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复杂无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伴随着思想、经济、政治领域急剧变化，人们对社会的发展变迁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本文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各个领域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

　　论文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古今观　玄学　道教　佛教

　　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的总体特点为：儒、玄、佛、道各大家思想互相影响，交相渗透，趋于复杂化、激荡化。这一时期，玄学的建立、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大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舶来，各利益集团的分化、改组，社会人口空前的大流动，民族关系的大变动等社会现象无不冲击着思想文化领域，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汉文化同域外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给思想界吹进强劲的新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社会的无序、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又给思想留下大片空白，刺激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诞生和裂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究竟怎么产生的，症结在哪里？无序的社会应如何整合改组？理想状态的社会模式应是如何？理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模式及关系谱图应是怎样？这些问题困扰着、刺激着社会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关心、思索、探讨、论证和解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最终促使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呈现出多元、绚丽的奇观。

　　一、玄学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强权割据，最终导致儒家经学，丧失了“独尊”的社会条件和基础。儒学既已难以独尊天下，必将出现思想活跃，百家会通的社会局面。道家思想出现另辟蹊径的跳跃式发展，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玄学思想早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的主要观点既是“无为”，现象后的本质就是老庄的道家学说，何晏、王弼变通的手段，拉上儒家的旗帜，目的仅在于减少前进发展中的障碍和曲折。到稍后出现的阮籍、嵇康这一时期，则公然打起老庄的旗帜，向儒家思想亮出了底牌、宣战了，发展到向秀、郭象时期，更进一步而以注疏《庄子》为其核心是想观点的表达方式了。这就是著名的魏晋玄学。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玄学家大多抱有今不如古的相对思想，对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源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的思索和探讨。提出了几点主要论题：

　　二、名教致乱论

　　生活在魏晋之交的嵇康，从社会形态、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社会问题彻底进行了清算。《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中，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问题，文中提到：当今世风衰颓，世家大族凭借祖宗资产之助、地位之尊，不讲朋友之情，不论师长之谊，宰割天下，已奉其私；为了一己私利，矜威纵虐，以邢胁贤。人们追名逐利，尔虞我诈，完全泯灭了人的自然善良天性。嵇康将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定性为名教的制定。他认为，在“鸿荒之世，大朴未亏”的时代，人们“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在上的国君质朴无华，在下的人民没有竞争，社会秩序安然，“物全理顺，莫不自得”。而自从“大道陵迟”，人为地造作名教以后，束缚了人们的心志；制定了等级名份之后，约束了人们的言行举止；办学、讲经，神话了统治者的德治教化，所谓的天意、民心都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运动模式；所有这些引诱和刺激着民众违背本性去追逐功名利禄，最终破坏了社会的自然和谐与人性的纯朴率真，社会道德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挑战。

　　三、君臣致乱论

　　阮籍也在《通老论》、《大人先生传》中表述，在“太素之朴”未散的时代，没有利害斗争，没有是非善恶，没有君臣名份，只有人们各得其所，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自从有了君臣以后，与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使得民众处于灾难之中，“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君臣各为私利，贪图享乐；大臣竭力将天地万物最美好的事物，不折手段的拿去满足君主无穷的声色之欲。为愚民，他们“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言行相悖，“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最终造成了社会风气败坏，虚伪之道盛行。强者横眉竖眼，盛气凌人；弱者心力憔悴，服侍他人。这种种社会丑陋之行，都根源于君臣的设置，等级名份的划分。统治者要维系君臣之尊，但又怕老百姓了解了真相，于是加以重赏或严刑。当行赏失去效力之后，亡国、戮君、溃败之祸便接踵而至。

　　四、君主制度致乱论

　　东晋鲍敬言更为尖锐地分析：“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君主制度建立，远古时代以来人们自然、朴质的生活品质就被破坏掉了，至此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的意愿。人的天性是不愿受到任何束缚与压迫的，乐于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君主制度之所以不合情理，是因为它违背了自然之理，不符合人性之性情。君主制度产生之后，人民不仅没有得到安居乐业、幸福小康，反而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君主的贪得无厌，聚玉如林，积金成山，荒淫无度，耗费了无数民力，以至于民不堪命，遂铤而走险。君主通过采取种种手段，预使天下得治，结果是越治越乱。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君主造成的，各种人间邪恶与黑暗皆也是由于有了君主而日日滋生。
　　（一）道教
　　魏晋时期，一批崇尚自然反对名教的士人们，往往持贵古非今的复古主义，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幸福和谐的理想状态，古代社会一切都胜于今世。代表人物之一葛洪看来，这种复古主义实质上是“重所闻，轻所见”。只有用辩证的方式去看待人类社会才有科学性，社会是不断发展变迁的，古不如今，今胜于古。远古时社会秩序尚可安定，社会关系和谐，并不止是因为当时的人们都能“知而不为，欲而忍之”，重点是由于当时“民尚童蒙，机心不动，譬夫婴孩，智慧未萌”，人们都还处于蒙昧之中。社会的等级差别和社会规范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进化，无可非议的。当时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社会进化、变迁的罪过。人民“衣食已剧”、“饥寒并至”、“冒法犯非”的一些列问题，都只是因为“富者无知止之心，贵者有无限之用”所造成的悲剧。不能因此而一慨否定等级制度，否定一切社会规范，更不能因为出现了桀纣之类的暴虐君王而主张不要君主。

　　（二）佛教对于社会历史变化的认识
　　黄巾大起义失败后，频繁的战争拉锯，腐败的政治体系，不仅使民众备受蹂躏，也使统治者们陷于朝不保夕的危机困境之中。于是，对人生失望的情绪侵蚀着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寻求灵魂安慰、精神寄托的诉求、渴望也油然而生。但儒学、玄学均无法突破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唯有佛教参悟了这一需要。
　　以佛教的“空”为境界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化“无常”而不断持续，永无终止。反之，社会的稳定是有先决条件的，有赖于内因与外在条件的融合。《摩诃般若经》云：“诸法因缘和合生，法中无自性。”佛教思想强调社会变化，因为只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动态、不稳定性，才能力图保持稳定、持久，即维持内外条件的存在。社会就犹如人、家庭、社会组织等种种因缘和合构成，“和”为社会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就“因”而言来讲，社会各组成部分都不可能过分强调自我，佛教的“无我”论也很好的阐述，既是对此而发。只要彼此和合，互助，那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局面才能维持。
　　（三）史家的历史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私家修史的风气尤其盛行世。此间的史学思想，除了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之外，也受到时代新思潮诸如玄学本体论、自然观、名教观、辩名析理思想方法，以及佛教的一些思想方法与传播方式的深刻影响。兼有儒玄佛多方面的理论修养，具备更高的人格魅力，反映在他们的史学著述里，主要表现为重理性思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历史智慧的汲取，严谨清简，而不重天命谶纬，较少迷信虚妄成分，更多地继承了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优秀传统。
　　1.陈寿的历史观
　　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三部分。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陈寿在对社会发展进程和发展动力的观点上，具有不完全否定天命所归，又十分重视人事为本，尤其重视英雄气概即杰出人物作用的特点。其历史观实可称之为“天人结合”或天人相辅的历史观特性。在《三国志》中，他并没有完全摒弃皇权色彩的、传统的天命思想，在诠释汉魏晋王朝兴替更迭之时，提到了天命与历数之类因果的决定作用，在《蜀志·二牧传·刘焉传》后评曰：“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明确主张天命不可违。在《蜀志·诸葛亮传》后亦说“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并以此委婉语句批评诸葛亮虽才略过人，但最终未能把握天下之大势，“故使功业凌迟，大义不及”。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陈寿还是更多地强调人事为本的作用。
　　2.袁宏的历史观
　　袁宏，著有《后汉纪》《三国名臣传》和《竹林名士传》等。袁宏的史学思想是一种儒与玄综合的历史观，在他眼中著史的基本宗旨，在于“通古今而笃名教”。他在《后汉纪》记录桓帝延熹九年汉末清议大起时，采用了大段经典的论词。陈寅恪先生说道，袁宏之意，是依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的历史观来看待汉末历史中的社会现象。汉末的清议运动，本是一场旨在由下而上改良朝政政治，廓清仕途，恢复公平选举的政治学术及道德伦理振兴运动，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其初衷相背的是，其末流却最终走向了“立同异，结朋党，信偏学，诬道理，使天下人奔走争竞”，更有甚者“使天下人自置于必死之地，”究其缘由，袁宏深刻的理解为了正是表面上欲复兴名教却在本质上丧失了名教之根本所致。袁宏进一步认为应该对君主绝对专制有所限制，民主之风开始萌芽。总体上说，他的史学思想很有代表性的展示了特定时代中门阀士族阶层的政治主张与思想文化观点。
　　3.范晔的历史观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史言“其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又能隶书，晓音律”，思想上受到儒学、玄学、道教等多家理论学说的影响。范晔的《后汉书》的基本来源是当时的诸家后汉史书，他在整理和吸收他人史籍文录的的同时，也在体例形式和思维模式等方面有许多特性的提升，富有特色和魅力。他的史论，与当时思想领域的哲学思辨精神相一致，鲜明地表现重人而不重天的倾向。尤其是他在史论中对士人个体人格精神的推崇，是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所说，“宰相多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范晔在史论中，特别推重高节之士，对他们的精神人格及在历史进程、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其历史观中体现了萌芽的“现代唯物辨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