舆论者,在社会上占有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在他看来,舆论首先是一种意见,也即人们"对于事务,判定其是非,表示赞成或反对之意"。其次,能成为舆论的意见必须是自由的意见。也即是说"必人民有发表意见之自由,然后有真正之舆论,否则伪造者尔。"徐宝璜将舆论分为真假两种,像袁世凯那样罗织党羽,"以威迫利诱之手段,使各团体纷上劝进之表"的行为就是伪造民意,这种伪造的民意"又岂有一顾之价值?"因此,真正的民意必然要是人民的自由意见。
　　不仅如此,徐宝璜还特别对"自由的意见"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所谓自由的意见事实上也就是人民自由选择某种意见的自由。徐宝璜认为,自由的意见并不是指"意见必出于主动也",社会普通大众通常缺乏对于事物的判断能力,因此对许多事情常常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而以其所信任或所仰望者之意见为意见。"这种情况不仅对于一般大众如此,而且对于少数优秀分子也是这样。因为人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其意见多少必受环境之影响,而不能绝对超出社会之外。故吾人可曰,世无绝对自动之意见。"这也就是人们常需通过宣传鼓动来引导社会意见已形成舆论的原因。不过,意见虽出于被动,"然欲为舆论之根基,则此意见必为人民所自由选择者耳。
　　若有某种势力,强迫人民采择取一种意见,或使其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则真正舆论不能成立。"徐宝璜将个人的自由意见与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得出关于能成为舆论的意见即要出于自由选择又因其必然受到社会心理环境影响而具有一定的被动性的观点是较为合理和深刻的。
　　再次,徐宝璜还提出了一个颇具理论前瞻性的论断,即能成为舆论的意见还必须是对于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共问题"的自由意见。徐宝璜认为,某种意见如果事关公共问题或虽事关私人行动,但对社会能产生巨大影响,方能成为舆论。
　　纯粹关于私人的问题的意见是不能成为公共舆论的。对于"公共问题"的范围,徐宝璜认为它与"民智之程度为正比例"。"在民智不发达之时,公共问题,仅为政治问题。
　　及民智既进,则种种社会问题如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亦皆成公共问题矣。"民智开通的程度越大则公共问题的范围就越广,社会舆论也就越发达。徐宝璜关于"公共问题"的论述在当时来说显然是具有超前的理论价值的,他关于这一概念的论述是以美国的新闻学理论为参照的。他留学美国的时期,也正是美国公共问题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在公共问题的框架体系下研究新闻学的具体问题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已颇为盛行,不过就中国当时情况看,这一观念的引入还较为新颖,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
　　将西方"公共"概念与舆论研究相结合大约始于辛亥革命时期,早在1909年胡汉民就在其论述中提到了舆论的公共性质,不过他没有象徐宝璜这样对舆论的公共性质展开论述;继徐宝璜之后,早期留学日本的新闻学者如邵飘萍、任白涛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将"公共性"的概念引入到新闻学的研究之中,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新闻舆论研究的重要研究范畴。
　　关于舆论成立的要素,徐宝璜还提出它应是社会上占多数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某一社会公共问题,社会上也许会同时存在多种意见,那么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意见就是舆论,占少数的意见就只能称为"反对者之意见"。当然,他所说的数量多少只是个相对的概念,是针对在某一公共问题上执有意见的人而言的,"此之所谓多数者,非谓社会总人口总数之多数。就现在事实言之,此总数之多数,对于公共问题往往不惟无意见可言,且常不注意及之,至注意公共问题而有意见者,反居少数。
　　我之所谓多数者,乃少数人中之多数,乃相对而非绝对的。"在论述舆论成立所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之后,徐宝璜探讨了社会舆论发达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他认为,教育普及、报纸发达、交通便捷是社会舆论发达的三个基本条件。
　　徐宝璜认为,共和政府的决策行为"应视舆论为转移",社会舆论发达与否、健全与否对于共和政治会有较为关键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致力于普及教育,"因教育普及,则舆论方能发达,而政府始有可遵循者也。"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不仅是舆论发达的要件,而且是建设健全的舆论环境的重要条件。
　　首先,舆论既然为关于社会公共问题的多数、自由的意见,那么社会公共问题的范围大小就是决定舆论是否发达的重要因素,而公共问题的发达与否又要取决于民智开通的程度,"公共问题之范围,乃与民智之程度为正比例","而民智之程度又视教育之普及与否为断,故教育不普及,则民智不深,于是公共问题之范围狭小,而舆论亦自不盛。"其次,教育问题事关人民认识、评判事物的能力的培养,如果教育不普及,人民就缺乏正确认识、判断事物的能力,他们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意见就只能是轻信盲从。
　　这样的民智环境是难以在社会上形成合理、健全的舆论环境的。因此,普及教育是谋求社会舆论健全、发达的说要因素。报纸对于舆论发达的重要性在于:报纸能将有关公共问题的事实公诸于世,为人们提供思考和讨论的材料。"舆论乃对于公共问题而发。若此问题之事实,不能传布于世,则舆论将无所根据而未由发生。
　　故事实之传播与舆论之发达,甚有关系。报纸最能传布事实者也。故报纸发达,则舆论自盛。"不仅如此,报纸的另一个作用就在于它除了通过新闻传播事实之外还可以通过言论提供意见,报纸所传播的意见对于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形成具有引导作用。报纸"能将各方面之意见,公布于世,以备国人之采纳",是"最能传达各方面之意见者也,故报纸发达,则舆论亦必随之发达"。
　　在即时电子传播时代到来之前,事实和意见在社会上传播的状况要取决于交通的状况,且"普及教育,与发展新闻业,皆有赖于交通之敏捷",交通不便则影响人们对某一事其相关意见的了解,自然也就会影响到舆论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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