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在英国取得主宰地位的同时，英国在北美的早期殖民者并没有将英格兰正式的普通法院的程序规则带到美国，可以说，对于普通法的态度美国殖民地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不信任到最终完全接受的演变过程。⑥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司法体制承袭于英国，其法律体系和法院的组织体系均和英国基本上一致，法院系统也是主要分为普通法院和特别法院两大类，在当事人诉讼规则方面保持了普通法系的特点。18世纪，英国衡平法院发展出了相当可行的必要当事人规则，这些规则出现于衡平法中，原因在于王室法院比普通法院提供了更多的在获得“完全正义”的利益上当事人合并的机会。恤azard教授对英国规则进行了总结:所有在纠纷中有利益(利害关系)的人员都是诉讼的必要当事人，这样使得纠纷可以得到完善的处置;当其不可能、不切实际或者涉及不当复杂化时可免于必要当事人的合并;(3)非当事人的人员，除非为当事人所代表，否则不受裁判的约束。可以说，英国18世纪的衡平法实践是美国当事人合并制度的基础，大法官法庭发展出了相当明智的理念:一是诉讼经常涉及并非正式当事人的人员，二是假如影响足以大到涉及人员可以加入诉讼，这些人员就应该予以追加。②这些规则移植到了美国的法院，在早期的程序规则中加以编纂并有了体现于规则的一些改变，如Field法典。另外，一些当事人是“必不可少的”、假如不能追加的话法院就应该驳回诉讼，这样的概念也在英格兰18世纪晚期和美国世纪早期发展起来。③但随着美国殖民地独立意识的增强，法律制度上其不愿意再追随英国殖民者亦步亦趋，而民事诉讼规则也开始在各个殖民地发生变革。
　　年的纽约Field法典在美国程序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其他各州程序改革的范本。这部法典融合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程序制度，废除了普通法诉讼形式，在制定法上扩充了诉讼衡平实践中更为自由的合并和诉答规则。④法律实务界人士，包括法典的起草者本身都来批判先前的普通法程序制度，他们强调普通法诉讼程序中不便之处，并且程序本身有滋生不合理的花费、迟延和不确定的倾向。⑤随着衡平法和普通法的融合以及格式诉讼的消失，法官们自由运用实体性一般原则来解决所有纠纷，由于衡平法强调救济从而要求程序上的灵活性，因而，衡平法上己经发展出的一般性程序原则在融合后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运用。Field法典的采用可以看作是对长期进化过程中的现代实证法的完善，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衡平法上中的一般程序性原则正是法典中所采纳的模式。
　　在影响美国解决合并问题的理念上存在着发源于英国普通法中的权利救济论，坚持这种论调者相信，每一纠纷中都有为救济所决定的理想型救济和理想型诉讼结构存在，这种假定是那时候法典合并规则的关键因素。权利救济方法的实现大多是由两套法典规则来进行的，一套规则定义了诉讼的外在边界，另一条确定了法院裁判法律纠纷所需要的核心当事人。前者类似于现代的任意性合并，后者大致相符于现代强制性合并概念。④在任意性合并方面，19世纪的学者说明了当事人需要与法律纠纷之间发生特定类型关系的一般原则，利用短语“有利害关系”(interestin)⑥的两个最常用的明确表述说明了这种必要关系，一种是要求所有合并人员“在诉讼主题(标的)上有利害关系”，另一种要求所有合并人员“在所寻求的救济上有利害关系”。所有享有必要利益的人员都要加入诉讼，以使得①最初的诉讼多重性问题涉及当事人的州籍和诉讼原因，是指非相同州籍的当事人在法院进行诉讼时州籍以及诉因的多样性。诉因则是英美诉讼法中经常用到的概念，但从Field法典中对其提出定义伊始，这一术语就过于含糊，因此存在不同的理解。
　　在强制性合并方面，虽然19(a)(l)中要求合并，假如“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已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之间不能得到完全救济”，但这一条款很少被援用，许多法院和评论家认为其基本上毫无意义。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探究构成这一规定的法典渊源。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每个诉讼都有基本的核心当事人  (essentialcoreofparties，必要当事人)，其合并特别强调强制性，即法院有义务追加这些人员，即使现有的当事人无人反对法院的不作为，并且缺席者宁愿在另外单独的程序中寻求利益的保护，但是，在这些人员缺席时法院不能作出有效判决。在1848年前后纽约州采用Field法典之时，民事诉讼中奉行原告自治(plainti仔autonomy)的理念，原告通过选择诉因和救济权利构造其诉讼，其选择对于基本的核心当事人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并非完全忽视法院在确定当事人中间的作用，因为要作出有效判决法院必须追加所有给予最低限度救济时必要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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