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12月24日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表明》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纪律:听从法庭指挥,遵守法庭礼节；不得鼓掌、喧嚣、哄闹、随意走动；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大概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法传播庭审情况,但经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等等(12月25日《新京报》)。

实在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无禁止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用微博直播庭审的规定,只是赋予了法官对违反庭审秩序的人员进行处罚的权力。之所以要在司法表明中规定未经许可微博直播是违反庭审秩序,最高人民法院相干负责人表示,“主要考虑到实践中,个别诉讼参与人当庭利用电脑、手机等‘直播’庭审情况,试图引发舆论存眷、炒作,制造‘舆论压力’,这显然干扰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平审判。”

从微博直播可能会干扰法庭审理,造成“舆论审判”这个角度说,法院禁止微博直播庭审确有一定原理,由于直播可能激发舆论热议,对法官审判产生压力,从而使其不能依据自身内心判断来断案。但是,这不能说微博直播就有百害而无一利,微博直播庭审也有助于法庭审理的公开透明,从而监督法官公平审判,杜绝暗箱操作,加强公民对于判决的信服力,这个作用在本日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情形下意义尤其重大。因而,对于微博直播庭审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必须在防备“舆论审判”和监督司法公平之间取得平衡。

实在,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表明出台之前,有关是否答应微博直播庭审的问题就引发过激烈争议,而很多地方法院也对微博直播庭审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比如山东莱阳法院自2011年3月以来,先后通过微博直播各类案件庭审二十多起,受到民众的好评。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要求,该院每个合议庭每年至少要选择一个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庭审进行微博直播,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以为,“毫无保留、原汁原味地公开充分显示了法院接受监督的诚意。”他还说,司法不能提“网”色变,莫把网友当成对立面,要让微博成为司法与民意对话的桥梁。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微博直播庭审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而是要尽量减少直播的负面影响,凸显其监督司法公平审判的“正能量”。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两者的平衡的权力交由法官自由衡量——“经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可以微博直播。这大概有一定的原理,法官更有本领来取舍中心的利弊得失。但这是建立在法官品行崇高的基础之上,而实践表明,多数人是监督他人容易,监督自己则难,让法官自己来取舍自己审判的案件,他总趋向于不直播为好。所以,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则须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定,个人以为从以下几点进行限定为好:

一是规定诸如社会影响大等一些类型的案件,应当答应媒体直播；二是规定经当事人双方同意的,应当答应媒体直播；三是要求法院自身应常常选择一些案件进行直播；四是对于法官不答应记者进行直播的决定,记者可以申诉,有一个合法的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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