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项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之同时，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层次的矛盾也日益凸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履维艰，和谐社会目标建设面临挑战，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依然，东西部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其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时期，以至于有的学者将这种巨大差距表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1］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相适应，各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日益向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转移。对此，金融界谓之“一江春水向东流”;银行信贷资金上“农转非”和“乡养城”。［2］由此，研究我国区域金融资金配置效率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导出“二战”以后，伴随发展经济学的勃兴，西方出现了系统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著。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W．Goldsmith．提出了“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这一著名观点，并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金融发展”。［3］戈德史密斯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确立了研究框架，提供了研究分析工具。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RonaldI．Mckinonon和EdwardS．Shaw先后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问题，并提出了与传统货币理论迥异的政策主张。根据RonaldI．Mckinonon和EdwardS．Shaw．的分析，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发展的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抑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4］金融深化是指政府如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可以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5］。因此，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将两人的研究成果总结为“麦金农—肖模型”。该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出发，根据有关东亚经济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政府在金融部门发挥作用的新政策框架———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论”的假设前提是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但在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成立。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代理行为和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选择性的政府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发展［6］。中国学者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日益加剧之际。王广谦认为:“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对经济的贡献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1)促进了要素投入的量的提高。金融发展使可能储蓄转化为实际储蓄，从而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储蓄率;同时金融还促使储蓄最大限度的转化为投资。而且，金融还使就业比重提高。金融对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使其在经济总增长率中的贡献达到9．1%。(2)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发展促进了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这方面的贡献大约占到总增长率的1．9%。(3)金融业产值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在发达国家，该项比重已占到GNP的15%－20%。金融业产值的快速增长使其在经济总增长中的贡献达到8．6%。金融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使其在总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达到五分之一。［7］”此外，汪兴隆(2000)、周立和胡鞍钢(2002)、杨永恒、胡鞍钢和张宁(2006)都对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8－10］。西方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纳德•I•麦金农、爱德华•S•肖、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其个别研究结论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国情。比如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就无法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滞后问题。因为金融抑制在我国是普遍现象。就利率而言，全国是统一的，并不是某一特定区域的特有现象。我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区域金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大多选取相对宏观的视角。本文在继承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资金配置效率差异，探讨产生差异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三、方法论与数据戈德史密斯所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通常，人们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额与GDP之比，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麦金农在衡量一国金融增长时，主要使用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衡量标准。通常，人们一般将其简化为M2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显而易见，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都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在我国，由于缺乏地区金融资产和地区货币供给量的完整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金融相关比率和货币化率指标，而只能使用比较狭窄的存贷款指标替代金融资产总额。此外，金融相关比率特别是货币化率指标的倒数(GDP/M2)实质上是金融效率指标，其含义是单位货币供给量所能推动的GDP产出水平。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相关比率和货币化率指标越高，表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主要使用以下指标具体分析我国各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1．金融相关比率(D+L)/GDP，这是比戈德史密斯所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更狭窄的一个指标。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机构主导型的，银行间接融资仍占据主体地位，故(D+L)/GDP基本上可以反映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或经济的金融化程度。

2．贷款产出率(GDP/L)，这是目前比较理想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其含义是单位贷款所推动的GDP产出水平。由于贷款(L)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因而它距离实体经济更近，更能体现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3．存贷差(D－L)，存贷差具体反映一个地区贷款的自给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同时反映一个地区金融资金的流失程度。在我国，由于外汇储备存量巨大，央行不得不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因而各地区基本上都体现为存差。在相同存款准备金率下，存差越大，体现该地区金融资金流失越多;存贷差越小，表明该地区金融资源利用越充分。4．存贷比率(L/D)。存贷比率与存贷差具有基本相同的意义，不过它只是相对数而已。一个地区存贷比率越高，表明该地区金融资源利用越充分;存贷比率越低，表明该地区金融资源流失越多。通过对以上四个指标的比较分析，基本可以比较准确地评估我国各地区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并发现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某些有价值的特点。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2009年《中国金融年鉴》地区金融篇的官方统计资料。

四、分析结果

分别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8年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效率情况;表4是2008年我国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排名;表5是我国各地区2004～2008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变化趋势情况。由表1－5，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经济金融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并得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分析结果。

(一)“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依然如故早于2001年，胡鞍钢教授曾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描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党中央也早于1999年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但10多年过去了，胡鞍钢教授所描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依然如故。具体表现是:

1．2008年，东部地区的GDP(191041．56亿元)仍然是中部地区(77922．11亿元)、西部地区(58256．55亿元)的2．45倍和3．28倍。

2．就具体省区而言，地处东部地区、中国最富有的广东省2008年GDP为35696．46亿元、存款为55086．59亿元、贷款为32507．47亿元，而地处西部、最贫穷的西藏自治区同年GDP只有395．91亿元、存款为829．02亿元、贷款为219．32亿元，前者分别是后者的99．18倍、66．45倍和148．22倍。3．如果我们依据表5将最本质的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贷款产出率(GDP/L)按0－0．5、0．5－1．0、1．0－1．5、1．5－2分为四组，那么，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仍然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具体见表6

(二)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区域差距明显:“东高西低”我国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决定其在金融资源占有和支配方面占据优势地位。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存款(293731．36亿元)、贷款(193939．90亿元)分别是中部存款(85862．61亿元)、贷款(53457．70亿元)和西部地区存款(78291．88亿元)、贷款(52040．43亿元)的3．41倍、3．63倍和3．75倍、3．73倍。

(三)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并不匹配就整体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而言，我国中部地区最高，单位贷款所推动的GDP产出为1．46元;西部地区次之，为1．12元;东部地区最低，为0．99元。就分省、市、区而言，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前5名分别为:黑龙江、西藏自治区、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后5名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宁夏自治区和重庆市。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错位和悖论。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之同时，在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存在一些比较费解的现象。

五、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为什么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仍然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为什么我国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差距?为什么我国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并不匹配?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基于金融学的分析视角，我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金融体制、金融法规则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兹择其要者，条陈如下:

(一)全国范围内整齐划一的货币政策众所周知，我国货币政策是一体化的。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统一由央行(实质上是由中央政府)高度控制，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种一体化货币政策并没有真正体现我国复杂的国情。当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出现过热而中西部经济尚冷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控制物价上涨，央行会实施“一刀切”的紧缩政策，这样，势必形成“东部害病，中西部吃药”的不合理格局;当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时，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促进就业，央行也只能配合财政政策加大对东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凡此等等，东部地区总能够得到更多的货币政策优惠，也能最大限度地更多的占有金融资源。

(二)商业银行体系的功能紊乱首先是机构布局东部化。在2008年度70家最大商业银行中，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其余54家商业银行中仅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重庆银行、富滇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重庆三峡银行、成都银行、宁夏银行、贵阳市商业银行、西安市商业银行9家在西部地区，具体到西北就只有宁夏银行和西安市商业银行2家;如果按照2007年50家最大商业银行排名，整个西北地区仅有西安市商业银行一家银行入围。全国仅有的16家上市商业银行，无一例外地集中于东部地区。其次是管理体制僵硬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分支行制，从总行到省一级分行到地市二级分行，再到县区支行，管理层次至少四层，这样的管理层次特点影响了信息传递和决策的效果。在业务权限设置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强化了风险防范意识，中国四大行于1998年以来将贷款管理权限上收到省分行一级，地市级分行只有50万元收回再贷款审批权限，县市级支行有的只有10万元收回再贷款权限，有的支行则完全没有审批权限。没有贷款审批权的商业银行实际上已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而沦为“储蓄所”了。应该承认，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金融”态势。大型国有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都集中在中心城市，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全部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金融机构区域布局的不合理以及商业银行管理上的分支行制，直接导致改革开放30年来，金融资源持续不合理地向中心城市集中，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此种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差距，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三)《商业银行法》存在严重缺陷。《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实行分支行制。此从法律角度为中西部金融资源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内部流向东部地区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商业银行系统内金融资金东流数量恐怕没有人能够准确说清楚。

六、政策建议显而易见，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是由现行不合理的宏观金融政策、法规和体制造成的。为此，完全有必要利用“看得见的手”实施反向调节，实现金融资金向西部地区的回流。当务之急则是构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具体设想是:

(一)实施有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地区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减少通过上缴准备金带来的区域金融资金流失。我们建议，将西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相应下调3－5个百分点。这样，既可调整和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又可为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多留超额储备，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二)大力强化银行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1．发展中小银行，专门服务社区经济西部地区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中央投资兴办的现代化大中型企业(比如军工、机电等)，有落后脆弱的地方工业、乡镇企业，有相当原始的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水平较低、市场化水平更低，这是东西部经济结构方面最重要的差异所在。当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典型的表现是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向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收缩。由此，西部县域经济将出现金融服务“真空”地带。这极不利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并有进一步固定、强化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之趋势。不积极开拓广大的西部农村市场，就很难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面临需求约束的情况下，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无论从西部大开发还是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讲，都有必要积极发展县级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夯实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2．建议修改《商业银行法》，推动商业银行组织体制改革，弱化分支行制具体考虑是:除4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其它银行机构一律实行单元银行制，限制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即使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县域分支机构，也可实行“准法人制”或“单元银行制”。可依据法律规定，将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比如75%以上用于所在地经济发展项目。“准法人制”或“单元银行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西部资金东流，进而削弱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穷帮富”的经济现象。事实上，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其中的效益性原则已为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预留了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实。

(三)借鉴美国经济立法经验，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就是鼓励并要求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向其所在地区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小企业、小农场提供贷款，并制定相应衡量标准，由有关监督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的CRA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CRA的出台和实施，对促进美国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建议借鉴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相应颁布《西部开发法》。通过经济立法，稳定、强化西部大开发，将西部大开发作为长期的历史任务，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四)强化领导，公平分配政策资源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人选按省区设置，一省(直辖市、自治区)一人，以保证西部地区能够公平地得到政策资源。通过以上途径，可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寻求必要的金融政策支持。当然，改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扬长避短，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积极参与全国和全球的社会大分工，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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