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王娜的指点，黄总才得以了解李总的喜好，并买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古董送与李总。王娜在黄总的行贿行为及李总的受贿行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撮合作用。所以王娜构成介绍贿赂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介绍贿赂罪应是在双方有行贿、受贿意图后，为双方牵线搭桥，促使行贿结果达成的行为。本案中，李总原本没有受贿的意图，只因王娜告知黄总其喜好古董，才使得整个贿赂行为得以完成，王娜有明显帮助行贿人的意思并实行了帮助行贿人的行为，所以王娜应该构成行贿罪的共犯，而不是介绍贿赂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介绍贿赂罪，是指行为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沟通、撮合，意图使贿赂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但由于介绍贿赂罪与贿赂犯罪的共犯较难区分，在实践中应谨慎适用。
一、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介绍贿赂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实践中，介绍贿赂的人多数是与受贿者关系密切的人，比如近亲属、秘书、司机、保姆、同学等等。这些人因为和受贿者关系亲密，容易从心理、情感上对受贿者进行突破，使受贿者丧失原则和底线。再者，这些和受贿者关系密切的人对受贿者个人生活中的喜好较为清楚明了，也就是掌握了受贿者的“软肋”，若以此为攻击点，则受贿者通常会“溃不成军”。
2、主观要件。介绍贿赂罪在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为行贿、受贿双方进行沟通、联系和撮合，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使贿赂得以形成。但贿赂结果是否形成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通常情况下，介绍贿赂人具有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但谋取非法利益并不是介绍贿赂罪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3、犯罪客体。对介绍贿赂罪的犯罪客体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不尽相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是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笔者认为，介绍贿赂行为直接为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贿赂结果的达成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是权钱交易行为的催化剂。但是介绍贿赂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贿赂的产生，当然也不必然导致当事人以职务行为换取物质报酬的结果。介绍人的介绍行为既不是贿赂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不论贿赂结果是否产生，介绍贿赂行为都影响和干扰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管理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所以，介绍贿赂罪侵害的客体应该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4、客观要件。介绍贿赂行为，是指为行贿人和作为行贿对象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引见、沟通和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并且情节严重的行为。介绍贿赂人为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通常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双方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传递信息或转递财物，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而贿赂结果是否达成，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按照该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介绍贿赂罪应仅仅理解为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而不包括接受受贿人之托、帮助寻找行贿人、索要或收受贿赂的情形。 但是对于介绍贿赂行为含义的理解，学界却有不同的认识。通说认为，介绍贿赂既包括介绍人按照行贿人的要求或委托帮助行贿人寻找行贿对象、引荐潜在的受贿人、或为行贿人出谋划策、传递或转交行贿钱物等，也包括帮助受贿人寻找索贿对象、传送索贿信息等。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的立法精神，对此条文可以作适当扩大的解释，此处的“介绍贿赂”应当既包括介绍行贿、也包括介绍受贿。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标准的规定》也将“介绍贿赂”解释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况且，实践中也存在行为人为索贿人介绍、寻找行贿目标的现象，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同样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将此种行为纳入介绍贿赂罪的规制范围，不仅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有悖于刑法的立法精神。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介绍贿赂罪在客观上必须是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而对于何谓情节严重，1999年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介绍贿赂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2、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2)3次以上或者为3人以上介绍贿赂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的；(4) 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达到上述标准的，应视为情节严重。但是，这些标准由于规定太过笼统而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考察介绍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时，除了要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认定外，还要考虑介绍人的动机、目的及介绍人非法获益的多少。在故意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和目的是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介绍贿赂罪虽然是属于直接故意犯罪，但是每个介绍人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却是各不相。有的是出于对行贿者的同情、有的是碍于朋友或亲戚的情面、有的则是出于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而对后一种动机，虽然介绍人非法所得额的多少并不影响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进行适当考量。
二、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的区别
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极为相似，要界定介绍受贿罪与贿赂犯罪的共犯，应当从以下两方面入手进行区别和鉴定。
1、主观方面。首先，判断两者犯罪目的和动机。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行为人知道自己是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介绍贿赂，其目的是通过自己和双方的联系、撮合而促成贿赂结果的实现。而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明确知道到自己是在帮助行贿一方或者受贿一方。其次，判断行为人与贿赂双方的合意程度。如果行、受贿双方或一方本没有贿赂的意思，而因行为人的行为诱发了行贿、受贿的意图，那么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与行贿或受贿方合意程度明显，行为人构成了行贿或受贿的帮助犯。而如果行贿、受贿方本就有贿赂意图，行为人只是为行、受贿双方进行沟通、联系的或代为传递钱物，则应认定行为人与行、受贿人的合意不明显，行为人构成介绍贿赂罪。
2、客观方面。介绍贿赂罪的表现是为双方牵线搭桥，自己只是处于中间位置。介绍贿赂人为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通常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双方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传递信息或转递财物，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如果贿赂双方自己就已经商谈好贿赂钱物，而行为人只是代为传递钱财或物品，或是代为传达双方的意图，则可认定行为人的作用是撮合。如果贿赂双方原本并不认识，通过行为人的怂恿或帮助而完成贿赂行为，则可认定行为人构成贿赂犯的帮助犯或教唆犯。
本案中，黄总本欲贿赂李总，但苦于无法投其所好而屡次被拒，故转而求助于李总的保姆王娜。王娜意欲获得5000元好处费，故而向黄总透露李总喜欢古董。李总应知黄总有贿赂自己而取得小区承建权的目的，之前拒绝黄总是由于黄总送的物品并非自己所好。当黄总送了自己喜好的古董后，李总就欣然笑纳了。因此，黄总、李总的行贿、受贿意图明显。在黄、李二人有行贿、受贿意图的情况下，王娜在二人中间起到了撮合、沟通的作用，故王娜构成介绍贿赂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