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一种现实主义的再思考

一、关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球化起因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有着共识。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最早起源于16-17世纪大西洋沿岸的自由市场经济，经过300多年世界历史的淘洗，经过国际关系海纳百川式的填充和修正，今天终于形成了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这是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内在逻辑一旦走上了国际化的轨道，是不会停息的。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对这种内在逻辑做出过深刻揭示。”（注：朱锋：“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兼论全球化的定义与动力”，载《世纪之交的欧洲、澳大利亚与世界》，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如他所述，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述的思想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成为解释全球化动力的经典之一。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作了如下精彩的论述：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开始全球扩展、建立起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一个阶段，就是全球化开始加速发展、真正形成的阶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但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却非常契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内在的逻辑，它发展的时间越久，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基于这样一种经济解释，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全球统治。“正像它（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0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种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在国内适应，在国际层面上也适应。与之相对应的，先是在19世纪末形成了全球殖民体系，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形成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仍然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加深了“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剥削。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典型地反映了全球殖民体系结束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并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损害的看法。（注：具体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4页。也可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依附”理论明确地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归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注：See  Samir  Amin,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p.20.）不仅如此，全球化还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注：See  Samir  Amin,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Zed  Press,1997.）
　　因此，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给各个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全球化加强了一些国家，也损害了一些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平等。经济实力的不平等造成了军事实力的不平等。自近代以来，军事实力的发展严重地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说：“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注：［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1页。）19世纪60年代铁路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了俾斯麦“铁血政策”的辉煌战果。肯尼思·沃尔兹在谈到进入核门槛的巨大障碍时说，“技术和规模的限制极不利于中等国家与大国进行核竞争。”（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20-221页。）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决定着国家间的价值分配体系，即国际权力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本质上和现实主义是一致的。
　　经济自由主义同样相信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不过它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没有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相反它相信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可以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加所有国家的福利。（注：对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派”这种相同点的观察，可以参见洪朝辉：“全球化——跨世纪的显学”，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在16世纪到18世纪，重商主义基本支配着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政策。重商主义鼓吹国家管制外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自由主义的兴起就是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指出，世界经济的“馅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贸易可以使各国利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做大经济“馅饼”。（注：席小炎等编：《国际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自由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然地得出了乐观的结论：相互依赖、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的加强将带来世界的和平。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贸易和平论”和新自由主义（“制度和平论”）。
　　“贸易和平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他在《贸易国家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注：See  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Y.:Basic,1986,p.ix.）而且，贸易国家本身也会因为参与贸易而发生改变，可能在国家的内部产生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因此，相互依赖、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将使得和平更加可能。
　　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认为日益加强的经济全球化和日益重要的经济利益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间的合作与和平。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新自由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而是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的关于国际体系研究的结构理论。（注：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由于处于复合相互依赖中的各方意识到发生冲突的代价太高，成员间为了管理和限制利益冲突而达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注：See  Ernst  Hass,"Words  Can  Hurt  You,or,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in 
 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3.）国际制度通过确定议题、提供谈判场所、监督协议实施、增加透明度等可以使国家增强对预期收益的信心，从而促进合作的不断进行。这种合作反过来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信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化时代因此是国际制度进行全球治理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主要解释力的时代。（注：See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全球化呼唤并加强国际制度，国际制度规范和促进全球化。也就是说，国际制度已经从全球化的一个政治结果，发展为全球化的一个政治动力。
　　那么，全球化动力的经济解释是不是可以完美地解释所有的全球化现象呢？这样一个问题许久以来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全球化学者”们的注意。既然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限制了国家的主权，为什么国家还是自愿地步入这一泥潭？如果说因为全球化增添了人民的福利，所以国家乐意顺从这一潮流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欧美国家对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降低劳动者的福利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既然全球化对国家施加了越来越大的限制，为什么国家还是维持着作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地位？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另外一个必须注意到的现象是，在全球化似乎大行其道的今天，世界的大部份地区还是停留于全球化浪潮之外，并没有对这一潮流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主要大国却争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从而表现出“全球化”的特色。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国际政治，而且其动力深深地根植于国际政治之中。
　　　　二、关于全球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结构现实主义本身也不是一种全球化理论。与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结构现实主义从政治的角度对全球化趋势做出了解释。全球化的动力不仅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而且来源于国际结构的压力，深深地依赖于国际政治的基础。在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国家间经济关系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根据沃尔兹的定义，在国家具有相似功能的情况下，国际结构依赖于两个要素：系统排列的原则和单元之间的力量分配。（注：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定义参见《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依靠自助的原则进行竞争与合作，国际结构则对国家进行选择。国际结构的压力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结构使竞争中的国家不断地“社会化”，社会化促进国家的特点和行为之间出现相似性。沃尔兹用公司的境遇来类比国家，“幸存下来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相同的特点，而那些破产的公司则缺乏这些特点。竞争鞭策着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化的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注：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定义参见《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同样，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果不向成功的领先模范学习，那么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随之而来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模仿、学习的过程。社会化导致的国际政治结果既是均势的自然生成，也是各国本身的体制趋于相似。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明显的。例如，在1870年普鲁士令人意外的击败法国以后，欧洲大国和日本纷纷仿效了它的军事参谋制度。这种仿效更广泛地发生在政治和经济的体制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了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包括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另一方面体现了所谓的霸权国的“软权力”。（注：“软权力”就是一种“同化力”、“吸引力”，其实这种软权力以前的主要大国都有，中华帝国时代的中国主要就是通过软权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约瑟夫·奈提出这一概念来分析美国力量的变化。读者可以参见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1-92页；以及他所著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有更详细的论述。）
　　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所处的领先地位，也自然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它们制定的国际规则也容易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英国在1864年废除了《谷物法》，选择了贸易自由化，后来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当时英国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代，劳动生产率高，比较优势明显，所以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正好符合它的利益。自由化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形成依赖于英国的示范和各国的仿效。在自由放任学说居于当时各国主导思想的情况下，政府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权力，全球化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成就。”（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4页。）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示范，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一系列渗透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另外一个霸权国苏联，同样吸引了一些东欧国家、亚洲国家的仿效。两者都根源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化效应。冷战结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席卷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美国的模式和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在国际制度“内化”（注：“内化”这一概念借用于建构主义。玛莎·费丽莫所著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是这一概念的实证分析代表作。但笔者的观点与她不同，笔者把内化归于国际政治结构的“社会化”。因为国际制度的原则体现着霸权国的利益，所以国际制度的“内化”本质上是其他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为国家利益的背后，是仿效霸权国以在竞争中至少“不落伍”的心理。没有各国对经济自由化原则的信奉，没有体现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组织的努力，限制国家主权的“全球化”断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注：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结构不仅使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参与深刻的“社会化”过程，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治的平台。两位德国学者断言：“没有政治决策就没有全球化。”（注：［德］格拉德·伯克斯贝格和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54页。）罗伯特·吉尔平是“霸权稳定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全球化程度取决于政治基础，如果大国不能加强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种政治基础很可能瓦解。”（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291页。）在霸权稳定理论看来，只有存在一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领导者，国际体系才可能趋于稳定。有稳定才会有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吉尔平十分担心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倾向，对全球化的前景表示忧虑。他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实行了更加狭隘的政策，强调在本地区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经济问题。（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45页。）区域化的进程和“战略贸易政策”都在损害全球经济的进程。因此，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政策，重新担负起管理全球经济的重担。
　　结构的压力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动力，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发展难以克服的巨大阻力。由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基于国家单元之上的，因此，经济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关键还在于使自己在竞争中取胜。只有这样，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政府才能得到国民的支持。经济关系是一个手段，本身并不是国家的最终目标，国家的经济政策必然首先服从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只要民族国家没有消亡，民族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更不是世界经济的总体利益仍然会是国家政策的根本动力。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以确保自己安全和繁荣的心理一方面促使国家不断模仿先进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的主权，防止被过分的专业化以至于在不知不觉的不平等的相互依赖中丧失行动的自由。沃尔兹指出，“在自助系统中，由于对安全的考虑是首要问题，因此，经济利益被置于政治利益之下。”由于各国的功能相似，因此“各国绝对得不到完全分工所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虽然国与国之间相互竞争，但这种竞争却不是各自竭力而为、为共同利益而共同生产更多的产品的竞争。”（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7页。）在现实的国际竞争中，所有的大国都试图走“综合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把大国之间的竞争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即使是霸权国，出于对日本崛起并逐渐控制美国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恐惧，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曾大力推行“战略贸易政策”。二战以来，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要比一战前大得多，主要大国在所谓的相互依赖中减少而不是增大了自己的依赖程度。由于两极结构和单级结构里大国间力量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些单元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降低就不是无法理解的现象了。（注：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所着重阐明的正是国际结构对相互依赖的决定作用的问题。可以参见第七章《结构原因和经济结果》。）世界经济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程度。所以，在现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整体中，国家仍然维持着作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地位。
　　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霸权体系的存在，对全球化有着多重的复杂影响。不平等的力量分配的结构，从而客观规定了全球化是一个不平等的、有着巨大局限的全球化。从历史来看，经过几个世纪的多极结构中，五个左右具有可比规模的大国相互竞争。这些大国之所以对全球化的趋势最为敏感，是因为它们处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是权力斗争的中心角色。确保安全和寻求威望的目的使得它们感觉到的结构压力分外重大。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的大部份地区被排斥于全球化浪潮之外的情况下，其他主要国家会争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从而表现出“全球化”的特色的原因。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模仿，自由化模式使得某些地区紧密相连，这并不能使我们忽略仍然徘徊在全球化大门之外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地区。这些国家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要竞争者的角色，它们对结构压力的反应也分外迟钝。
　　　　三、政治角度的意义及与经济角度的关系
　　现实主义对于全球化趋势的解读，既回答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难以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揭示了全球化内在的重要实质。首先，全球化的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易过程，其中搀杂着霸权国的私利和其他大国的无奈。全球化的规则是霸权国制定的，霸权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参与全球化是必要的，但并不是非要全盘接受不可的，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含有很大人为因素的趋势。其次，全球化不会是一个和谐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反，全球化本身就是国家之间充满了激烈竞争、为生存和安全紧张竞赛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在参与进全球化的大潮的同时，必须密切地关注自己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问题，不能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丧失自己的主权。
　　纵观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我们认识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关系决定国际经济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这样两种观点看来是相互矛盾的。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也将其视为显而易见的事。然而，笔者却认为，现实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是相互补充的。为什么我的观点会如此的与众不同？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两种解释的相互关系，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催生了制度，谈到的是经济对于政治的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经济，的确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其发展也导致了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不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这种分配的认识如何。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竞争决定了国家间的相互模仿，接受共同的国际经济规则，采用相似的国内经济体制，从而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这里的经济，是着眼于国际经济关系，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经济。所以两种解释其实内在有着微妙的差异。（注：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是现实主义观点的典型代表。国际经济指的是建立在世界市场上日益一体化的经济整体，而国际经济关系指的是不同国家经济实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观点看成是政治决定经济。）
　　两种解释是相互补充、不可或缺的，而且有着相通的地方。例如，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一定的力量对比决定着一定的国际秩序，全球化所加深的国家间力量的不平等导致了国际体系的严重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全球化根源于市场内在逻辑的客观性，而现实主义则说明了全球化是根源于国家在竞争中取胜的主观选择。自由主义则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的机遇，看到了国际制度对全球化的规范作用。
　　从长远趋势来看，全球化由于其优化资源配置、节省劳动成本的优势，将不可逆转地渗透到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从现实主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在竞争中无意推动了全球化趋势的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主权受到牵制的困境，也就是说，要想取胜，就必须进行社会化，而社会化又限制着自己的自由。只要国家的力量格局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只会加速。但是，一旦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全球化、自由贸易的秩序反过来对霸主不利的时候，霸权就会试图阻止全球化。这是和19世纪末英国霸权一样的困境。英国霸权建立了自由贸易秩序，但是却因为德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而丧失了在市场竞争中的优越地位。结果导致的是英国转向封闭和保守的国际经济政策，试图排挤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竞争。这反过来导致了德国要求“阳光下的地盘”，最终爆发了改变体系的结构性战争。因此，全球化长远来说，对于霸权国也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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