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华盛顿共识是否适合中国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不仅如此，在生产流通环节，市场主体发现价格正处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预期性定价”策略——在制定价格时一步到位，通过大幅度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这种“预期性定价”不仅加快了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彻底失灵。生产流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定价策略，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根据有关统计，200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预期目标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势头，2010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要超过4％，甚至有可能超过5％。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 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 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五，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的财政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是应该优先利用现有的货币资源，还是通过发行钞票解决政府投入资金问题?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将超量发行的货币及时回笼，在不伤及无辜居民的情况下，尽快地控制通货膨胀?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或许能够形成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一些经济学者不承认在西方经济学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的时候，包括印度学者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实践，以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丰富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发展思路，值得中国的经济学界认真反省。崇洋媚外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妄自菲薄不可能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观点。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挺起胸膛，扪心自问，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自己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