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德宁 侯伟丽 阿力同其米克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新疆巴州师范学校

一、自然资源在农业发展中作用的再认识

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忽视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尽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曾讨论过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各种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且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没有给予自然资源应有的重视[1]。在这些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稀缺的要素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要不就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哈罗德—多马模型和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要不就是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制度(制度经济学),其隐含的假定为自然资源是不会稀缺的,而且在将来也不会稀缺。它们关于长期生产和消费的宏观经济模型很少提及环境和资源[2]。生态经济学家H•E•戴利(Da-ly)曾指出,这种传统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经济看做是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自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教科书中关于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与资本的函数,资源和环境被完全排斥在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中,你几乎找不到“环境”“自然”和“污染”等词条。在许多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看来,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是只适用于开放性地球的(即认为地球既可无限地供给人类用于生产的物质,又可以无限地吸纳废弃物)。在这种开放系统下,人们就像美国西部开发中的牛仔,面对无边无际的草原,可以尽情地消费,不考虑资源的耗费和废弃物的吸纳,博尔丁(Boulding)形象地称之为“牛仔经济”。但地球物质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一只孤立的宇宙飞船,它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他形象地称之为“太空人经济”。在太空人经济中,资源的输入和废弃物的输出是受到限制的,因此,量度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产品,而是维持整个自然资本[3]。戴利也把经济增长看做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的过程。人们之所以将一部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他认为随着这种转化的进行,自然资本日益从相对丰裕变得稀缺,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人类经济应该进入“稳态经济”,更多地投资于自然资本,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4]。在非农产业部门自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在农业生产领域,自然资源禀赋则一直是决定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因素。虽然当今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成功实现了由“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成功地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约从而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摆脱了自然资源耗竭的陷阱,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的阶段,农业技术还没有根本的突破,自然资源不能有效地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土地等自然资源仍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分析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而不能像传统经济学理论那样,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资源禀赋看做是既定的因素而忽视其作用。

二、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制约

中国在比较早的历史时期平原地带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这种高密度的人口之所以出现,与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以及传统的地产继承习俗有关,当然也与封建时代的国家政策有关。中国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国君以及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就意识到人口众多是国家强大的保证。正如《管子》中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有男子20必婚、女子15必嫁的法令。越国的勾践也颁布过类似的政令,如家有30未娶的男子、17未嫁的女子,父母会被判有罪,多育子女的家庭则可获得奖励。到秦代,中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体制的牢固的地位,秦代以后的各个朝代基本上执行着相同的政策,每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试图遏制大土地所有制,并扶持小农经济。其结果是人口数量相对较多、密度较高,形成以种植作物为主、耕织紧密结合并大量投入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特别是自明清代开始,这种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人口明代时曾高达1亿左右,清中叶飞跃发展,乾隆当政的6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大关,道光年间发展到4亿。尽管在近代中国由于连年战乱,人口增长有些起伏波动,但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得以确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营养健康状况的改善,加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使家庭生育成本外部化,大多由社会来承担,从而使生育的经济约束趋于消失。中国人口从1952年的6.5亿急剧增加到1978年的9.6亿,使清朝以来本已严重的人地矛盾变得前所未有地尖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农业人口密度(耕地上承载的农业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无疑也是世界上农业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之一。以耕地资源为例,目前中国人口已超过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2003—2005年农业人口密度为5.5人/公顷,而世界平均农业人口密度只是1.7人/公顷,发达国家则仅有0.1人/公顷(见表1)。再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200立方米左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在世界153个国家中排在第121位。而且,全国各流域水资源状况南方和北方差异巨大,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9.6%,人口占44.3%,而水资源量仅占14.5%,其中,人口和耕地分别占了34.7%和39.4%的黄淮海地区,水资源量仅占7.6%;84%的水资源量集中在人口占53.6%、耕地占34.7%的南方地区。中国的“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是密切相关的,农业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有着很强的制约,从而影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和进程。第一,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在劳动力与耕地这两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方面,中国劳动力数量相对过剩,耕地相对不足,易垦荒地严重缺乏,人地比例关系极为紧张。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目标和土地生产率目标之间的关系。美国式的现代农业侧重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式的现代农业侧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中国由于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农业发展的目标必然要以土地生产率为主,兼顾劳动生产率,由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主要有利于增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增收,中国这种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紧密结合的趋势,虽然有利于稳定农产品的供给,但也带来农民增收的困难。第二,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商业化。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都是大规模经营,西欧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也都比我国大得多。而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只有美国的1/170,仅是加拿大的1/350。这种人口压力和人地比例失调一方面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农业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发展非农产业,同时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集约化水平,但对于新式投资和农业商业化经营却起到了抑制作用。中国在明清时期由于无新的农业技术进步,又缺乏能够调剂劳动力的工矿业政策和移民政策,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交织在一起,全部倾注到小农经济头上,这就像一条饥饿的鞭子驱使他们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找出路,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耕与织的结合。因为在这样小块的土地上,无论维持生活或致富,都非牢牢抓住手工业不可[6]。到现在,许多小农仍然存在种“口粮田”“应付田”的现象,商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低,兼业化程度高。第三,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形下,中国传统农业结构以农桑结合为主要特征,这与西方农业结构农牧并举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差异。西方的农牧结合,使得耕地上的一切作物都用人类的食物和家畜的饲料,比之于以农桑为主的中国农业,可以饲养更多的家畜,而更多的家畜不仅可以给人足够的衣食,而且可以给农业生产提供大量的肥料和动力,从而保证作物的丰收,使得西方的农牧业能得以协调发展。而中国农桑结合的农业需要比农牧结合多得多的劳力,在耕地不足且又面临地力下降的时候,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使中国农业走向深耕细作[7]。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畜牧业占很大比重的西方农业比种植业占很大比重的中国农业更具有适应性。英国在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从15世纪起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生产出大量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及世界各地。这一切使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并走向富强。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丝织业的发展,使得种桑养蚕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于是出现了“桑争稻田”的局面。由于种桑养蚕较之于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桑争稻田”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使农村人口减少、城市工业人口增加的情况。应该说,中西农业结构的这种调整趋向,正是人口与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关系制约的结果。由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目前耕地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里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的“生产要素”。因此,只要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农业结构的调整就十分困难。中国农业直到1978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还高达82.3%,而林、牧产值比重分别仅为3.3%和14.0%。到1984年,中国农业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仍高达78.3%,仅比1978年降低了3.9个百分点,林业占8.4%,牧业占13.3%。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或城镇,人地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后,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才出现加快的趋势,林业、牧业、渔业所占比重才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总之,目前中国的农业仍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活动,在人口增长压力下,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程度日益提高,在人均自然资源禀赋急剧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是不容易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却强行把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最终掉入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食品价格上升,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所谓“李嘉图陷阱”之中。可以说,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自然资源约束下的农业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自然资源的约束,劳动力/土地不利的比率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选择,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也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桎梏。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约束条件,选择合适的发展策略。

1.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实现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的转变在农业发展的初期,土地是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主要是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且不引起土壤肥力退化的耕作制度。这种耕作制度的创新尽管能够很好地满足人口年增长率不到1%情形下食品需求的增长。但是,当人口年增长率超过2%时,它就不能保持足够长期的生产增长了。那么,在土地资源的严峻限制下,粮食产量的增长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速水佑次郎教授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的发展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答案。所谓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是指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约从而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早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就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长期效率低下的原因,不在于对现有生产资料使用的低效率,而在于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与生产要素长期得不到更新。这样,农民世世代代只能沿袭古老的、传统的耕作方法,生产率低下,处于极其贫穷的地位。而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20世纪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也兴起了一场以采用农作物高产良种为中心的“绿色革命”,其主要内容是配合灌溉、施肥等技术的改进,大规模推广矮秆、半矮秆、抗倒伏、产量高、适应性广的小麦和水稻等优良品种,曾大幅度提高农业产出。中国过去几十年里,能够较好地解决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杂交水稻的发明和推广、化肥的使用等农业技术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在迎来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增加农业科研的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实现农业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转变:第一,政府要增加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投入。由于大多数农业科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非竞争性产品的特征,决定了市场无法达到农业科技投资的最佳均衡点,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在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技术推广方面担当重要角色。第二,加快农业市场的开放。根据学者有关研究文献,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生产者从农业科研投资中的受益幅度逐渐提高,而消费者则正好相反。在价格不变和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中国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科研投入(如1元),所产生的社会总福利增加量在1997—2011年间总和将达到36.2元,即收益/成本比达36.2,在此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9.6%,但这时科研投资带来的社会福利全部由生产者获得。而在价格可变和不继续增加市场开放度条件下,农业科研投资的收益/成本比为28.6,投资回报率也高达55.8%,在此情况下,科技投资的受益者仅为消费者(因价格下降)[8]。因此,要使农业生产者从农业科技投资中获得充分的收益,就必须逐渐放开农产品市场,同时完善国内农产品流通体制,减少价格波动。第三,要积极引导社会投资进入农业科研领域。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有极高的回报率,但是中国农业科技产权保护制度却很不健全,农业技术产权在市场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阻碍着社会资金流向农业科技行业。因此,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来进行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第四,要改革农业科研的体制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的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针对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实际需求开展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

2.选择合适的农业经营方式,着重扩大农户外部经营规模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要求。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农民可以在自愿和保持土地原承包权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从而形成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这种在农户家庭内部实现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中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农户内部规模经营,这是农业规模经营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形式。另一方面,农户也可以在不改变各自土地占用规模的条件下,实行一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联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跨区收割等农业服务体系,也可以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这种通过农业生产者联合和合作形成的规模经营可以称之为农户外部规模经营。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在中国实行大范围的农户家庭内部规模经营并不可行。一些文献研究也表明,单纯扩大农户的内部经营规模虽然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却会降低土地生产率。这是因为小农场复种指数高和劳动力投入多,实现精耕细作,因而单产相对较高。世界银行对肯尼亚的大小农场土地产出率比较研究的结果,就证明小农场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可见,单纯农户内部经营规模扩大的结果,可能带来部门总产出减少。而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仍是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首选目标。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容忍以牺牲土地产出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发展农业。更何况农村土地集中和农户内部规模经营在微观层次来说也许是有效率的,但如果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制推行,则完全有可能损害整体的和宏观的效率,使社会付出更大的制度成本。许多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实践表明,小规模农户生产同样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农民利用不同地区小麦成熟期不同的时间差,创造了小麦机收跨区作业方式。20世纪90年代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小麦产区。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逐年增加。2007年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达到41.8万台,完成机械化收割3.5亿亩,小麦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81%。联合收割机平均单台单季作业面积由400—500亩增加到1000—1500亩,作业时间由5—7天增加到30—40天,有效作业时间200小时左右。高性能联合收割机的作业时间甚至能达到50天以上,作业面积达4000亩以上。有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联合收割机平均单台作业1200—1800亩,作业时间120—180小时,日本的年作业量仅为300—400亩,作业时间60—80小时。农机跨区作业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农机跨区作业,开展社会化服务,有效提高了农机的利用率,增加了农机手的效益,满足了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机械化水平,解决了“有机户有机没活干、无机户有活没机干”的矛盾。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开辟了我国小规模农业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道路,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3.调整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能只靠中国自身,也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中国人均资源少、经营分散,土地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处于劣势。但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具有明显或潜在优势。这里所谓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主要指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产品,它们的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和价值量大以及附加值高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较强和受耕地资源的制约较弱上,中国的这类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以蔬菜生产为例,其产品单位价值产出所需的土地投入只有粮食的10%—30%,而劳动力需求则是粮食的4—5倍。所以,中国农产品出口重点应由土地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要有组织、有计划地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中国油料作物常年种植18亿亩左右,并且主要油料品种在世界油料生产中名列前茅;糖料作物常年种植2700万亩,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使中国的糖料生产具备了发达国家难以达到的自然和经济优势。二是水果。中国主要水果的价格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苹果、鸭梨、柑橘的国内市场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50%左右,有的甚至低70%以上。三是蔬菜。近几年来,中国蔬菜出口量约为进口量的30多倍,出口金额约为进口金额的50多倍。四是畜产品和水产品。中国目前猪肉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低59%,牛肉低84%,羊肉低54%,并且在日本、东南亚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在水产品生产上,由于中国的水产品养殖和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价格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9]。因此,中国应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农产品出口品种及其规格,发挥比较优势,抢占这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引导国内农产品的结构调整。

4.发展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少的农业大国,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借鉴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避免美国“石油农业”的发展模式。所谓“石油农业”,主要是指依靠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投入的“能源集约型农业”。它通过大量投入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但随着农作物大面积的连年单作和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会导致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农业污染严重,能源消耗也很高,基本上是一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农业发展模式。过去,中国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农民在生产中大量使用了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而且,在发展农业过程中,忽视生态环境建设,过度垦荒、过度放牧,导致农业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8%,每年流失土壤50多亿吨,相当于全世界水土流失总量的1/5。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陆地面积的27.3%,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幅员。全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全国农田受旱面积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只有1.7亿亩,80年代增加为3.5亿亩,90年代进一步扩大到4亿亩。显然,中国农业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难以适应新阶段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农业有必要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生态农业,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所谓可持续农业,按照“丹波宣言”中的定义,是指“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基础的方式,以及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性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久的发展(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维护土地、水、动植物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不退化、技术上应用适当、经济上能生存下去以及社会能够接受的”。生态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这种生态农业,就是要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它是无废弃物、无污染、集约、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和绿色消费观念的兴起,不破坏环境,不滥用自然资源的生态农业在21世纪将会成为全球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应该避免“石油农业”的发展模式,选择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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