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把新闻自由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和17世纪的，此时关于新闻自由的斗争尚处于萌芽阶段，还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专制的新闻制度。进入17世纪，欧洲早期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关于人的理性、人的权利、国家性质和作用等一系列学说，成为西方各国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和基础。但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这项条款成为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在法律确认的形式，使新闻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制度，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根本标志之一。到了20世纪，包括挣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新兴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在各国宪法中规定公民拥有新闻自由。
　　西方新闻自由的传统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历来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重视以法律的形式来处理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新闻自由是保障一切自由的前提。
　　新闻自由的创始者英国人约翰·弥尔顿在、中就曾提出新闻自由的"天赋论"。他说："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提出了"天赋权利"说，他在中论证了思想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人生来就享有完全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天赋权利的一部分。
　　洛克的"天赋权利"说后来成为美国民主社会的坚固基石，这也构成了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对自由性质的认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则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法治论"，对"法"、"权利"、"国家"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孟德斯鸠对自由的经典阐述。这也看出西方的自由一开始就具有法律的约束。
　　西方国家除了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以外，它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等因素也使新闻自由的观念能在整个社会中普遍接受。在西方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过程中，经历了争取"外部新闻自由"和争取"内部新闻自由"两个阶段。
　　西方新闻界认定，为了保障新闻自由，新闻媒体必须是一个专业化企业，政治上保持中立，并独立于商业价值之外，但实际中媒体的角色却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由于媒体财务收入构成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自广告，同时伴随着在新闻职业化的发展和强大刺激下新闻公共关系产业的兴起，媒体似乎越来越无法把持自己。
　　理解中国的新闻自由及中西新闻自由比较我们提倡的新闻自由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不能叫新闻自由。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什么超乎法律的绝对自由，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新闻自由，越是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越没有绝对的自由。
　　当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历经数百年之后，最终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时也无法达到新闻自由内涵第一阶段的"新闻自由是绝对的自由"，即使采取这种直接保障新闻自由的方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新闻自由内涵第二阶段的"新闻自由包含责任"。
　　新闻自由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只是寻求一种在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会是绝对的，因为法律是服务于国家机器的，所以在宪法中将新闻自由确定下来虽然是体现民意的，但是它从根本上还是有服务于国家的倾向的。全球化背景下，新闻自由更多表现为本国利益与自由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对具体的新闻报道的筛选，发挥着传播学中所谓"把关人"的作用。
　　比较中西新闻自由，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随着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国际媒体越来越规范，规定"禁用词"就是一种"一体化"趋势的体现。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德国工会司法部长说，布什急于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无非是想缓解国内的各种矛盾，这与当年希特勒的做法如出一辙。这一说法被新闻媒体说成"德国部长把布什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美国白宫发言人称，此事是令人难以忍受和无法理解的，这些话毒害了两国之间的气氛，是对美国总统"没有理性的攻击"。由此美国和德国的关系迅速降温。这场风波以后，有人指出："禁用词"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道德问题，搞不好可能演变成国际性的政治麻烦。设置"禁用词"既是保障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必要措施，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些必要限制。
　　应形成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西方有悠久的新闻自由传统，我们在对新闻自由的探索上，时间比较短，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需要我们不断的摸索和积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传统。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在传统中吸取营养和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不断的学习西方有利于我们新闻自由的理论，从而形成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理论。
　　邓正来先生认为，"坦率而言，自严复翻译穆勒名著以来，已近百年，除了非学术的因素以外，真正阻碍国人把握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根本问题者，最主要的便是这种'印象式'的论辩，而其结果只能是在实践中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要么对自由主义施以滥用，要么对自由主义做简单却彻底的否定"。因此，做为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怎样把我们的研究走向更深入的层次，怎样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是我们肩负的重大使命。
　　舆论监督的功能。这是指传媒运用舆论的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发展的一种社会行为。它不仅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且是一种政治权利。
　　中国宪法对这种权利予以充分肯定。正确地开展舆论监督，不仅有利于推进党和政府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而且有利于推进廉政建设、防止滋生腐败现象，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需要借助新闻舆论正确反映社会舆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新闻舆论引导社会舆论，可以让健康的、向上的舆论占主导地位，让歪风邪气和社会丑恶现象受到公众的谴责，让正义的意见积聚成强大的力量。
　　结语"新闻自由是危险的"。这个危险不是来自外界对新闻媒介自由的干预，而是来自新闻媒介对新闻自由的滥用。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也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
　　然而，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健康、自由地发展，直接关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我们应把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发展演变作为前车之鉴，引导我国的新闻事业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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