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不断走向成熟。本文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沿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从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各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受到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正还是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政府支出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等内生变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此，政府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成熟。
一、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脉络
有关政府支出的最早文献是16世纪20年代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威廉在文中指出，政府必须履行公共支出的职能。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活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它为了履行职能而耗费社会财富会妨碍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因此，政府要尽力减少公共支出，仅用来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来履行国家的义务。随后的大卫·李嘉图也宣扬了类似的思想：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基本上无影响。可见，在古典理论阶段，关于政府支出的研究不多，只是存在思想萌芽。，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投资需求思想，他认为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扩大投资性支出，以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收入和人员就业的成倍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法，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发表了关于政府支出的经典论文。自此，政府财政支出的研究进入财政学领域的正室。
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怀曼斯(1961)提出了“梯度渐进增长论”，对财政支出问题进行了剖析。“梯度渐进增长论”认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只有当社会经历激变时(激变可以是战争、经济危机或其他灾害)，公共支出才会急剧上升，而过了激变期，公共支出水平就会下降，但一般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曲线上，呈现一种“梯度渐进增长”的特征；1969年，德国财政学家查理·马斯格雷夫年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支出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为经济“起飞”阶段打下基础，之后政府将继续进行公共部门投资并使之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支出的范围也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支出的重点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支出重点转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阿罗和库尔兹(Arrow，Kurz，1970)最先将政府支出引入经济增长研究中，他们认为外生的政府支出的变化仅影响经济转移动态，而不会改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1990年，罗默开创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他在“知识外溢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提高资本和知识积累水平(1986)，他在“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明确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对研究开发的促进作用(1990)。至此，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巴罗(Barro，1990)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当政府增加消费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会下降；当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起初会上升，但最终还会下降；Landou也通过对经济平均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Battaglini和coate发现当税率、政府债务以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处于合理水平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arth和Bradley发现实际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负相关；Batro(1990)以及Barro and Sala I Marti(1992)提出的“生产性政府服务公共品增长模型”和“拥挤性公共品增长模型”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性，他们直接把公共支出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并进一步强调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一般均衡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深入研究了政府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格鲁斯曼和赫可普曼指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不仅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力量并获得收益，而且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或称技术的外部性，使公共知识的存量增加。这种技术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提高在该领域支出的
必要性；Easterly和Rebdo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阿格赫恩和豪威特也强调了政府对研究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进行投资的必要性。格罗默和拉温库曼则指出，政府在道路、机场、港口以及公共部门研发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非排他性的和部分非竞争性的，由政府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拥挤性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国学者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运用1998－2000年数据，研究了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同时促进了非农就业增长。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品的边际效应，我国政府劳务是生产性的，扩大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张清(2002)以1952－2002年的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了我国政府支出与经济景气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庄子银和邹薇(2003)的分析也表明，投资增长率、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并不存在挤出效应，相反两者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效应；王力(2003)则着重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对GDP的产出弹性，得到社会文教费对GDP的产出弹性为负，产出弹性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其次为资本性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的产出弹性很小；张明喜和陈志勇(2005)也发现中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 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却认为，政府预算内支出的GDP占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建设性支出与GDP增长率正相关；刘俊英(2008)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考察了政府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非生产性支出和政府机构支出三项支出变量为非平稳的二阶单整，它们与总产出及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额等经济变量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生产性支出即基本建设性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即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地质勘探费三项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机构支出即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在1990年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经验研究文献。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生产性政府支出归类的不同，理论模型的结论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并非完全一致。经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规模、政府支出总量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提高了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Asch Auer(1989)以美国和其他OECD成员国为例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提高了私人资本的收益率和生产率，其中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非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无影响。Easterly Rebel利用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Miguel D.Ramirez将公共资本存量引人生产函数构造了一个扩展的c－D生产函数，利用墨西哥1955－1994年的数据就公共资本的构成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增加消费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Devarajan、Swaroop和邹恒甫(1996)研究了43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而资本性支出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生产性支出过度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Gupta(2005)通过对3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品和非工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关于政府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罗默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如果超过这一比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巴罗(1991)的研究也证明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兰多(Lan－dau，1986)利用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年的数据研究后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Engen和Skinner(1992)对107个国家1970－1985年间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德瓦拉金(1996)等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支出过度使用对经济有负影响。我国学者郭庆旺、吕兵洋和张德勇(2003)利用我国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生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R&D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又大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国学者龚六堂、邹恒甫(2000)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孙群力运用协整理论、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认为在长期内，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Romer(1986)和Lncas(1988)的研究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Romer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生产出的新知识，而Lucas则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溢出的结果。Helms(1985)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回归后发现，增加教育支出可以提高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Glom and Ravi Ku－mar(1992、1997、1998)、Radanovich and Zilch(1999)建立了包括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在内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公共教育支出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增长。zhan(1996)、Miles－Far retie andRou bin(1998)、Braining and Vidal(1999)认为公共教育支出通过鼓励私人投资也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Lan－kan和Simpson(2004)通过将私人和公共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重新考察了政府支出与增长的关系，认为当其他决定增长的因素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响时，公共教育支出对增长的正的、直接作用会被减少，甚至为负，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反应为非单调的，这种关系还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生产的技术参数等；刘治松，贾凯威(2009)采用1980－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方法，对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出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运动轨迹。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国内外相关研究很丰富。从理论上讲，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即“替代效应”，同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即“互补效应”。Bailey(1971)认为政府支出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Barrow(1974)认为如果资本市场完善，理性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前瞻性地认识到当前债务融资对未来税收的影响，则政府支出为筹措资金采取何种方式是无关紧要的；Karras(1994)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对私人消费的支出，政府角色逐渐由补充转换为替代；Tsung－Wuho(2001)通过对OECD的24个工业国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替代关系；我国学者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Shclarek(2004)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效应，但没有证据支持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夏兴园、洪正华(2002)、刘宛晨(2006)对我国政府支出的消费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互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尤其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通过理论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关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层次逐步加深，一般均衡理论得到广泛的应用，永久收入假说、RBC模型以及生产函数得到了拓展；在经验研究中应用了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理论、工具变量等计量分析方法，提高了模型的估计精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如何定义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比如实证检验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比如国内研究的样本数据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截面数据，对面板数据模型的应用较少，比如定量研究的模型分析中较少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区域差异，这些应是未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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