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播学批驳学派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比起20余年前传播学在中国初兴之际的情形，现在人们对它的了解早已不可以道里计。比如，就研究的风格和流派而言，现在稍习传播学者都至少知道有个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和批驳学派(Critical School)之别。不过，与人们对经验学派的耳熟能详相反，批驳学派在中国却总是烟波微茫信难求。这一方面是由于批驳学派总体上确实比经验学派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播学传入我国以来，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阴错阳差，经验学派一路大行其道而批驳学派则始终若隐若显。
这种一边倒的状况虽然有其历史的一定性和必要性，但是长此以往则显然不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健全发展，而且更使很多实际状态由于得不到相应理论的关照而陷入茫然或无序。实在这种隐患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01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破天荒地把“传播学批驳学派研究”列入课题指南。这里，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传播学批驳学派及其研究略作阐述，以期引起大家特别是已经、正在或将要崭露锋芒的新一代学人的爱好与存眷。
一
提及批驳学派，首先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驳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但渊源有自，而且源远流长。大略说来，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反相成而且道魔相长的强劲思潮。一是敬服科学—进步—发展这一实际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寻求精神—价值—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这一双峰并峙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上。
不问可知，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假如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如引擎、车轮，那么人本主义就是其利用系统如方向盘、刹车。只有驱动系统而无利用系统，但见马达轰鸣，车轮飞转，该慢时慢不了，想停时停不下，其后果可想而知。同样，只有利用系统而无驱动系统，那么就只能呆在原地，故步自封。所以，在科学主义强劲推进的西方现代化历程上，作为利用系统的人性、人本与人文一脉的思想传统不但不绝如缕——如18世纪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浪漫派、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标志的批驳实际主义、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驱的各种批驳理论等等，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真切地逼近人类，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就曾在那部横空出世的《西方的没落》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论述阐发了西方文明的断港绝潢，其中还专门对西方近代报业及其自诩的新闻自由进行了批驳性的论述：
自由资产阶层以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缚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负的，可是报纸的独裁者——北岩爵士!——却把读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画的驱策之下。
……
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本日人们也能随处发现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恰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现在日的默多克、特纳等——引者注)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服在这些皇帝们的权力之下，而且指挥报纸的权威对人民的彻底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的虚幻的自决权。①
传播学批驳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承袭上述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它与承袭科学主义及其工具理性而兴起的传播学经验学派，在存眷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诸方面均大异其趣。对传播学批驳学派的掌握，应该首先由此切入才华捉住要害，即批驳学派不但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二
其次，进而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驳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特定的流派，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作为传播学两大学派之一，批驳学派自从动荡、革命、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始终与今世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形同一体，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驳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表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正是这种传媒与今世社会的关系日益凸显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险些各个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无不开始从批驳性的态度涉足传媒研究，从批驳性的视角审视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而这个领域也就是传播学批驳学派赖以生成的学科泥土，正现在世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诸多触目惊心的毛病是批驳学派赖以存在的实际泥土一样。
批驳学派纵横谈
以丹尼尔·贝尔为例，这位美国学界的重镇、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开启了信息期间的理论。1976年，他又在该书姊妹篇《资源主义文化抵牾》里，对资源主义的文化危机包罗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图远虑的分析。他在论及当下这个“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期间时，还捎带着对麦克卢汉及其惊世骇俗的传播理论做了揶揄和批驳?②。贝尔以为，麦克卢汉的学说包罗其广为人知的“地球村”理论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他所说的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比重变化，在贝尔看来确实隐含着“真正严峻的后果”。比如，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
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情感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法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法，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装腔作势，就是厌倦透顶。……然而，整个视觉文化由于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③
雷同贝尔的这种言说，在诸路各领风骚的学界诸侯那边可谓俯拾地芥，仅其荦荦大观者就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代，如哈贝马斯：法国结构主义及其流变，如以符号学著称的罗兰·巴尔特和以“知识考古学”闻名的福柯；后现代主义，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资源主义文化逻辑的思考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建构；后殖民主义，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对“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透视和斯皮瓦克(G.C.Spivak)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等等。这些学界大家各以开宗立派的理论对传播学批驳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传统的经验学派之外开出一个全新的、开放的研究领域。
论文批驳学派纵横谈来自
由此说来，我们不妨将批驳学派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的批驳学派是个包罗广泛的开放领域，而狭义的批驳学派才是专门从传播学的学科角度从事研究的流派。虽然，两者之间均以“批驳”(critical)为旗，事实上“批驳”也是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常见术语。所以，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无法截然剥离。
三
迄今为止，传播学批驳学派大抵形成了三种研究路数(approach)。
其一是政治经济学。此一路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全部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平、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这方面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有影响，其中G·默多克(G.Murdock)、P·戈尔丁(P.Golding)、J·哈洛伦(J.Halloran)等人的研究向称典范。别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工作也值得称道。这里仅以“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为例略做解说。
1970年，哈洛伦等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驳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本来，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的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使馆，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导致个别人受伤。“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险些无一破例地把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精密的宁静示威游行刻画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④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期间，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常常使它们呈现出如出一辙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雷同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就27日的反战大游行而言，作者们发现，他们研究的报纸和电视台在报道中还相互参照相互肯定。……结果，极其不公平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⑤
再如，西方媒体一向强调报道的客观、真实与公平，而大多数西方记者作为个人来说，一般也确实偶然于掩饰真相和歪曲事实。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以及很多其他事情如近来的科索沃问题上，会与其津津乐道的理念相去甚远呢?哈洛伦等人的研究以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者注)出现了以赢利为目标的便宜商业报纸，并渐渐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存心避免鲜明的政治态度，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至，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能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候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出色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⑥
批驳学派纵横谈
总之，在批驳学派的历史上，《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借用北京大学赵斌先生的话来说，它“开创了英语世界批驳传播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几十年传播学(实即经验学派——引者注)的伪科学倾向及其对媒体效果的行为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伶仃起来分析”。⑦不但如此，它所体现的批驳性研究取向、总体性研究思路和综合性研究方法，至今还是传播学批驳学派所沿袭的“学术规范”。
四
其二是文化研究。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驳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源主义文化抵牾”到詹明信的“资源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扼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浩如汪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险些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有关思想稍加解说。
说到知识，人们一般都把它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认识。实在，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福柯把这些言说统称为“话语”。比如，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话语，再如人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话语。在福柯之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却没有认识到种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不同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联。知识原来并非自足的东西，而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揭示各种知识、各种言说、各种话语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背景(不但仅是政治权力)。根据他的考察，话语权实在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实在就是权力的意志，如老师的传道授业就体现着某种权力。对此，赵一凡先生曾这样归纳综合道：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停剔除、混淆和积淀，才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由于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涉的伤痕。⑧
以“新闻自由”为例，这套话语的形成与强大过程，非常典型地显示了资产阶层与国王贵族“争权夺利”的本质。轻微考察一下西方近代以来的新闻传播历程，就不难发现这套话语从来也没有真正兑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兑现它所言说的美丽目标，它不过是新兴资产阶层为了自身利益而生发的一个话语，他们通过这套话语夺取并把持了统治权。在全球化期间(这又是一个体现特定权力关系的流行话语)，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又进一步祭起这面话语的大纛，而实在质说白了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和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由于，现期间的信息自由传播究竟对谁有利而又对谁不利，即使白痴恐怕心里都会明白。
五
其三是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此一路数是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存眷。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仇》(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态度而反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精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虽然，这方面最闻名的研究，还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驳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破与批驳向以犀利无情著称，与美国东海岸麻省理工大学那位闻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痛诋畅驳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故意思的是，其子D·席勒也是一位批驳学者，而且与乃父同在一校执教，《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上刊发的一篇书评，即论述了他的新作《数字资源主义》。
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用加拿大批驳学派的代表人物、Simon Fraser大学的D·司迈斯(Dallas Smythe)在本书序言里的话说，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驳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源》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驳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偏重探究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怎样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怎样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批驳学派纵横谈
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
文化帝国主义是很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⑨
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能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驳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罗全球化。由于，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能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刀刀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但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公道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罗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席勒还对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大张挞伐。他以为，4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播研究大抵属于“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这类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既定的传播体制，视之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然后在此前提下为其出策划策。所以，各种百般定量的、实证主义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依照的都是广告主、广告商或政府机构的意志，不但缺乏权力关系的思考和批驳现状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支持了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以上三种研究虽然思路有所不同，但其范式(paradigm)却是完全一致的。归纳综合地说，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称新马克思主义或简称“西马”)为思想背景，都对资源主义的传播体制及其运作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尖锐的分析，无论其具体理论和学说怎样参差百态，说到底都无不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体现着猛烈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所以，与经验学派相比，他们的态度更倾向于批驳实际而不是服务权势，他们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现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他们的方法更着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层量化——诸如此类的取向，都与上述平衡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通。
六
我国自改革开放引入传播学以来，20余年间大都承袭以美国为典范的经验学派，而轻略以欧洲为中心的批驳学派，以至于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空缺状态。
迄今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