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细致地观察观察，冷静地思考思考，不对了。这股“热旋风”，实在是媒体造势造出来的，——媒体向来喜欢造势炒作。不妨回忆回忆，霍金1985年初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何曾有过这般热？热衷于炒作的媒体，可真正明白自己炒刁难象的意义？
四年前，我写过两篇提倡科普的文章，一篇是《科普召唤大师》，另一篇是《展现科技魅力的智慧之光》。《科普召唤大师》提到了霍金，提到了高士奇，提到了华罗庚，提到了法布尔，提到了钱学森提倡博士研究生要准备两篇论文，一篇是专业论文，一篇是对专业论文的通俗介绍。《展现科技魅力的智慧之光》则评论武汉电视台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大型电视科普栏目《科技之光》，——这也是在中央电视台创办全国第一个大型科普栏目。这个栏目被联合国教科文举行的电视节授予儒勒·凡尔纳奖，《科技之光》的一些节目也先后在拉夫伯勒、巴黎、蒙特利尔、布达佩斯、里斯本得到国际大奖。我的评论，意在说明电视对科普具有相称的优势，提倡多创办这种类型的科普节目，由于那些所谓娱乐搞笑节目是无可相比的。但是这两篇东西，我年年投，一直没有媒体肯用。大概是人微言轻，大概是不适时宜，大概是媒体的取舍标准，总之是石沉大海。直到本年五月，《展现科技魅力的智慧之光》终于被一家媒体采用。《科普召唤大师》则等到霍金抵达中国，才被采用。说这么件事，并不是说我有特别的眼光，我只是召唤召唤而已。我的意思是，媒体对科学、科普造势，未可厚非，但媒体的寻求，却在造势前后不停诱导的恒温之中，一如武汉电视台的《科技之光》。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吧！
媒体的这种社会责任，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其表现也是很多方面的。比如在炒作各类高考“状元”（我很不喜欢这个带有封建期间色彩的词），是否注意到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名牌大学，是热门专业！可是我们的基础专业，如数学、物理等等，多年来一直冷得惊人。菲尔兹奖得到者丘成桐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基础科学的重视，就犹如一次长期的投资。”他说，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一条重要改革就是“求学问于全世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年后日本在工业和科学方面的成绩足以媲美西方。100多年过去了，现在，日本本土已经培养出七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和三位菲尔兹奖得主，基础科学领域的结果斐然。然而我们的媒体对基础科学好像没有热情，别说为基础科学被冷落大声疾呼，就是给块“豆腐块”的地盘，也不那么容易啊！
我总觉得某些媒体急功近利。比如热衷于拿什么大奖，拿了就热炒。奥林匹克数学比赛，我们的中学生每届都压倒一切拿大奖。得当报道一下，对推动数学学习自然有好处。但媒体却把镜头瞄准大奖，就有急功近利之嫌。实在数学界并不看重这一奖牌。据追踪观察，那些拿了大奖的中学生，能作育成为学者的少见。光靠大题量训练，大概能拿大奖，但未必能出学者。记者为什么不多采访一些科学家，听听他们的意见呢？基辛格卸任后，故意去哈佛当教授，条件是不上课，哈佛断然拒绝了，由于教授必须讲课，决不能埋头做自己的课题。看看我们的教授吧，把讲课作为自己第一责任的虽然不少，却也不多。把自己的课题作为第一责任，大概能出成果，但也有急功近利之嫌，由于放弃了第一责任，也就是放弃了久远目标。媒体的急功近利，不也是如此吗？
在科学、科普的提倡上，媒体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应该高瞻远瞩，具有久远的目标。自己不懂不要紧，学就是了。比如采访霍金，至少要读几遍《时间简史》，读不通正是采访的切入点，——不少读者想知道这本书所蕴涵的精神，想知道怎么去读。记者不读，提些读者并非急于了解的问题，甚至提些外行的问题，怎么去引导读者？
虽然，“霍金”简直是分外起来了，但离科学热、科普热还远。媒体应该借这股热深入做写文章，让渐渐热起来的科学、科普保持恒温。这是媒体的责任，——当仁不让的责任。
（文章来源:人民网）（完）
从“霍金热”看媒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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