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自1954年起，数百位苏联科学技术专家陆续来到中国科学院，以院长顾问、学科专家等不同身份，指导、规划中国科学院的制度设计和科研组织工作，并开展了大量科研合作与交流项目。论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早期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做出历史的叙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指出在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其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以及在华地位，是一个逐渐弱化的过程；而这一变化，除受到两国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变化、中共高层对苏政策调整的影响之外，还与合作与交流中双方利益的冲突与调适有关。
　　为了完成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艰巨任务，最现实、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苏联学习，全方位地学习其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这一全面学习、模仿的过程，遍布于全国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各领域、各部门的援华苏联专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带回第一批专家（1948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退专家前，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了18000人[沈志华2003，页406-410]。
　　那么，这个庞大的苏联专家队伍中，有多少人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他们张藜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55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当时中国科技界的“火车头”——的建设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如何？与当时工作在中国其它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等各部门的苏联专家相比，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在其工作性质、地位与作用、在华人数与周期等许多方面，又有哪些异同？而且，还有另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即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中，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的实际程度又是如何？
　　本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将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的总体工作情况做出历史的叙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两院直接交流的起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与刚刚站稳脚跟的执政党而言，学习苏联、模仿苏联是无可选择的必由之路。而对于中国科学院来说，则意味着一场从科学理念到具体科研活动组织方式都必须打碎旧有传统的彻底变革。
　　中国科学院在共和国成立一个月之后即1949年11月正式宣布成立，是将民国时期仿欧美模式建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进行接管、调整、合并的基础上组建的。在新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下，这个新的人民的科学院，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之后，同样融入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大潮之中。早在1952年10月，科学院扩大院长会议上即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具体措施包括：要求各研究单位加强研究苏联科学成果；着手出版《苏联科学丛书》，《科学通报》将系统介绍苏联科学最新成就；协同全国科联、全国科普等单位举办介绍苏联科学和科学家的展览会、演讲会；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并商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工作合作的具体办法。这些举措很快一一落实①。
　　1953年2月，以科学院计划局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赴苏访问。代表团由19个学科的26位科学家组成，在3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考察了苏方98个研究机构、11所大学以及许多工厂、矿山等其它机构，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以及①如《科学通报》1953年第1期的“编者前言”即明确提出本年度刊物的三项主要内容之一为“有目的、有计划地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特别是介绍苏联各门科学发展的道路与各项具体经验，苏联科学新的成就，苏联科学家如何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设服务，苏联科学界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何批判科学思想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等。”苏联科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代表团回国后，在科学院内和院外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并于1954年出版发行了《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汇刊》一书。1953年9月15日，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并建议：出版科学译文期刊以介绍苏联科学成就与经验，成批地选送留学生，派遣专业的科学访问团，请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指导工作以及交换图书、杂志、数据等。
　　郭沫若院长把此次访苏称为“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的确，这次访问，时间长、规模大，是以全面、深入地学习为目的，是为了让旧中国所培养的科学家们亲身感受并接受为苏联科学发展经验所证明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理念，以建立起一套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吻合的全新的科研制度和科研活动组织模式。但它同时也是中苏两国科学院直接交流的起点。由此，中苏两国科学院共同走过了一段从全面学习到密切交流与合作，最终分道扬镳的曲折历程。
　　院长顾问与不同学科的苏联专家综观之，中苏两院在1954-1966年长达十余年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主要分为三个途径，即：自1954年起，数百位苏联顾问、专家陆续来华，帮助中国科学院制订规划、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和学科领域，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活动；中苏两院合作议定书自1957年底签订之后，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今天仍不能忽略其对于中国科学院早期事业与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大批中国留学生赴苏学习，回国后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骨干并影响至今。
　　其中，聘请苏联顾问、专家来华指导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是学习苏联科学的最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苏联专家们的工作，涉及到了科研组织、制度和发展方向的设计。
　　中国科学院接待苏联专家的工作始于1954年10月。这时，科学院邀请苏联著名科学家В.А.柯夫达担任院长顾问，并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先后聘请了数百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华工作。实际上，早在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已就苏联专家在华工作问见“序言”，《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
　　于莫斯科签署协议。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议[沈志华2003，页76-115]。到1953年，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迎来了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工作的高潮，苏联顾问、专家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1953年4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在已有苏联专家140人的基础上，增聘279人，工作重点在于为各有关部门培养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分别提出了拟聘请的名单，其中科学院计划聘请8人，工作任务分别为：总顾问和应用物理（固体物理）、高聚化合物（橡胶、安全玻璃、塑料）、石油（天然或人造）、冶金（钢铁）、植物生态、土壤、地震等7个学科的顾问。
　　由此表可以看出，早期中国政府聘请的苏联专家主要分布于教育部所属的各高等院校之中。可以说，此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为工业、经济建设所急需的某些科学技术领域，尚未深入到制度设计和管理层面。
　　但到1954年8月间，上述计划已调整为1954年聘请3位顾问，即总顾问1人，地质（或冶金）、高分子化学各1人；并决定遗传（细胞、植物）、土壤、电机等4个专业的苏联顾问留待1955年聘请，同时另聘地震顾问1人及其助手若干人。
　　1954年10月13日，院长顾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柯夫达抵达北京，郭沫若院长设宴欢迎。柯夫达（В.А.Ковда，1904-1991）是土壤学家，在盐土和碱土的成因与改良方面，研究成绩卓著，1951年和1953年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苏联科学院共产主义建设支持委员会副主席，对规划与组织科学工作有丰富的经验。1955年6月26日其妻病逝于莫斯科，翌日柯夫达离开北京回国，匆促结束了作为院长顾问的任期。
　　对于一些需要苏联专家在组织上、学术上、技术上给予具体指导的学科领域，受到的影响则更大一些。1950年代，中国对贵金属的研究尚为空白，前文所及苏联专家克拉奇柯，即根据中苏两国“122项”中“建立铂金属研究并开展此项工作”一项，到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帮助建立并开展相关工作，原计划在华工作10个月。
　　在全球科技、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今天，当反思半个世纪前中苏两国科学院这一段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那数百位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的苏联专家们，想来大多已离世。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必将随着他们的远去而渐渐淡去。但相信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再认识，还将持续并且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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