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凯恩斯主义在全球及美国的潮起潮落源于美国精英集团的战略性反攻及理论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者不仅成功夺回在美国的价值体系构建权，而且用“反叛乱”思维在全球输出其价值体系，攫取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具有资源综合规划的思想，也就是做了较好的顶层设计并予以贯彻。对照我们目前国情，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科学的顶层设计需要邓小平那样的领袖型人物或者科学的理论工具。在全国上下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经济学理论的改革迷失在东西学的融合中，社会运行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现象。本文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维度，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资源综合规划，发展资源主义经济学，做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一体化改革，推动全球绿色、和平、包容、科学发展。
关 键 词：凯恩斯主义 反叛乱 顶层设计 资源综合规划资源主义 经济学 论文代写
作者简介：仲子午，民盟扬州市委专职主委，研究领域为政府资源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化和新能源。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所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明显从效率向公平的一边漂移：一是美国国内，越战泥坑越陷越深，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工会力量不断壮大，失业率不断上升；二是在美苏对抗中，美国开始力不从心，战略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尼克松主义；三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美国后院起火；四是日本用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五是原来阵营中的西欧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出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通过系统的防御和进攻，新自由主义者们用丛林法则，成功地夺回了对价值体系的控制权，并在全球施加影响，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将把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机器一次次拖进高频、剧烈震荡的泥潭，引起各界反思。在一片片反思和声讨声中，美国精英集团通过军事战、货币战、贸易战、文化战，在全方位防守的基础上，运用“反叛乱”战略和全球政治资源，对重点地区进行精确打击。
中国是美国重点进攻地区之一，是美国“反叛乱”战略和文化重点进攻地区之一。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原则，发展科学的经济学并以此指导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应对体制外干扰，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凯恩斯主义的成败，制定科学的战略，用进攻的态势进行防守，用先进的文化和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去抵制自私的、掠夺的资产阶级文化。

一、凯恩斯主义的风起云涌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西方面临严峻挑战。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正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这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还是经济的管理者；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正统，“小市场，大政府”思想成为设计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
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欧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资本的效益”，在诸如教育、失业、养老、健康等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在一国内部追求各阶层间的公正。在西方集团内部，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部分国家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部分国家甚至实行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着力解决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平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推行的“过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对公正（不是绝对公正）。这种相对公正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弱势群体和弱小国家都尽可能获得最大优惠的体制环境。
在这个时代，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限制的，弱者联合在一起寻求社会公正，人民能理直气壮地寻求社会公正，大家一起反对南北两极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平等和公正作为历史的良心被写在许多国家旗帜上。寻求并建立一种得以保障这种公平的世界体制，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标。

二、击倒凯恩斯主义的一份备忘录

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给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著名的《鲍威尔宣言》。这篇备忘录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被后人称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市场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

鲍威尔在这篇备忘录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这些进攻不仅来自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还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不是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就是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一定数量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认为资本主义传统制度受到来自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这份备忘录使新自由主义从“自在”时期进入“自为”时期。大资本家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捐款，通过科学配置各种资源, 帮助新自由主义者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在内的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特殊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倾向性媒体，新自由主义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一大批国家级的“权威人士”、在各自的领域里面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着力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
新自由主义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普世价值。使自由市场体制重新深入人心，新自由主义迅速占领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被击倒

（一）新自由主义者的战略防守与进攻
罗斯福实施“新政”后的几十年间，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处于弱势地位，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仅剩很小的生存空间。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甚至怀疑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由于美国的国家政权体系和对外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一次价值体系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它同时也是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
而且，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美国精英集团和新自由主义者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二）理论的局限性
新自由主义者积极探寻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缺陷，利用凯恩斯政策的失误，用丛林法则，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占领了理论阵地和价值体系宣传阵地。
1.与哈耶克之间的争论
哈耶克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将会赋予国家过多的权力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效益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自我均衡。实现自我均衡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他们判断经济效益的唯一标准。
凯恩斯认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有危机倾向，所以政府干预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一句话，没有政府就没有均衡，就没有效益。凯恩斯还暗示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益。凯恩斯不仅倡导政府干预，而且倡导公平的干预。许多人知道凯恩斯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一种带有公平积极的色彩。
2.与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
凯恩斯要限制资本，弗里德曼要限制政府。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排除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西方经济学认为，凯恩斯对市场经济的具体否认，实际上是说，市场经济是无效益的至少是低效益的。
凯恩斯认为只有追求公平的反危机政策，才能达成反危机的效果。为了对付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要以照顾弱势群体为重点，多在低收入阶层身上花钱，花很多的钱，而且要花到出现赤字的程度。许多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实际上就是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管理，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凯恩斯提倡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
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益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益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是资本效益。市场是完美的，市场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政府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市场经济是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政府干预永远是低效益的根源，所以限制乃至取消政府干预、放任资本自由是实现效益的唯一出路。政府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通过货币量的稳定增长而维持物价稳定。只要实现了物价稳定，市场就能自动地实现均衡。政府的干预是不必的，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市场才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者。应当把公共产品降到最低限度，应当大力减少公共开支，大幅缩减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很多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私人机构会做得更好，应当将许多政府职能私有化，使传统上免费的公共产品变为付费的私人商品。
从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中既避免了与公正和平等发生正面冲突，又实现了把两者都从市场经济中踢出来的战略目的。他在把关于公正和平等的争论转化为效益之争的同时，把公平从那场历史争论中淡化出去；他在把市场经济界定为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的同时，把一切关于公正和平等的政策干预都否定掉了。他非常有策略地介入、影响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事实证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凯恩斯理论在政府的作用、公平与生产力基础等方面缺乏全面性，在对抗中缺乏中国哲学的中庸智慧，为新自由主义者发现了一个个破绽。但是，凯恩斯主义不因为一时的失利而应该被全盘否定。2008经济危机再次证明凯恩斯主义具有存在价值和可改良空间。
（三）人类社会在螺旋式发展中走向真理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开始被重新崇拜。市场万能论通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被推广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弗里德曼对政府的经济行为极其厌恶，认为任何政府干预都是万恶之源，甚至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是不必要的。他曾积极倡导废除美联储而代之以保障货币供应稳定增长的数量体系。新自由主义通过追求效益来打击凯恩斯主义的公正与平等，实际上是资源、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之争。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缺失社会性思维，反对政府必要的调控，一次次导致经济失衡、制度失衡、社会失衡，资本主义国家体系无法建设稳定的社会体系，一次次而且更快、更强地步入经济危机。因为我们的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未知的、矛盾的巨系统，如同价格永远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社会在螺旋式、震荡式发展，这样的发展是进步还是退步，如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关于政府和市场之争。政府的干预失误不等于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不等于政府可以全面干预市场，事物须在有度的范围内运行。
公平与效率之争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首先，脱离社会现实，一味强调社会性，则欲速而不达。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将致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包袱并挤压市场资源的自主配置空间。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现实，经济所有制构成的力量配比决定社会制度的属性。现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公正与平等应该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层面上解决，而不应该影响到一次分配中的效率问题。
其次，用理性经济人思维片面追求效率，实际上是用形式理性扼杀本质理性，用历史理性对抗未来理性，致使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的政客和经营者陷入“边际”、“最大”、“效率”的狂热，脱离实际去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使社会系统失去均衡，是社会效率降低，并因为其全球化战略而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进而引发政治危机、军事危机。

四、人类应该为绿色、和平、科学、包容发展求同存异

（一）普世价值是木桶中最短的板
普世价值是新自由主义这在对抗公平、正义基础上提出的价值体系。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老政治油条经常讲一句口头禅“自由不能化，民主不能大！”关于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甚至把普世民主和普世价值等同起来。普世价值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承认的价值观点，那一定是木桶理论中那个最短的木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优秀的制度，为什么要惧怕、排挤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普世价值？按照普世价值要求，检讨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共产党人对自己的革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正义的革命，也是我们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改造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
（二）人类应该坚持绿色、和平、包容、科学发展
市场全球化，资源一体化，矛盾尖锐化，经济危机导致人类社会大面积不安宁。联合国有关组织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绿色发展、和平发展的理念，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但是，部分利益集团处于自身“理性、经济、边际”发展要求，在世界各地掠夺发展，用霸权主义制造国际事端。我国领导人在绿色、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为应对国际争端提出包容发展，为应对无序发展提出科学发展，并首先在国内推行科学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贡献。下一步，要在国际上从战略的高度积极推进科学、包容发展理论，也要在国内推行科学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三）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是消弭国际纷争的圣经
东方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倡阶级性、社会性、利益性。阶级性这根弦使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精英集团每天头悬利剑，是其“反叛乱”理论及战略的主要防范对象，也是东西方制度体系对抗的根源。人类社会需要和平发展，我们要正视经济差别存在，要实现各阶层包容发展，需要用尊重资本的价值和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力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名义上的对抗实质上的合作。在凯恩斯主义之前，资产阶级内部已经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注意融合劳资矛盾，改良社会福利系统，是对社会性的认同。社会性不在理论，更多地看效果，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社会性还不如西方国家。资本主义阵营坚持“理性经济人”行为基础和“边际最大”决策倾向，在一个个假设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次次推进经济危机的泥潭又一次次通过技术革命、思想改良、制度重建走出泥潭，核心的问题是缺乏资源配置的社会性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运行经验，在制度设计、财富积累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果能够进行社会性改良，将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提供很多启示、经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包容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

五、资源主义及其经济学是设计全球新秩序的手段之一

央视《舌尖上的中国》好评如潮，但“舌尖上之另一个中国”在网络广为流传：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蓝矾韭菜、人造鸡蛋、注胶牛肉、石蜡翻新陈米、尿素豆芽、膨胀瓜、石膏豆腐、甲醇酒、彩绘馒头、高汞烟。最近一系列事件表明，社会矛盾激化趋势并没有因为十八大的即将召开而实际弱化。基于美国“反叛乱”理论及其纲领性文件《美国海外内部防卫政策》，“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国家安全问题是共产主义古典、支持和主导的颠覆性叛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国际势力对中国的发展存在战略对抗，不断在我国周边地区及国际市场进一步制造各种摩擦，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更是加紧活动。
如何用前瞻性、全局性思维去主动解决问题，而非被动应付，需要科学务实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发展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性是发展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理论，已经在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较好的顶层设计，如何丰富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国际合作中赢得主动，在内部治理中解决问题，需要大胆的理论创新。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涉及我们的政体和国体，而在于如何在现实体制框架下解决了资源的科学配置问题。如何破题，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完善、建立科学、系统、务实的理论并使之成为顶层设计的工具。
（一）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爱之，则忧之，即便恨之，亦属正常；但是，在某些特定时空，这种“正常”经传播、经渲染，不图有效化解，或用无影掌拆解，或被中间环节故意掩盖，将演变为恨之情感、愤之怒火，将导致“低强度冲突”和各种规格的“叛乱”，影响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展开。从制度设计上，我们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制度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理性经济人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追求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对资源拥有者的最大化。资产阶级从一个正义、进步、革命的阶级变成一个时刻会陷入经济危机、靠殖民掠夺、靠制造各种事端来满足自己阶层、集团发展的“反革命”阶级。表面看，是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已经彻底忘记在与封建地主和贵族斗争时所倡导的“邻人爱”、“敬天爱人”思想，发生了蜕变。而实际上，蜕变的根源在于其在财富积累、国家机器运行过程中所坚持的“理性经济人”思维，追求资源配置后的最大、最优效果，追求边界效应，社会正义湮没在对财富的“最大”、“理性”追求中，这种“经济正义、学术正义、法理正义”将“社会正义”一步步吞没，致使资产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理性经济人”尽管被奉为西方经济学之十大原则之一，却是西方经济学永久之痛。
相对于全盘否定，改革、改良是最理想的途径。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改良重点，一是对原有体制不正确的部分进行修复，二是对原有体制中正确却没有得到正确执行的部分进行确认，并保证其效应。许多学者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顶层设计。科学的顶层设计一般源于两种情况，一个是像邓小平那样的领袖性人物，一个是科学的工具。本文提出，科学的、综合的资源规划理念，是顶层设计者必须掌握的工具之一；如果上升到理论层次，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资源主义经济学”。
(二）我们吸收了西方经济学某些错误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们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之思想，初步建立了新东方经济学。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与鸿沟很少有学者去理解、填补，经济学的两元化思维乃西学东传者生搬硬套之果。两元化的思维是双轨制的根基，双轨制又是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文化紊乱之根源，致使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两元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数量之两元化、社会发展物质与精神之两元化。理性经济人思想被我国一批新经济学家全盘接受并用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对小平思想的背叛。首先在于其对社会性的背弃；其次在于对小平融合思想、中庸思想的背弃；同时，西方经济学基于“假设”的基本思维方式，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定理可以用于趋势分析，不应该被广泛应用于指导制度改革和资源配置。基于假设的决策、基于最大化的安排，焉能保证系统运行稳定？理性经济人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了过份认同，而且并未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性交媾，是科学发展观、传统中庸哲学未在经济学领域得到科学运用的表现。理性经济人思想被许多经济学家承认并教育了一批批学生和企业家，所以，在当今中国，企业与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理性”的表现；所以，我们舌尖上的中国，也出现两种不同的文化。同时，边际、假设等理论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三）寻找真理需要拨乱反正
大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形成了基本的认识。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需要大修，否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资本主义将面临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的危机。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百姓，都有一种隐忧：苏东的失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不改革还能够支撑多久？我们的改革后能否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人在鼓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质态处世界先进水平，也有人在批评我们一系列失误。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所采用的发展路径，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缺失和粗放式发展方式问题，致使我们国家在周边地区（国家)的政党和人民心中已经由“内愤”变成“公愤、共愤”，这样的氛围无论对我们的内部管理还是国际合作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已经影响到我们发展的质量与速度。所以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一体化改革势在必行。
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波理论时，我们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根基；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经济危机中的“市场与政府双失灵”唯一的根源就是其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重视、尊重资源配置的社会性，用理性经济人、边际、最大化等思维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生态体系一次次拖进经济危机。
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态度，我们可以将科学发展观理解为通过资源的科学、民主、综合配置，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民族人民群众合理的发展需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资源的经济性，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配置资源，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资源的社会性，在保证全社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条件下，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团聚力量、凝聚人心、配置资源，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稳态、渐稳态。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资源配置的“理性”经济性，片面追求资本效率、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理论上的社会性”、“实践中的经济性”。只有资源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统一到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我们才能够做到资源的科学配置。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改良西方经济学，恢复早起资产阶级的“邻人爱”、“敬天爱人”的社会性思维；另一方面，要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厘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计划与市场理论基础、社会发展与个人财富积累之间的道义基础。
首先，改革要配置法律资源。限制资源配置者、经营者、处置者的道德失范，并发挥立法机构、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追究相关部门的失察责任，使民主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制度改革，采取更加严厉的惩戒措施和更加科学的手段，打击贪污、渎职等腐败行为，旗帜鲜明地弘扬先进文化、廉洁文化，促使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恪尽职守，一可平民愤，二可提高资源配置的公开、公正、公平性，从而保证其科学性。
其次，改革要配置好社会资源。一是搞好资源国际间的配置，二是资源在国内的科学配置。强调资源配置的综合性，使各种资源配置过程、配置效应具有同样的方向——“三个代表”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要求。从“邻人爱”到“邻国爱”，这里面有节能环保问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有军备支出和国际政治力量博弈问题。“邻国爱”思想符合马列主义马泽东思想，在和平演变问题上，与其被和平演变，不如去主动演变世界。
第三，改革要配置好文化资源。我们在全球通过孔子学院轰轰烈烈地输出古代文明的时候，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却百愤横流。周恩来时代我们曾经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风生水起。检讨前面的政策与岁月，发现相关战略并未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扬，一记记模糊拳无法招招制敌却拳拳伤己。所以“愤”族弄出“最敢动中国名单”。
(四）群策群力发展资源主义经济学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经济学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兼容东西方文明，需要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需要有发展全人类的气魄。胡总书记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包容性发展理论。在经济学方面如何突破？在前期资源综合规划理论、在对东西方文化及经济学研判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资源主义及其经济学。
资源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字之差，但却有本质的区别：资源主义以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为基础；资源的发展与科学配置的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政府和市场共同对资源进行配置，甚至在国际化的市场上通过政府、国际组织间合作，来实现世界的绿色、和平、科学、包容发展；符合联合国宪章要求，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无冲突。资本主义曾经建立在邻人爱、敬天爱人的社会性基础之上，由于其背叛了社会性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长期风雨飘摇，要破解周期性危机困局，不是要输出主义或者战争，而是要回归到邻人爱和邻国爱状态，发挥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改革，推动人类社会绿色、和平、均衡发展。
资源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它以资源的综合规划、民主决策、马列主义哲学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精华、现代控制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平稳、渐进、绿色、和平发展，坚持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用民主的方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用有序的计划与自主的市场替代低水平、非民主的计划经济和无序的市场经济，用动态系统分析法和投资收益分析法取代西方经济学之限定条件下的经济模型，用科学的分析、预测和调控去取代西方经济学的泛假设和东方经济学的拍脑袋决策，用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去解决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问题。
基于资源综合规划的经济学，不仅追求资源配置后为投资人产生理想的经济效益，而且要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充分地承认资源的社会化属性，要兼顾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兼顾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而且个体发展以不影响社会发展为前提。这样的经济学是可以兼顾、统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学，是全球和平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消弭东西方与南北方矛盾的思想工具，也是治理全球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有效工具，是对科学发展观和包容性发展思想的感悟和实现，是巨大的理论创新。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对全球的包容性发展，将更加自信，更好处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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