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资产阶层领导的革命，在湖北武昌首义，且得到成功？人们早就注意到达个问题，并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有所论证。笔者以为，在诸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的，特别是湖北武汉地区的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正是在这个方面，另有待深入探究。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是齐头并进和同等重要的。经济近代化进程是基础。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人口分布和阶层阶层结构的变化。经济联系的扩充，导致人际关系、人们的视野，思想境界、教育内容的扩展与改革。人们新的经济活动，对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产生新的要求，对旧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越来越威到不可容忍。于是，政治斗争和政治结构或迟或早会随之发生变更。
中国近代化进程，在空间上，各地区也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在发展程度上有强有弱。就总的趋势而言，边境地区近代化进程的发生早于内地，共对旧的经济的冲击强于内地。在边境地区，南边与东边沿海一带早于和强于西边和北边。于是呈现从南到北，由东向西，波浪式演进的格局。在长江流域，这种波浪逆江而上，波峰抵达之处，首先是上海，其次是武汉。在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波峰所到之处，新旧经济势力，外国经济势力与本国经济势力，资源主义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自然经济与商晶经济，都在这里相遇。于是，资产阶层，城市小资产阶层、破产农民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与地主阶层的政权机关与政治力量，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也在这里交锋。思想与政治的风云随着经济波峰的移动而变幻。
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之中，东西之间。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每一种变化的演进进程，无论是从南到北，抑或是从东到西，均影响到湖北，并在这里交叉、汇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经济近代化波峰抵达湖北及武汉地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影响的聚合，这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地区，思想政治领域随之活跃，其程度亦甚于共他地区。此地成为全国各种抵牾的焦点，阶层斗争拼搏的场合。辛亥革命在这里首义并得到成功，不是偶然的，正是近代化波峰已抵达内地中心地带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武昌首义是湖北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产物。
商业与金融性质的变化中国经济领域的近代化，表现为两个条理；第一个条理是以卷人世界市场并依附于世界市场为特征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个条理是以使用机器和外国资源占据重要地位为特征的资源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一条理的发展是第二条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就是一个由第一条理向第二条理，即由低条理向高条理演进的过程。其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中国近代经济最初的变化“是由中外政治经济关系变化引起的，是从流通领域开始，即先引起海内商业，金融的变化，然后才引起生产和财政的变化”[1].在经济近代化的内涵与经济近代化演进的顺序方面，湖北的情况也是这样。
湖北经济近代化过程，从汉口开埠至1911年辛亥革命，经历了以1890年为界的两个阶段。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第一阶段内，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商业，金融性质的变化。
湖北地处华中，就交通而言，陆上大道繁多，与相邻各省均有商品运输道路。水路，既有贯穿垒省的长江，又有汉江及长江的其他支流，形成方便的航运网络。经长江，西溯四川，东下赣、皖、江苏；溯汉水，可抵河南、陕西；渡洞庭湖，可至湖南，并连湘、沅二江，至广西、贵州。湖北本省及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等各省的农副产品及手工制品，运到汉口销售或转口，从而有“九省通衢”之称。18世纪中期，汉口“人烟数十里，行户教干家，典铺数十重，船舶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有让焉”[2].汉口巳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商贸中心，但是，在开埠以前，汉口、樊城、老河口、沙市，宜昌等城市的商业，共经营的内容，主要是封建生产关系下小生产者生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这些产品，大部分是因商业的发达，被卷入市场而成为商品的。它们原非商晶生产者为市场生产的产品。商业联系的地域或范围，主要是四周的县镇乡村、邻省和长江上游下游各地。没有直接与国外的进口贸易。1824年后，有品种很少、数量不多的外国日用工业品，从广州销到武汉。19世纪50年代，茶叶由山西商人经张家口运至恰克图，调换毛皮、马匹、毡片。这种商业，从总体上说，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上述的那些城市，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1862年汉口开埠之后，湖北沿长江的宜昌（1877年）和沙市（1876年开始答应外轮停靠，1896年设关开埠），与湖北邻近的江西的九江（1862年），安徽的芜湖（1877年），四川的重庆（1891），湖南的岳阳（1899年）和长沙（1904年），先后开埠。湖北的对外贸易与商业格局为之一变。
汉口开埠的第二年，进出汉口的外国轮船1033艘次，累计395312吨，进出口总额2733万两。[3]1867—1894年，汉口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平均为3587.73万海关两。在对外贸易方面，此时的汉口，不但巳与上海、广洲，福州，天津齐名，而且在这五大口岸中，进出口总额仅决于上海，居第二位。[4]1895年以后，汉口进出口净值，其绝对量险些是年年增加。11902年汉口进出口货物总值10032.1万两，1910年增至15219.9万两。[5]汉口进出口贸易净值总数在全国占的比重，也在波动中上升：1900—1902年，在9.03％—10.08％之间，1908—11910年，在11.29％—12.04％之间。若加上长沙市、宜昌两个口岸的进山口贸易净值，湖北在全国的此重，1900—1902年为9.59％—10.50％，1908—1910年为12.82％—12.97％，所占份额与增长的幅度更大。过去，汉口是内地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此时，汉口又成了内地进出口贸易的最大口岸。一些原来在海内销售的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现在成了出口产品。这个时期，汉口的出口以茶叶、油脂、棉花、荸麻、大米、豆类、生漆、木材、药材、皮革为大宗。进口以棉布、棉纱、煤、煤油、蔗糖、铜、日用百货为主。在海内商业与对外贸易同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粮食、油，茶，棉花、广福杂货，牛皮及纸、盐，药材八个大行业，约140家。20世纪初，每年交易额在1亿两左右。[6]从16世纪起至19世纪中叶，汉口与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并列为四大镇。到了19世纪末叶，汉口一枝独秀，与新兴的上海、广州、天津，青岛并列为五大商埠，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被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丁。在外‘国人眼中，汉口成了“中国商业之心脏”，“东方的芝加哥”。[7]随着对外贺易的发展，湖北境内商品流转额不停增加，商业规模扩大，商品的种类增多。原来只与海内市场、与封建生产方法相联系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中，有日益增多的品种和数量，与资源主义势力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市场相联系，那些在资源主义生产方法下生产的商品，有日益增多的品种与数量进入湖北的商品流通中。这健湖北商业的性质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化。商业与资源主义生产和市场直接联系，经销资源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实现商品中包罗的剩余价值，商晶流通成为资源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与此相联系，湖北的商人具有两重性格；他们既是“行会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产的商品的’包买商‘”[8]，又是资源家企业产品的推销员。这种双重身份，标志着传统商人向近代商人的转化过程。
由于商业性质的变化，一些具有近代味道的相应措，施与事物相继出台。1890年以后，张之洞创办商务公所（后改为商务局）和《湖北商务报》，沟通商务信息，宣传商务政策；设商务学堂，培99新式商务人才。1904年，设相称于商业法庭的传审公廨，处理商务纠纷。动工修筑汉口后湖长堤（1906年竣工，这一带后来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区），近代化的市政建设次第展开。张之洞及其继任者多次举行工商展览和设立展览馆，展出，交流湖北各地名优特产。商业环境的改进，进一步促进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化。近代性质的商业组织，如商会，从原有的封建性质会馆、公所中蜕变出来。孝商会和监利商会先后在1905年，1906年成立。汉口商会在1907年定名为汉口商务总会。1908年武昌成立武昌商务总会。1909—1911年成立县级商会23个。到1911年，湖北共成立商会（分会）30个，会员9500余人。[9]湖北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钱庄和票号，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两和制钱。汉口开埠盾，流通中的商品，共产地、销地、品种、数量、性质等等方面，均发生变化。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同时发生，商品流通领域的近代化进程，一定带动金融领域朝着近代化方向演变。
商业交易额猛进，使体重值低的制钱，成色复杂的称量货币——银两，与图案各异，重量与成色不一的外国银元并行。这种多元的、相互换算困难的货币制度，日益暴露出其缺点与不适应性。在商务活动中，特别是华商与洋商的往来中，常常因此发生辩论。汉口于是搜照上海规元的先例，采用“洋例银”作为记帐货币。市场大额交易，登记帐日，均用洋例银为单位。使用这种特别的浮名银两单位，只能是补充传统币制缺点的一种权宜之计。它的出现，表明实行统一币制的客观要求。1893年，湖北成立银元局，制造银铸币一银元。由于它的成色较准，清政府于1901年行文，承认它通行沿江沿海地区。自铸银元的出现，是湖北货币制度从传统货币开始向近代货币迈进的—个标志，是向银本位的一个过渡。同年，银元局试铸当十铜元。1902年成立铜元局，日出铜币20余万枚。1903年扩充没备，分设三个分厂，日产400余万枚铜元。[10]销路极好，缓解了钱荒，商民称便。
汉口在开埠前，钱庄已形成独立行业，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免业务。开埠后的第二年，1868年，英国麦加利银行从上海派人到汉口开设办事处，临时营业。1865年，各国洋行，工厂增多，进出口贸易渐发展，麦加利银行购地建行，正式营业。这是在湖北的第一家外资金融机构，也是第一家近代金融机构。湖北第一家本国的带有近代特征的金融机构，是1896年在武昌创办的湖北官钱局。第一家本国资源的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1906年，户部银行汉口分行成立；它是国家银行在汉最早设立的机构。1908年，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均在汉设分支行。到1911年，在汉开设的本国银行共8家。[11]同一时期，沙市、宜昌、黄陂、樊城等地先后出现近代金融机构。在汉的外资金融机构，在辛亥革命前，主要有英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国华饿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住友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万国通商银行等的分支机构。它们依恃在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特权，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管理，以及与上海、天津等地外资银行构成的金融网络，控制汉口的金融市场。它们利用钱庄的信用，收受庄粟，给予拆放的便利，使钱庄在经济上成为依附者，并在海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间融通资金。钱庄因共经济联系与经营内容、手段的变化，渐渐向资源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转化。1908年，汉口有钱庄110家，武昌有39家。票号营业对象以官府为依托，旁及官吏、富绅、亘商。在湖北经济近代化进程中，当银行兴起后，它们没有及时转轨，恪守原来的一套，陷入困境。1881年，汉口有票号33家，至辛女革命前夕，已减为18家。旧式金融机构的绝对量减少，在金融业中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湖北近代金融机构与货币的出现，既是经济近代化进程的要求与反映，也进一步推动湖北武汉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发展。
上述事实，表明湖北经济在低条理上的近代化过程巳经开始。这个过程，若从1862年算起，到1911年，整整有半个世纪之久。它使商业，金融和城市改变了性质，城乡关系换了样，商人成员加多，力量加强，影响扩大，社会地位提高；农民与市场联系密切；商人、市民与农民有了更多的利益上的一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界宽了，滋生着经济与政治近代化的见解与要求，从而成为社会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近代工业和交通的产生与发展湖北境内生产领域的近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两个经济部门：一是包罗通讯在内的交通运输业，二是工矿业。其主要过程始于19世纪90年代。
（一）在湖北，在武汉，近代形态的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与商品运载工具和方法同时发生变化，并相互促进。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在湖北，产业领域中最早发生变化的是交通运输业，即从木帆船荆轮船的变化。汉口开埠前，农副产品的运输靠木帆船、畜力车和人挑肩扛，开埠之初，内地陆上与内河贸易中的商品运输，基本情况仍旧，与海内沿江沿海商埠及国际间进出口等长距离的大宗贸易，则以轮船为主要运输工具。
1858年12月，近代水上交通工具——轮船首次出现在湖北。1861年4月以后，有了汉口与上海之间的长江航运业。1869—1870年间，英国贺尔特公司的蓝烟囱远洋轮船由外洋溯长江直驶汉口，成为汉口与远洋通航的先例。[12]湖北的运输业，从此由以人畜为动力转入以蒸汽为动力的时期。
从19世纪70年代起，轮船运输线路从汉口沿长江干线向上游岳阳、沙市、宜昌延伸，90年代抵达重庆，沿支流扩展到长沙、常德、衡州。轮船在所到之处，负担了原来由木帆船担负的运输量的一部分。1911年，湖北境内长江干线上的运输量，粗略估计为木帆船与轮船约莫各承运一半。
商品流通的发展也召唤陆路交通的近代化。1889年7月，清政府委任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督修芦汉铁路南段。在此路大规模修筑之前，他为开采大冶铁矿，修筑一条由大冶运矿石到石灰窑船埠的简易铁路，全长25公里，1903年初建成。[13]这是湖北境内第一条铁路。芦汉铁路1899年1月起开工，1906年4月4日通车，全长1214.5公里。湖北与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区市场的商品运输，武汉与湖北境内沿铁路各县市场的大综商品运输，转到以火车运输为主，湖北的运输业，又由轮船贸易时期进入轮轨交行时期。汉口成为水陆近代运输交汇枢纽，华中的交通中心。这有助于它成为内地的商业中心。据统计，1904年，汉口输出商品价值总额为740万两，1910年增至1790万两。6年间增加14I.9％。商品输出，露长如此之快，重要原因是1f）06年芦汉铁路通车。[14]中国最早的海内电报线路是1879年敷设的天津—大沽线。1883年开始架设汉口—南京线，第二年完成。1884年设立汉口电报局。1886年，敷设汉口—武昌渡江线，设武昌电报局。]890年，汉口—襄阳线与沙市—湘潭线敷设完毕。至此，湖北可与17省市通电报。1897年，汉口设立邮政总局，办理邮件传递。翌年，创办汇兑业务。1900年，汉口，武昌设立电话官局。1904年成立电话公司。1906年，全省共建电报局及分局38处。1907年形成沪汉，京汉、川汉、粤汉、湘汉5条有线电报干线[15]（二）湖北武汉地区近代工业的起步，晚于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辛女革命之前，湖北的近代工业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外国资源工业，主要是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工业。二是国家费本工业，主要是技能要求较高、设备先进、投资量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三是私人资源工业，主要是投资少、见效快、资源有帆构成低、劳动密集型的祷瓦建筑材料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
汉口的外资工厂始于1863年。外资在汉口设立的有砖茶厂、炼金厂、制冰厂、打包厂、蛋粉厂等，其中大多是为出口农副产品加工的。随着外国势力向中国腹地推进，汉口外资企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20年间，形成第一个设厂高潮。从19世纪90年代到辛女革命前夕，外商在武汉创办了近30家工厂，总投资额约1500万元。资源在10万元以上的工厂，集中在榨油，面粉、蒸酒等加工工业。[16]外资工厂，共产品开始由外销转为销售于中国市插，共性质开始从服务于商品进出口转为以资源输出为目标了。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