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在汉藏语里，定语助词“的”是一个使用频率高、句法特点多变的虚词。“的”字结构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的”字的变化和发展，还与句法结构的演变关系密切。
1.2 上世纪50年代，朱德熙先生首次引入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的虚词“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他将汉语的“的”字看作是其前面词语的后附成分，把“×的”的不同分布看作是“的”的不同功能，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三个语素”说。即：“的1”是副词性后附成分，整个“×的”是副词性功能，只能做状语；“的2”是形容词性后附成分，“×的”具有形容词性功能，除了主语、宾语之外，其他句子成分都可以充当；“的3”是名词性后附成分，整个“×的”具有名词性功能。此后，学界关于“的”的属性和分类几乎都在此基础上展开。
1.3 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研究一种语言的语法如果能够参照其他语言（包括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的语法，就有可能深入认识这种语言的语法特点。汉藏语的“的”字结构的研究也是这样，除了单一语言的描写研究外，还要有不同语言的比较、参照和反观。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语言中的深层次特点，看到单一语言研究所看不到的现象和特点，也才有可能从中求取不同语言类型上的共性和个性，真正认识到汉藏语“的”字结构的特质。近几十年，汉藏语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为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 汉藏语“的”字结构的共性与差异
从定语的语义类型上看，汉藏语“的”字结构在各语言中都有领属性、修饰性、限制性三种语义关系。但就具体语言来说，“的”字多少不一，定语的语序也因语义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2.1 “的”的数量多少不一
汉藏语各语言间“的”的数量多少不一，有的语言没有“的”，有的语言只有一个“的”，而有的语言却有多个“的”。
2.1.1 没有“的”的语言
汉藏语中绝大多数语言都有定语助词“的”，但也存在个别没有“的”的语言，如嘉戎语。这类语言均是形态比较发达的语言。嘉戎语没有“的”字结构，靠前缀表示领属、修饰、限制的定中结构关系。表示领属的如：
2.1.2 只有一个“的”的语言
汉藏语中大量的语言只有一个“的”，但“的”字却存在功能大小的差异。
有的语言“的”的功能单一，只出现在领属性定中结构中，其他关系不用“的”。如藏语支、羌语支诸语言以及侗水语支中的水语。如：
有的语言“的”的功能多样，同一个“的”可以出现在多种定中关系的语义结构中，而且有的还可用作句尾语气助词。如汉语、拉祜语、哈尼语、载瓦语、勒期语以及壮侗语、苗瑶语中的大部分语言。这些语言均属分析性较强的语言。如：
这类语言的“的”除能标志定语外，其功能还扩展到句子层面表示判断的语法意义。如：
2.1.3 有多个“的”的语言
汉藏语中有些语言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但其分工在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有的语言的多个“的”与不同的语义类型呈一对一的关系，分工明确。如景颇语、缅语都有三个“的”，三个“的”的用法独立，各司其职。如：
总之，汉藏语的“的”字分布呈不均衡性。其不均衡性的形成，有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语言类型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详见下文）。
2.2 汉藏语“的”字结构的语序
“的”字连接定中结构的中心语和定语。在汉藏语里，中心语和定语的语序有些语言相同，有些语言不同。其语序有两种类型：一是定语在中心语之前；二是定语在中心语之后。前一语序出现频率较高。在定中结构中，有的加“的”，也有的不加。不同关系的定中结构，语序情况不完全一样。
2.2.1 领属性关系的语序
属于这种语义关系的语序有两种，一是定语在前，二是定语在后。属于“定语+中心语”语序的有汉语、藏缅语以及苗语等。如：
带“的”的领属性定语，“的”与定语结合的紧密程度不一。有的语言，当人称代词做领属性定语时，和“的”结合紧密，于是出现合音或者增音的现象。如：
2.2.2 修饰性关系的语序
属于这一语义关系的语序也有两种，一是定语在前，二是定语在后。定语在前的都要带“的”。如：
定语在后的有带“的”，也有不带的。带“的”的如：
值得注意的是，藏缅语大多数语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语序有在前和在后的两种。在前的，要加“的”，在后的不加。这两种语序中，形容词在后的常用，据研究是古老形式，而在前加“的”的，是后来产生的，特别是长修饰语都必须前置。这证明带“的”的前置语序是后起的。如：
2.2.3 限制关系的语序
定语一般在前，有加“的”的，也有不加的。汉藏语有的语言有专门用于限制性关系的定语助词“的”，位于时间名词或方位名词之后。如：
由于受汉语的影响，壮语的结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其语序类型和汉语逐渐趋同。
2.3 汉藏语“的”字的词源关系
“的”字的词源关系，能够反映亲属语言“的”字的产生和演变。如果“的”字在不同语言之间有同源关系，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也就是说，在它们未分化的时候就已出现，不是后来创新的。所以弄清汉藏语“的”字词源关系，是研究“的”字结构的一把重要钥匙。下面按不同的语族，将“的”字列为表一，分析如下：
2.3.1 藏缅语族的“的”
在词源关系上，有两个特点值得重视： 二是属于领属关系的“的”同源词比较多，而属于修饰、限制关系的“的”同源词比较少，异源的比例大于同源。说明这三者的“的”在起源上不是一个层次，其中领属性定语“的”在起源上可能先于修饰性定语“的”。
从词源比较上，可以初步认为藏缅语的定语助词是后起的，并不是原始共同语所固有的。
2.3.2 壮侗语族的“的”
见下页表2。
2.3.3 苗瑶语族的“的”
2.3.4 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字的关系
至于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字的关系，除了民族语言借用汉语的外，更难寻出同源关系的语音对应规律。总的结论是，汉藏语原始母语阶段还未出现“的”字。后来不同语族相继出现了“的”字，是语言表达的需要，也是结构系统演变的需要。创新过程中，不同语言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相互间的共同特点是语言类型决定的，并非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
三 汉藏语“的”字结构产生的动因及机制
我们认为，汉藏语之所以普遍产生“的”字结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结构系统特点的原因，又有外部语言影响的制约。
（一）分析性类型是产生“的”字结构的良好土壤。汉藏语是以分析性为主的语言，尽管形态变化的多少在汉藏语诸语言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词序和虚词（包括介词、连词、结构助词）仍是汉藏语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法结构存在一定的灵活性与虚词的丰富与否有关。在特定的语境下，当句子成分的排列违反常规语序时，就要借助虚词来指明各个成分的关系，从而实现特定的语义表达。如“中心语+修饰性定语”是藏缅语古老的倾向性语序，当修饰性定语提前时，打破了语序常规，这就需要有新的语法标志来重新标志定中关系，于是定语助词“的”就随之产生。
汉藏语内部“的”字结构呈现出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异，也是由语言的分析性强弱造成的。如藏语支、羌语支形态变化比缅彝语支丰富，分析性较弱，“的”字结构就相对贫乏，其中嘉戎语是形态变化最为丰富的一种语言，至今未产生定语助词“的”，其领属性定中结构关系主要靠前加词缀这一形态变化来体现。而缅彝语支的分析性强，定语助词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表义类型丰富，当修饰性定语提前时，定语助词作为一种分析性手段而不可缺省。总之，汉藏语的分析性特点是产生和制约“的”字结构的重要的语言机制。
（二）认知表达的需求是“的”字产生的催化剂。定语的产生是为了描述、修饰、限制各种不同的事物。定语的类型反映了人类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程度。随着人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以及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定语的类型必定要由简单趋向复杂，由模糊趋向精确，在结构形式上随之表现为由单项定语转向多项定语，由单一修饰性关系转向多重修饰性关系。
定语助词“的”的出现，使定语与中心语得到分离，定中结合关系从而变得松散，这样就使定中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内容，也为定语的延伸（如定语带限制语或补语）提供了条件。如哈尼语、景颇语的“的”字结构可在形容词之前或之后加状语或补语③：
因此，我们认为，“的”的出现，突破了“名+形”这一固化的语序形式对“形修名”的新语序是有益的补充。它是为了适应复杂定语类型的需要而产生的。
（三）汉藏语“的”字的分化与“的”字的概括度不同有关。汉语的“”、“”、“”共用一种语音形式，但在句中不混淆，说明虚词的概括度高，语义关系的控制力强。景颇语采用多种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示“的”，说明它要靠不同的语音形式来体现不同的语义关系。
（四）汉藏语“的”字的不同语义类别存在不同的层次。从比较分析中能够看到，“的”字的不同语义类别存在不同的层次。其中，表示领属关系的“的”是出现最早的，所以大部分语言都有这一类“的”。而表示修饰和限制语义的“的”，不同语言差异较大，有的有，有的没有，即便是有，语音形式也相差很大，可以认为是出现较晚的。
（五）汉语的影响是许多语言提升“的”字功能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我们从许多语言里看到，汉语“的”字对少数民族语言有一定的影响。有的语言借入了汉语的“的”来丰富自己，成为虚词系统里重要的一员。有的从语音形式上就能判断“的”字借入的时间较早。“的”字的进入，丰富了一些语言的定中结构语序。这种现象在壮侗语、苗瑶语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六）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的”字结构，可以看到汉语的两个特点。一是汉语的“的”字功能强，在多数句法结构中不可或缺；二是“的”字是隐性的，同一音节具有多种功能，要通过句法分析才能揭示其不同的类别。汉语同一个“的”，在其他亲属语言里面有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如景颇语就有三个不同的“的”，不同的“的”职能界线清楚。
本文在“走向当代前沿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17日至19日，北京大学）上宣读过。
注释：
①参看戴庆厦、付爱兰《藏缅语的形修名语序》，《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