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首先论述30年代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是因　为东北作家群及其任何一个成员的价值和意义是无法脱离开左翼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而得　到单独地阐释和说明的。遮蔽了团体，就是遮蔽了它的一切，其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无法不处在这个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的。
　　如上所述，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把一个有别于胡适、周作人、　戴望舒、沈从文这样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精神体验带入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　文学，丰富了它的内涵，扩大了它的表现幅度，提高了它的社会化的程度。只要在这样　一个意义上看待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我们就会看到，在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发展过程　中，最典型地体现着它的这种作用和意义的险些首推东北作家群。
　　东北，在我国的地理版图上是一块很大的土地，但在我国文化的版图上有它的位置吗?　虽然，我们可以从尘封的历史资料上找到很多东北出身的文人，找到他们创作的很多作　品，但这些文人及其作品却只是关内文化的复制品，他们没有体现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的独立的生活体验和精神特征，没有把他们的独立的世界感受、人生感受、审美体验注　入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中去。能征善战的满族人进了关，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但他　们的文化却丢失在关外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他们在关内学会了温文尔雅，学会了忠孝节　义，学会了讲“道”论“理”，但全部的这一切都不是他们在东北大地上自然形成的世　界感受、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这样一个剽悍的民族当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的时候　，不但早已失去了征服汉民族政权时候的剽悍的力量，甚至连直面西方列强的勇气也丧　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生的，是由少数留学国外的知识　分子发动的，他们带着自己的新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进入了中国的文坛，　开创了中国的新文化，但这个新文化并没有把东北这块大地上的人们的独立的、真实的　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充实到自己的肌体之中去，也很少带着自己的眼光烛照　过这块广袤的大地的人们。这是一块沉默的土地，是被中国文化遗弃了的土地，在这块　土地上生活的是无数沉默的人民，是被中国文化遗弃了的人民。直至20年代，在中国知　识分子的感受中，它仍然主要是一块由军阀张作霖统治着的土地。它不但给当时的中央　政权制造着各种麻烦，也给关内的人民带来了一次次的军阀战争，扰乱着关内人民的安　宁和幸福。人们很少想到，那边

的人民也是中国的人民，那边的文化也是中国的文化，　那边人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精神感受也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　感受的一部分。他们与我们是不同的，但却是一体的。我们不能遗弃他们，他们也不会　甘心处于被遗弃的地位。他们要有自己的声音，要把自己的声音输入到整其中国社会上　去，输入到中国文化中来。这种情况，到了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发生了一个　根本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把自己的眼光转　向东北三省，转向这里的人民。但是，即使在这时，中国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　块土地、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仍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当时的国民党政权　不是在保护这块土地、保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基础上谋求自己政权的巩固和自己统治的　安全，而是通过更明显的遗弃它的方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巩固和自己统治的安全，甚至当　时被视为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胡适也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虽然，　全部这一切，人们都可以用国家策略和外交策略的原因予以说明。但倘使被日本帝国主　义占领的不是东北而是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胡适的家乡安徽省，他们的国家策略和外　交策略还会是这样的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自　己没有痛楚，没有挣扎，没有奋力的抵抗，而让国联来维护自己的“宁静”，这个“和　平”是什么呢?不就是维持现状吗?不就是让中国更明确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　的事实吗?直至现在，我们中国人仍然不重视文化的作用，以为文化只是也只能是知识　分子牌桌上的一副麻将牌，谁输谁赢都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上是不起任何作　用的。实际上，一个地区、一个社会阶层，在整其中国文化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声音，没　有自己独立的真实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精神感受的表现，痛楚的时候叫不出苦来，　高兴的时候笑不作声来，自己的哭声、笑声无法感染中国社会更广大的民众，自己的生　活感受、社会感受、精神感受无法成为整其中国社会感受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这个社　会阶层就只能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策略原则中的一个被动的棋子，而且总是处在首先　被牺牲的地位。牺牲了他们，别人感觉不到痛楚，感觉不到自己即将被牺牲的命运，也　就更能调换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临时的宁静和虚假的安宁。在30年代的中国，东北，　就是作为整其中国、整其中国社会的一个牺牲品而存在的，是被中国所遗弃了的一块土　地。它不但被当时的政治统治者作为调换整个国家政权的临时安定的牺牲品，同时也被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当成了调换自己幽默、冲淡、中庸、宁静、节制、优雅、宽容、大度　、静穆、尊严、和谐、完美的文化形象的牺牲品。他们都是以默认了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　的现状为前提的。关外的丧权不能影响关内政治统治者的政权的安定，关外的屈辱不能　影响关内知识分子的个人形象的尊严。这就是中国当时主流文化和诸多非主流文化的一　个不成文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文化原则面前，东北作家倘使不放弃自己独立的生活感　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不像关内的政治统治者和很多雅致的知识分子那样极其“冷　静”、极其“理智”、不带有任何“偏激”情绪地看待自己家乡的沦亡，是不会找到自　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关内的国家政权不会让他们偏激的召唤破坏了自己先安内而　后攘外的政治策略，关内的学者和教授不会让他们粗粝的声音破坏了自己优雅的心境、　中庸宁静的文化心态和冲淡平和的审美境界。正是有了左翼文学的存在，东北流亡内地　的知识分子才有了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搭档，才有了发表自己文学作品的阵地。它　无法像国家政权和学院派文化那样给他们提供更优越、更舒服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　无法保障他们个人的前程和命运，甚至连他们生命的安全也无法包管，但左翼文学到底　提供了给他们表达自己独立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的文化的空间，到底没有拒　绝他们偏激的情绪和粗粝的声音。东北作家首先找到的是鲁迅，虽然鲁迅像今世批评家　所说的那样没有比自己更阔的朋友，但他却没有拒绝这些比自己更不阔的朋友。是鲁迅　，把东北作家一个个推上了文坛，并使这个作家群体渐渐强大起来，成了左翼文学内部　的一个独立的流派。可以说，没有左翼文学，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的产生和发　展，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个独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正是他们，在中国的　文化史上，第一次把在当时东北这块大地上、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形成的独立的生活　体验、社会体验和精神体验带入到整其中国文化中来，成为了整其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　有机构成部分。从此之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才不但仅是关内的文化、关内的文学，　而是关内文化和关外文化的综合体。直至现在，它仍然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不太和谐的　音符，但却已经是它的一个音符。
　　　　　　五
　　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通过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的存在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　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东北作家群之与30年代左翼文学也正像沈从文之与30年代的　非左翼文学一样，并不是30年代左翼文学在同样一个文化层面、文学层面的推广和普及　。它是带着为其他左翼作家所少有的一种自然的素质进入30年代的左翼文学阵营的。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与其说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以及30年代的左翼文学赋予了东　北作家群以文化的、文学的生命，不如说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　文学以及30年代左翼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生命

活力。
　　“五四”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革新运动。“五四”那一代人、特别是　在实际进行着“五四”新文化革新运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瞬间，是有着猛烈的民族意识　和民族精神的。正是在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他们对阻遏着中国文化、中　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果断的反叛，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　代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广阔的发展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文化革新运动都是一个发展的起　点，而不是一个发展的尽头，它只是为各种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可能提供全部新的文化、文学创造成果的本身。在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　文化文学革新运动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它采用的具体形式，由于正是它的具体的历史　条件和具体的革新形式决定着它在开始阶段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特定的发展趋向性。“　五四”文化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相对宁静的历史条件下和相对宁静的社会环　境下进行的，是在向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开放的具体形式下实现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　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20　年代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就有了特定的发展趋向性。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　在20年代的发展并不是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在全部可能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而是　在一个特定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这种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立意义和　价值，但也有它不可能没有的范围性。它的范围性同全部的范围性一样，同样会埋伏下　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往往不是它自身的自然发展的力量，而是从　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力量。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样需　要不停寻找新的生长点。
　　20年代的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埋伏着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危机呢?
　　“五四”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新运动，　它是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的猛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推动下发生的。但当这个运动　取得了表面的胜利，成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一种社会的职业，一个他　们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空间时，也就产生了一个怎样具体感受和理解它的价值和意　义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的现象，都不是只有一种确定无　疑的感受方法和理解方法，而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感受方法和理解方法。对于“五四”新　文化、新文学革新的这种特定形式，很自然地存在着两种相联系而又绝不雷同的感受方　式和理解方法，一是立足于整其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一是立足于西方文　化的输入和介绍。不难看出，这两种感受方法和理解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取　得表

面的胜利之前，实际上是重合在一起的。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必　须向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开放，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没有这样一种开放的姿　态，没有这样一种措施，仅仅依赖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及其自然的演化和发展，是无法形　成适于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的。而要向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开放，　要引进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为中华民族在现代的生存和发展寻求　新的途径和新的道路。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五四”新文化　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样，也成了一种社会广泛承认的文化形式，一种受到政治经济　法权保护的正当的社会职业，并以社会教育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它也就成了一代一代　青年知识分子求得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必经的途径。在这时，体现固有文化传统的老一代　知识分子已经构不成对他们个人命运和前程的直接威胁，影响他们个人前程和命运的则　是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的知识分子的竞争关系，是他们在这种竞争关系中的成败和　得失。这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就改变了他们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心理的发展趋向，也改　变了中国新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具体走向。“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中国文　化的封闭性，实现了中国文化向整个世界文化的开放。但当外来文化被引入了新文化、　新文学阵营内部知识分子个人或集团间的竞争，外来文化、特别是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强　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性质就发生了潜在的变化，它在这种竞争中被凝固化了，凝固成了　判断黑白、辨别优劣、决定弃取的固定的价值标准，凝固成了有类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中的圣经贤传一类的东西，这孕育了20年代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阵营中的世界主义　文化倾向。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是以世界强势国家的强势文化为统一的价值标准，　衡量并要求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没有民族间抵牾和　差异的统一的世界文化倾向提供了重新生长的泥土，使那些不满于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　重新把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提高到一种广泛的、绝对的文化价值标准的高度，将　其凌驾在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之上，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作为统一世界文化的价值标　准。毫无异议，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　历史功劳的，他们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他们的意义和价　值更在于他们是一批中外文化的使者，是最早把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作品大量翻译介绍　到中国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自己新的文化和文学创造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范围性也是显　而易见的，“五四”以后进入新文化界的青年知识分子，险些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　想寻求和文学寻求，他们的思想寻求和文学寻求直到多年以

后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西　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也常常以中国或西方某种文化或文学传统　的传承者自居。他们用中国或西方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感受、理解、分析、判断具体的　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在开始，也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但这些新问题的提出不是　越发增加了他们促进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自觉性，而是越发加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及其　发展的盲目性。这正像我们可以以美国摩天大楼或中国古代的阿房宫为标准感受、理解　、分析、判断中国农村的茅草屋，但却无论怎样也无法仅仅依赖这样的感受、理解、分　析、判断实际地改进中国农村的住居条件一样，他们的思想寻求和文学寻求也无法在“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上起到进一步革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他们　往往自以为已经超越了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新文化、新　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但在实际上却渐渐淡化了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入骨入髓的深切感　受。他们的心灵不是变小、变细了、仅仅停留在个人小悲小欢的欣赏或怨诉之中，就是　变大、变空了，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谈论着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实际发展没　有一定联系的一些抽象理念。必须看到，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情况是有根　本的不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主张输入西方文化的，也是以西方文化的话语形　式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批驳的，但当时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在中国社会上还没有　得到公众的承认，极少数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上是受到鄙视、排　斥以致打击的。他们之后以走上革新中国文化的道路，是由于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　固有文化传统对自己的束缚，感受到了这种革新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　价值。占据他们意识中心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价值标准的自身，而是中国文　化革新对自我个性的解放、对整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价值。无论他们　意识到还是没故意识到，他们的文化思想都已经不能完全包罗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　中，也已经不能完全包罗在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时具有了民族　和现代的二重性品格。现代性和民族性在像胡适的《文学改进刍议》、陈独秀的《文学　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祝福》《伤逝》《补天》《铸剑》《藤野先生》《怀念刘和珍君》《秋　夜》《雪》这样一些作品中是没有任何抵牾和差异的。它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但也不　是世界主义的。而在20年代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之中，这种完美无缺的价值和意义则渐渐　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发展了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一部分人则发展了狭隘民族主义的　倾向。李金发的诗我们很难

说是民族的，废名的小说我们很难说是世界的。现代性和民　族性在这样一些作品中分裂为二，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埋伏下了自己的危机　。
　　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还由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在相对宁静发展的历史阶　段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具体发动的。他们多是一些书斋文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　关怀超过了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关怀，对书面文化的关怀超过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关怀，　对抽象的国家团体的关怀超过了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体生活命运和　精神发展的关怀。当“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他们的文化主　张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口头上的承认以致拥护，当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一系　列文化概念已经可以在书面文化的创作中得到自由的运用，当他们已经以中国文化名流　的身份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尊重以致崇拜，他们就再也没有继续推动这个革新运动的　内涵动力了。他们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温情的抚摸，世界上任何一个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　都已经无法构成对他们实际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严峻压迫，它们开始仅作为一种文字的语　言滑行在他们意识的表层、漂浮在他们心灵的上空，与这些文字语言紧密联合在一起的　人的实际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黯淡了下去。在这时，他们变得温和　了，大度了，宽容了，已经没有了与中外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分子和已有的思想学说不同　的、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寻求，他们也就不能不摇晃在世界主义和狭隘民族主　义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之间。胡适在提倡白话文革新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动　摇和游移的，但在白话文的革新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之后，他就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思　想了。他的实用主义有时只是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重复，有时又是晚清乾嘉学派学术　思想和治学方法的照搬照用。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起到的都是使他和他的思想漂　浮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表层空间的作用，它再也无法在胡适的心灵深处激荡起情感的　或思想的浪花。他始终在理念上坚持着“五四”新文化的原则，但始终也没有把这些原　则转化为他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他在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却也淡化了他对中华民族悲剧处境　和悲剧命运的敏锐感觉，“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全部惨烈的事变都没有动摇过他　从“五四”时期就已经成型了的人生见解、社会见解和文化见解，都没有重新激发起他　内涵的热望和豪情。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但他的爱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于传统爱　国主义的范畴。面对东北三省的失陷，他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爱国主义态度，但　也保持了一其中国雅致知识分子固有的达观和冷静。他始终把现代反侵略

事业的成功，看看这条信息吧，别再说了，莫再等了，赢在职称资讯快人一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