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法人团体的立法,绝大多数国家适用合伙的相关规定,如第54条规定无权利能力的社团适用合伙的规定,“以此种社团名义对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由行为人个人负责,如行为人有数人时,全体行为人视为连带债务人。”[1]此后,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皆效仿德国的这一立法模式。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由于没有法典式的民事主体制度,因而对非法人组织的规定极为灵活。按照英美法规定,非法人团体可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财产受法律保护,在其财产之限度内对职员与雇佣人执行职务上的过失行为负赔偿责任。由此可知见,英美法是承认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未对非法人团体做出规定。但台湾第40条第3项规定:“非法人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当事人能力。”即可以起诉或被诉,其财产亦可成为强制执行或破产执行之客体。而对于非法人团体的性质,台湾民法理论非常强调其与合伙的区别。在我国,只赋予了公民和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的框架下,除自然人和法人外,并不存在独立的第三类民事主体,也没有为非法人团体进入民事主体的行列预留空间。然而非法人团体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民法通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
　　可见,现实与立法的差距、实体法与诉讼法的背离,使非法人团体在主体定位上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既然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的非法人团体与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着无处不在的社会联系,法律就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就必须对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并有效调整围绕非法人团体所产生的各类人身和财产关系,这是任何一个法制社会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一种客观要求。
　　赋予非法人团体民事主体资格的依据及意义赋予非法人团体以明确的民事主体资格,已是当前多数民法学者的共识。从宪法层面上看。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都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明确的规定,并提供相应的保障。而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结社自由。结社自由是非法人团体的宪法基础和宪法保障,非法人团体的组建是结社自由在具体生活中的直接反映和体现。但是,国家为了这样那样的目的,难免要对非法人团体的成立手续和主体资格予以一定的限制。
　　因此,如何平衡这二者的矛盾,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律研究者的使命。而制定一套完善的规则,使非法人团体拥有合法的生存空间,也就成为了捍卫宪法和宪政的必然要求。
　　从传统民法层面上看(从民法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罗马法上,权利义务主体呈现两大特点:其一,不包括奴隶;其二,包括自由人和法人。在法国民法典中,将自然人作为唯一的民事主体,非但不认同法人为民事主体,且根本未有法人制度之规定。而德国民法典不仅明确提出了法人概念,并系统规定了法人制度,在近代民法上首次确认了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由此可见,自然人和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国家机关的主观确认而逐步取得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均在参与民事活动,并在其中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从实践来看,非法人团体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宗教、体育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法律系根源于社会生活,既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大量的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发生着社会关系,这就需要以调整一定社会关系为己任的法律确认其民事主体资格。
　　从理论层面上看。传统民法认为,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上,非法人团体与法人并无实质的差别。
　　而非法人团体与法人的主要不同,仅在于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概而言之,非法人团体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当非法人团体不能清偿债务时,应由该非法人团体的设立人或开办单位或上级承担连带责任。[3]就法人的责任能力而言,法人有限责任的真正涵义是指法人的投资者、创立者或其成员对法人债务的责任形式而言的,而法人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其恰恰是承担无限责任。即法人对其行为首先必须以该实体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直至被穷竭,而非既由法人本身承担,又由其成员承担。在这一层面上讲,非法人团体与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相同的,即非法人团体同样以其自身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
　　所不同的是,法人承担的是一种更彻底、排他的独立法人责任,非法人团体承担的是相对独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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