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性商品国际贸易及其价格波动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资源性商品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 速 上 升。与 1998 年 相 比,2008 年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资源性商品贸易额增长了约 6 倍,达到3. 6 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贸易总额的 15% 左右。其中矿产品和有色金属贸易额分别为 3080 亿美元和 3600 亿美元,而以石油为主的燃料贸易更是高达 2. 9 万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资源性商品国际贸易总额大幅下 降 了36% ,但仍 高 达 2. 3 万 亿 美 元。WTO 的 《2010 年世界贸易报告》以 “自然资源贸易”为主题更加凸显了资源性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21 世纪以来,石油、矿产品和有色金属国际价格波动频繁,但总体呈上涨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 IMF InternationalFinancial Statistics ) 数 据 显 示,2003—2008 年,世界能源价格和矿产品价格分别上涨了 234% 和178% 。2008 年 下 半 年, 特 别 是2009 年一季度之后,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资源性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其中石油下跌 61%,金属下跌 45%。2009 年末 2010 年初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资源性商品价格又复呈上涨趋势,其中金属价格上升 48%,能源价格上涨 26%。近期受欧美债务危机影响,资源性商品价格虽有所回落,但仍在高位运行。针对资源商品国际价格高位波动的态势,2011 年 4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议和2011 年 5 月二十国集团大宗商品研讨会均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其极可能引致世界经济进一步下行风险,国际社会必须协调合作,以维护实体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表 1 列示了 1995—2011 年原油、天然气等六种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波动情况。中国是资源贸易大国,铁矿石、铜、肥料、煤炭进口以及稀土、焦炭、钨、锑、铟、萤石出口居世界第一,原油进口仅次于美国。根据WTO 统 计 数 据,2009 年, 在 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资源商品进口量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进口依然保持增长,且增幅高达 22%,其中煤炭进口增加了 3 倍多,原油进口增加了 14%。另据 OECD 的研究结果,2004—2009 年,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其实一直高于外部需求。近年来中国虽然加强了对矿产企业生产环节的产权、环境与用工管制,并对部分资源产品出口实行相应的配额管理,但中国依然是稀土、钨、锑、萤石等稀缺战略性资源的主要出口国。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却并未获得相应的市场地位,反而在石油、铁矿石、稀土等诸多资源性商品贸易中长期遭遇定价权缺失的尴尬。铁矿石、石油等进口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缺失一方面大幅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严重侵蚀下游产业利润 ( 以铁矿石为例,据中钢协前常务副会长罗冰生估计,由于价格上涨,2010 年中国钢企多支付了2000 多亿元的进口成本,相当于同期中钢协统计的77 家中大型钢企利润的两倍) ,不利于中国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另一方面助推物价,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而稀土、钨、锑等稀缺战略性资源的长期低价出口必将影响国内的稳定供给,削弱中国技术发展的比较优势,危及中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二、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演化趋势分析
定价格局决定价格走势。为此,研究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问题,首先要明辨其定价格局。总体来看,世界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目前正发生如下变化:
( 一) 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外部政经环境的变化
1. 全球经济再平衡深刻影响资源性商品供求格局
全球经济再平衡是针对全球经济失衡而言的,尽管有学者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概念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在金融危机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幌子,但其所包含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涵包括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储蓄、高出口、资金输出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高消费、高进口以及资金输入,前者普遍注重实体经济发展,而后者虚拟经济发展迅速甚至失控。再平衡的要点在于结构调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再工业化以增加自身供应,对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场加强监管等。由此,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对资源性商品的全球供求、期货市场和国际价格产生深远影响。
2. 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成为影响资源性商品价格走势的重要因素
以美国为例,由于资源性商品贸易主要以美元计价,而美国又长期奉行宽松货币政策,这是导致石油等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 2008 年之前不断走高的重要因素。危机期间,美国为走出经济低谷,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2009 年之后资源性商品价格的迅速回升。2011 年 8 月 1日,在经历了激烈的国内外博弈之后,美国两党就美债上限问题最终达成了一致,同意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至少 2. 1 万亿美元。这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美债违约问题,但却进一步增加了美国推行第三轮货币宽松政策 ( QE3) 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国际社会对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上行的预期。
3. WTO 对资源性商品贸易规则的探讨将对其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存在垄断、补贴、出口控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诸多存在争议的领域。尽管石油、铁矿石等资源性商品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但 GATT/WTO 对其贸易规则的探讨自乌拉圭回合便已开始。WTO 的 《2010 年世界贸易报告》更是以自然资源贸易为主题,在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方面,具体探讨了出口国对资源的出口控制、资源勘查补贴、资源导向型投资、竞争政策以及油气管道的非歧视接入等问题。在此背景下,WTO 极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或者下一回合将自然资源贸易问题正式纳入多边谈判议程。WTO 对资源性商品贸易的规制与干预不可避免将影响到资源的国际供求与价格。中国既是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进口大国,又是稀土、钨、锑等资源的出口大国,WTO 对资源商品贸易的规制对中国的影响复杂而深远。例如,2011 年 7 月 5 日 WTO 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认定中国对铝土、焦炭、萤石、镁、锰、金属硅、碳化硅、黄磷和锌九种原材料的出口管制违规,并极有可能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中国的稀土,明显不利于中国扭转稀土、焦炭等资源廉价出口的局面。相反,若 WTO 对原油、铁矿石等资源的主要供应方滥用垄断势力等行为进行约束,则必将有利于其国际价格的合理回归,有利于中国进口。
4. 地缘政治、地区冲突往往推波助澜助推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上涨
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当前利比亚的军事冲突无不与资源有关。而种族矛盾及就业等社会问题也往往酿成局部地区冲突,并在“蝴蝶效应”的传导下波及资源性商品市场。以 2011 年的 “茉莉花革命”为例,该年初突尼斯一名街头小贩因不满城管的粗暴执法而自焚身亡,由此引发了全国性骚乱,并迅速蔓延至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继而导致石油等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一般而言,地缘政治和地区冲突对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的影响 具 有 如 下 特 点 ( 赵 玉 敏,2011) : 第 一, 突 发 性, 难 以 预测; 第二,扩散性,动荡局势会在地理位置临近或者经济、社会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扩散; 第三,放大性,动荡局势引发恐慌情绪,会将动荡局势带来的影响放大; 第四,不对称性,对不同的主体影响效果和程度不同。
5.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因素从多方面对资源产品的国际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就其对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格局之间的单向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极端气候影响能源需求。第二,气候变化影响世界航运格局和资源商品的全球运输,从而影响运输成本和资源有效供给。如随着北冰洋冰层迅速融化,相当一部分在加拿大境内的西北航道将具备更大的发展潜力;2004 年的 IVAN 飓风导致中国对牙买加铁矿的进口停滞了两个月;2008 年的古巴 IKE 飓风也对中国从古巴进口镍矿产生了极大影响。第三,传统能源资源消费影响环境,而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加大环境管制压力、增加开采和生产成本,并促使新能源、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影响资源性商品的供求格局。第四,极端气候现象和环境事件改变人们预期,从而对资源性商品市场运行产生影响。如 2011 年初,澳大利亚发生洪灾,导致铁矿石和焦炭相继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
( 二) 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内部运行机制的变化
1. 资源性商品贸易模式和定价机制发生变化
国际资源性商品贸易模式主要有现货贸易、易货贸易、份额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期货贸易和长期合约交易六种模式。除传统的现货贸易外,易货贸易在资源性商品贸易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越之间铁矿石和焦炭的互换贸易,中国与泰国、老挝之间蔬菜换石油贸易,以及泰国、埃及与伊朗的石油易货贸易等。随着资源导向型 FDI 尤其是跨国并购的快速发展,份额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也逐渐增多,如中国石油进口中份额油占 20% 左右,而许多下游企业为避免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积极进行跨国并购,由此引致大量跨国公司内部资源性商品贸易。尤为突出的是,目前资源性商品贸易中期货贸易已逐渐成为主导贸易模式,特别是原油和有色金属贸易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存在多年的铁矿石长期合约贸易模式也正发生变化,谈判周期不断缩短,并有金融化尤其是期货化的发展趋势。例如,早在 2008 年德意志银行便推出了铁矿石掉期交易,2009 年摩根士丹利、高盛和巴克莱三大投行联手推出现金结算的铁矿石投机交易,2010 年 1 月,印度商品期货交易所又正式宣布推出铁矿石期货。由此,考虑到资源性商品贸易模式的多元化趋势,资源性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在受传统的供求因素影响外,融入了更多的投资、投机、金融和预期等非传统因素。
2. 投机资本呼风唤雨,资源性商品期货市场正逐渐异化
尽管长期以来期货市场在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投机资本的日益活跃,主要资源商品期货市场均已成为投机资本的逐利场所,其价格发现和避险功能正逐渐褪色,而投机炒作之风日盛,并由此深刻改变着原油、铜等资源商品的国际定价格局。据 《华盛顿邮报》2008 年 8月 21 日报道,为客户或自己开展投机活动的金融企业掌握着纽约商品交易所约 81% 的石油合约,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油价波动的罪魁祸首。近年来,国际期货市场主导下的资源性商品价格极大地偏离了其基本面。2002—2008 年六年间,世界石油供给和需求分别增长了12. 5% 和 10. 4% ,但其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却分别上涨了 224% 和289% 。这种急剧的价格波动背后,过度投机和期货市场异化是重要推动力量。
3. 横向和纵向垄断程度不断加强使资源性商品垄断定价问题更加突出
以铁矿石为例,尽管两拓合并未能成功,但目前三大铁矿巨头之间的 “默契”却日益明显,已结成事实上的卡特尔,横向垄断势力进一步增强。在纵向方面,国际铁矿巨头和钢铁巨头正进一步融合,例如,2011 年初,澳大利亚矿业企业 EWLPP 公司开始研究投资570 亿澳元建立钢铁厂,而日本、韩国钢铁企业早已向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矿山企业渗透,巴西自身也在加紧发展自己的钢铁产业。由此可见,世界范围内的 “矿钢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与此同时,矿业巨头正加快对产业链全过程控制。例如,淡水河谷公司目前正筹划在中国沿海港口及周边 国 家( 如马来西亚) 建设分销中心和铁矿石散货码头,同时还订购了大量巨型货船。按照该公司的规划,运送到分销中心的铁矿石很可能以现货形式进行销售,并选择利润更大的灵活定价模式。一旦该模式获得成功,则极有可能被两拓复制,从而给中国钢铁公司和国家利益造成严重伤害。
( 三) 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价格影响手段的变化
1. 政府规制成为各国争夺资源产品国际定价优势的新趋势
一国可通过国内相关政府规制政策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该国资源性商品的生产、消费以及进出口,并进而影响相关资源性商品的国际价格。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①一国对资源开采和生产的产权规制、用工规制、环境规制、代际规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开采、生产成本,影响到产量和出口量; ②一国对境内外资源勘查的补贴,对技术研发、战略储备和信息中心的补贴直接影响该国对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对信息的掌控能力; ③一国对其国内相关产业的垄断与反垄断规制直接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 ④通过征收或加重征收停车费,对购买小排量汽车提供补贴等相关税费政策引导居民、企业对资源的合理消费,从源头上减少对资源的有效需求。一定程度上讲,通过对自身经济主体和市场运行进行规制达到影响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并进而维护自身贸易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目前各国可资利用的有效手段。然而,在世界经济不断一体化的今天,一国的政府规制行为往往超越国界影响到其他国家及其经济主体,其合理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冲突是国际多边规制存在的基础和土壤。由此可见,在资源性商品市场运行中,单个经济体内部规制与国际多边规制之间的矛盾与协调是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2. 对外贸易政策体系是各国影响资源商品国际价格的重要手段
资源商品贸易与一般商品贸易有着极大不同,主要体现在: 第一,一般商品贸易中往往是进口国极力控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市场,而在资源商品贸易中往往是出口国极力控制出口以保护本国的有限资源; 第二,一般商品贸易中供方往往压价甚至低价倾销以图占领他国市场,而资源商品贸易中供方往往抬高价格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此外,至少从目前来看,WTO 对资源性商品贸易的约束还较为有限,因而许多国家都利用对外贸易政策影响国际资源商品价格。例如,美国商务部通过 《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对包含矿产品在内的战略性原材料实施严格的出口管理; 印尼 2009 年第 1 号贸易部长条例规定,矿物出口必须使用信用证出口; 俄罗斯从 2009 年 5 月起将石油出口税调高至每吨 138 美元,升幅高达 25%。韩国政府甚至对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征收石油基金 ( 1. 7 美元/桶) 和关税 ( 到岸价的 5%) 。许多西方国家还利用所谓的 “关税升级” ( Tariff Esca-lation) ,也即对初级资源商品进口征收非常低的关税甚至零关税,而对经过加工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资源性商品征收较高关税,以此将资源输出国锁定在产业链低端,提升自己在高附加值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这在稀土进口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3. 舆情信息正成为发达国家争夺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权的利器
发达国家往往制造舆论以引导国际社会视听,从而影响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走势。他们还凭借高素质的研究团队和情报网络一直占据着资源性商品市场的信息制高点,甚至不惜利用商业间谍等手段获取相关数据,并竭力利用这一优势操控国 际 资 源 性 商 品 市 场 价 格。2009—2010 年 的 “力 拓 胡 士 泰案”、每次铁矿石价格谈判之前的舆情大战、西方对资源性商品市场上 “中国因素”的渲染等都充分印证了舆情信息在资源商品定价权争夺中的重要地位。最近日本宣称在深海发现巨大稀土矿藏,其真实性和开采的可行性也耐人寻味。在2011 年 5 月 20 日中国政府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重点提出要 “正确引导舆论,……,争取国内外的理解和支持”,说明中央也已意识到舆情在资源性商品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应对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演化的对策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正日益密切,一些重要资源如原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严重依赖进口,而在稀土、钨、焦炭等资源国际市场上,中国又是主要供方。在资源性商品国际贸易中,中国面临三大利益诉求: 第一,优化贸易条件,争取贸易利益; 第二,保障资源的稳定充足供给; 第三,缓解或抵充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波动给中国带来的外部冲击,维护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而这三大利益诉求明显都与中国在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国际定价权有关。然而,市场势力和国际定价主动权归根结底又由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格局决定。为此,要增强中国在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国际定价主动权,必须积极影响其国际定价格局。针对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定价格局的演化趋势,中国可在如下方面进行努力:
( 1) 顺应全球经济再平衡趋势,积极落实 “十二五” 规划,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消耗基础上的,而这也正是导致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等资源性商品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原油为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对进口原油的依赖日益严重,2011 年上半年,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达55. 2% ,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支撑世界高油价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控制资源需求,要想有效影响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肯定困难重重。而要控制对资源的过度需求,最为根本的,在于顺应全球经济再平衡趋势,积极落实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努力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创新等手段切实抑制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需求和依赖。
( 2) 进一步多元化贸易模式和贸易结算方式,尽可能规避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资源进口及实体经济的外部冲击。如前所述,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近年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资源性商品国际价格的影响是系统而深刻的。有效规避这一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推进贸易模式多元化,比如增加易货贸易、份额贸易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比重; 第二,尝试在资源性商品贸易中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进行结算。通过易货贸易、份额贸易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交易所获得的资源,其价格实质上是一种广义价格,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直接以美元计价的比重,从而削弱了美元贬值对交易价格的影响。而在中国与他国的资源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目前已在部分推行,力拓、必和必拓等资源商品供应方也正考虑在与中国进行铁矿石等资源贸易时以人民币结算的可行性,金砖国家领导人 2011年 4 月在三亚签署的 《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也强调了相互之间进行贸易时以本币结算的重要意义。可以预见,在美元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交易的去美元化应该是一种趋势,尽管其过程必将曲折和漫长。
( 3) 深入研究 WTO 对资源性商品贸易进行约束的现有规则及其发展趋势,积极参与相关研讨与谈判。2011 年 WTO 裁定中国对铝土、焦炭、萤石、镁、锰、硅铁、硅化碳、黄磷和锌九种原材料的出口限制违规是 WTO 在资源性商品贸易规制方面的一个投石问路之举,中国若不能有效应对,必然使自身在今后对稀土、钨、锑等更为重要的资源出口进行管理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为此,必须在深入研究 WTO 对资源性商品贸易进行约束的现有规则及中国入世承诺的基础上,依规而行,据理力争,争取尽快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应以此为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社会对资源性商品多边规则问题的探讨,尤其应主动出击,针对原油和铁矿石等供方垄断问题、发达国家在资源性商品进口中的关税升级、资源导向型 FDI 问题以及油气管道的非歧视接入等问题进行一揽子协商与谈判,以化被动为主动,争取中国应有的话语权。
( 4) 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资源性商品贸易风险预警机制和资源储备体系。鉴于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格局中地缘政治、地区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系统性影响因素的不可控性,中国所能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只能是及早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和资源储备体系。在这方面,美国经验无疑值得借鉴。美国于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为应对石油禁运危机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制度,上限为 7. 27 亿桶,并于 2005 年为应对 “卡特里娜”飓风、2008 年为应对 “古斯塔夫”和 “艾克”飓风袭击动用过该储备,而 2011年 3 月以来,为应对中东局势和利比亚动荡等原因所导致的油价高涨,美国政府又一次考虑动用战略石油储备。
( 5) 进一步优化中国资源性商品政府规制体系。深入思考中国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势力和定价权缺失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国对资源性商品市场运行的相关政府规制措施失当。例如,原油、成品油进口规制和成品油批发经营权规制过度、原油储备激励性规制不足以及成品油价格规制不当是导致中国缺乏原油国际定价权的重要原因; 海外矿产勘察激励性规制不足致使海外可控供给不足是导致中国铁矿石等矿产品国际定价权缺失的重要因素; 而产权规制、进入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不足则是导致中国稀土、钨等战略性矿产品国际定价权缺失的关键。因而,要增强中国在资源性商品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定价权,必须对中国资源性商品政府规制体系进行改革和优化。为此,可从如下几方面努力: ①进一步放开原油、成品油进口以及成品油批发领域的规制,给予适当补贴鼓励扶持民间商业成品油油库建设,以此增强成品油批发零售领域竞争机制的有效性; 加大投入,加快政府战略原油储备体系建设,为政府平抑市场供求提供坚强保障;最终实现成品油批发零售市场的完全市场化,彻底扭转由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所导致的 “买涨不买落”的被动局面。②加大海外矿产资源勘查激励性规制,尤其是补贴力度。③ 对国内稀土、钨、锑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强化产权规制和进入规制,严格社会规制,将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纳入矿企成本核算体系,从源头上遏制稀缺战略性矿产资源廉价流失的局势。
( 6) 进一步优化中国资源性商 品 进 出 口 政 策 体 系。目 前,WTO 对资源性商品出口数量限制管制较严。虽然存在一些例外条款,如一国可出于保护可耗竭资源、保护环境或在国内价格明显低于国际价格时实行限制以确保国内资源供应,但总体而言该问题还是较为敏感。不过,对于埋藏地下尚未开发的资源,成员方一致认为WTO 对其并无任何约束力。此外,WTO 对出口关税的管制相对较为宽松 ( GATT 第 1 条和第 11 条) ,除新加入国家之外,并无具体的关税约束规定。最后,尽管 WTO 对进口关税的约束较为严厉 ( GATT第 2 条) ,但在执行关税和约束关税之间仍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在通过优化进出口政策体系影响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格局方面可作如下考虑:①尽量避免直接的出口配额限制,必要时可征收或加大征收出口税;②可借鉴 OPEC 的经验,对稀土等矿产资源在开采环节便进行限制;③同时也可考虑配合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在不超过约束关税税率的前提下,对铁矿石、原油等进口矿产品适当加重征收进口关税,或者提高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或者降低进口环节增值税的返还力度。这样可化被动为主动,一方面直接抑制进口需求,利用大国地位压低出口国的出口价格,削弱其垄断力量; 另一方面将原来由垄断寡头赚取的部分 “稀缺租金”转移给中国政府。如果政府利用该收入增量进一步补贴、扶持境外矿产勘探甚至境外矿业并购,则更将有利于中国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势力的提升。
( 7) 多管齐下消弭西方资源商品期货市场投机炒作盛行和功能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度投机和炒作扰乱了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秩序,危及世界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为尽可能地抵充其对中国资源贸易和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从如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积极进行沟通协调,督促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的监督与管制。尽管美英等西方国家有着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但现实表明其效果仍差强人意,尤其是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更为糟糕。为此,有必要督促这些国家继续改革金融监管制度体系,尤其是加强对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监督与管理。第二,积极发展中国自身的期货市场,藉此掌控相关资源性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中国在这方面正不懈努力,如大商所 2011 年 4月新推出了焦炭期货。然而,中国期货上市审批制度、交易所体制创新、期货监管以及培育成熟的期货参与者等方面还有漫长的道路。第三,合理引导各类相关企业积极利用国内外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同时对其投机行为进行严格规制。在游戏规则和资金实力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和国际炒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如“中航油”和 “国储铜”事件等。因而,中国相关实体企业不宜过度参与期货投机,而应积极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以此应对资源性商品期货价格的频繁波动。
( 8) 虚实结合,积极应对资源性商品出口巨头的市场垄断行为。尽管国际垄断势力通过限产提价直接影响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世界整体福利水平提高,但由于其超越国家界限,具有政治敏感性,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特定的国际反垄断机制对其进行约束。美国参议院曾要求 WTO 对 OPEC 的限产行为采取行动,但最后也不了了之。由此,当前情况下买方只能从自身出发寻求反制之策。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可效仿 2010 年欧洲钢铁工业联合会的做法,对三大铁矿巨头提起反垄断诉讼,其效果如何不应作过多期待,目的在于对其施加压力。更为根本的是,应在合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抓住资源开发全球化速度加快和国际矿业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有利时机,积极实施以“走出去”为核心的全球资源战略,开发和利用海外矿产资源,打破西方国家对世界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建立多元、稳定、安全、经济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努力影响并改变国际资源供求格局。
( 9) 高度重视舆情信息在当前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舆情信息影响国内外公众和市场参与者对资源供求和价格的预期,影响谈判双方对资源供求形势的判断。不注重舆情引导和信息控制往往导致自身处于被动地位。例如 2006 年,当代表中国钢铁企业的宝钢与三大铁矿巨头进行激烈交锋之时,中国自身却城门失火,透露了许多损己利人的消息。如当时的 《财经日报》 ( 2006 年10 月 18 日) 就曾报道中国在当年1—4 月铁矿石进口大增,并且国内个别贸易商存在大肆倒卖铁矿石的情况,致使三大巨头认为中方需求旺盛。不仅如此,许多国内媒体还大量报道中国房地产、钢铁等行业迅速发展、 “繁荣昌盛”的景象,而房地产和钢铁产业与铁矿石密切相关。这些信息无疑都极大地增强了铁矿石供方的谈判筹码,使宝钢在谈判中处处被动。为此,要想有效影响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定价格局,中国必须加强自身的舆情引导和信息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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