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英 李红军 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在民族杂居的西南地区，各民族多为小语种民族，语言背景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拥有具有民族语教育资源更是奢谈．总观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现状，文化取向单一、以主流文化为准，民族文化差异性体现空间甚窄的特点也极为突出．在文化排斥性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这样的资源在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受到师生欢迎的可能性甚少．在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师生还在为语言习得努力之时，以城市文化为背景、以主流文化为特色的资源注入了教育领域，并予以强势推进．这些资源在使用之初，师生热情极高．一段时间后，却出现了两个问题:低年级学生由于语言障碍存在，听不懂、看不懂“农远工程”提供的现成课件;高年级学生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使用教育资源过程中出现了文化认同冲突．加之，资源中大量充斥的城市文化使得农村孩子和教师产生了被边缘化的心理，难以续增使用热情．上述障碍的存在，致使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学生对这些教育资源不感兴趣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也只能面对学生不感兴趣的现实而放弃继续使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条件落后、设备使用和维护经费短缺、管理人员岗位未能落实等现实困难迟迟未能解决，工程进入应用期后遇到了许多后续困难，“农远工程”设备闲置也因此成为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同时也在塑造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两个群体使用相同的符号时，其生活是交叉在一起的．农村与城市、各民族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表象其生活、塑造其个体的符号系统必然存在差异．将东部城市教育资源简单移植、复制到民族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必然缺乏生存的文化土壤．教育资源为教育服务，未能满足教育需求的资源被遗弃是一种必然．同时，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定位就是传输资源，当资源未被教育者选择之时，设备的闲置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资源建设的单向选择误区反思

资源建设就是建设者对资源予以选择整合的过程，如果有特定的使用对象，开发必须基于对象需求进行．为了保证开发出的资源具有实效性并不断得以优化，使用者和建设者作为资源建设的两个主体，必须保持反馈互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和当地教育者是并列的两个主体，二者在资源建设中地位平等，资源选择的最终结果基于二者的共同决定做出．就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现实境况分析，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和教育者两个主体有着不同的资源选择意向．建设者对资源作出的选择代表了国家的统一要求、代表了教育发展的应然方向，教育者对资源做出的选择则代表了地方的多样性需求、代表了教育发展的实然目标．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开发中同存．而资源的最终选择只能基于当地基础教育信息化“最近发展区”的现实进行，这是一种高于当地教育发展水平而不脱离其文化现实的状态．要使资源适用，建设者必须了解教育者的现实境况和当地的教育需求;要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得到发展，教育者必须根据时代发展所需的资源要求完善自我．因此，建设者对资源的选择和应用者对资源的选择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实中调和，并由建设者最终以代码形式将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表现出来．在不断的反馈和互动过程中，资源得以优化、教育得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资源适用性的同时，促使教育者教育技术能力提升，为其最终成为资源建设者奠定基础．然而，客观地说，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拥有的资源并未按上述机制予以开发．资源建设者为全国各地区、各级各类的教育者提供了同一的东部城市教育资源，无东西、城乡、民族、师生之别．“东部建库，西部修路”、“东部资源西部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甚至未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建设，所做的仅仅是东部城市教育资源的简单移植和复制．将这些现成的教育资源注入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的过程中，当地教育者进行具有主体性的资源选择环节是缺失的．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推广中仅存建设者一个主体，其资源选择意向成了资源选择的结果，教育者的资源选择意向对建设者的资源选择、最终的资源选择毫无影响．“农远工程”前期资源建设过程中，教育者资源选择主体地位的缺失，源于建设者认为自己能代替教育者做出选择．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选择是一种主体性行为，他者无法替代主体做出属于主体的选择．他者替代主体做出的选择从根本意义上说并非主体的选择，仅为他者的选择，其结果未必最终会被主体所接受．这是由“选择”的词义决定的．古汉语“选”、“择”二字，“择”之意和现今所用“选择”之意更为贴近．因为，“选”作为“選”的简体字，《说文》将其解释为:“選，遣也．從辵、巽．巽遣之，巽亦聲．一曰選擇也．”徐灝注箋:“‘巽遣之’者，《釋名》‘巽，散也’，散遣之也”［1］3886．而“择”是“擇”的简化字，《说文》将其解释为:“擇，柬選也．從手，睪聲”［1］1969，而“柬”在《说文》中的解释为:“柬，分別簡之也．從束，從八．八，分別也．”王筠釋例:“柬字從八，而八不在外者，於束中柬擇之，不可於束外柬擇之也．”［1］1179因此，从其原意来看，“择”较为符合“选择”之意，表明的主体鉴别、筛选、抉择的过程．英语中表示在多者中进行选择的“select”来源于拉丁文“seligere”，其意为“tosort”，即“se-apart+legeretochoose”［2］1807，表“分别、挑出、拣选、区分”之意．因此，无论古汉语的“择”还是拉丁文的“selige-re”，均含有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他者予以分别，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拣选的意思．“择”从属手部的特点更将此意思表述得淋漓尽致，主体通过身体器官和他者发生直接接触并予以择取．根据其辞源，选择是主体与他物发生直接关系的过程，是一种主体性行为，非他者可以替代．因此，建设者在资源建设过程中仅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替代教育者做出选择是无法实现的．教育者在资源建设环节中未能做出自己的资源选择，当教育资源进入教育领域后，教育者在规定的教育选择权限内依据现实的教育需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如前所述，其选择代表的是教育发展的实然需求，教育者的选择只能基于教育现实进行，“能否方便教学”、“能否被学生接受”就是其对教育资源予以取舍的标准．社会、经济、文化、学生个体素质差距客观存在，教育者认为提供的资源并不适合自己所处文化生境的教学，并从内心作出了拒斥的决定．事实证明，教育选择必须是一种双向选择，资源建设者在资源建设环节无视教育者的主体性仅是延迟了教育者做出教育选择的时间而已，教育者最终在资源应用环节作出了自己的资源选择．然而，选择的时间延迟却带来了建设的浪费，选择的分离最终导致了分离的选择．从机理上看，正是单向选择中建设者和教育者之间没有互动反馈，资源选择未能中和，从而使资源选择优化丧失了最好的时机．

双主体并存的双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诉求

教育资源海量存在和适用资源短缺、教学媒体短缺和设备闲置不用对立并存，是目前民族地区农村基础信息化发展现状的缩影．客观分析，前述的资源建设误区是可以避免的．首先，若将设备功能定位为传输资源，当接收方认为所传输的资源无价值之时，中断传输、闲置设备是一种必然．其次，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各民族之间差异显著，教育资源简单移植必定以失败告终，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果链．然而，实践还是进入了误区．无视资源在统一性之下的特殊性需求、无视资源使用主体的资源选择作用而简单移植资源，且客观的资源应用效益评价方案至今难觅．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使面对资源不适导致的设备闲置现实问题，资源建设者仍未能对资源选择予以调整或客观评价其所选择的资源价值，而是通过肯定资源价值进一步肯定其单向选择行为．借助决策者的力量，“农远工程”的资源评价以有资源必用、用资源必出效益的理念为指导，硬性规定教师每周使用设备必须达到规定课时，采取“自上而下”的应用效益评价体系．［3］如此，应用者在资源建设中的资源选择权被忽略后，应用过程又因反馈环节缺失而丧失了为资源优化提供作用力的机会，资源建设的优化可能也随之消失．由此观之，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前期工作中，建设者单向选择教育资源后的主体定位理念更值得反思．建设者只看到自己对资源的单向选择，认为选择结果可由自己单方决定，资源建设中脱离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应用中仅将教育者视为无条件接受资源的绝对客体．在整个资源建设和推广过程中，仅强调客体向主体运动，而无视主体向客体转化，二者之间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在这样的主体定位理念下，行动中执着于基于经验的效益因果链、执着于自身的价值目标实现．资源开发过程中，无视民族地区各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形态各异之现实，固执秉承“东部资源西部用”理念，采用简单移植、复制的资源推广模式．资源应用过程中，要求客体有资源必须用、无条件用、必须出效益，并在此假设基础上统一量化标准，并将之作为效益展示的依据、作为工程进一步推进的决策依据．［3］以建设者为主体的单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在教育领域注定失败，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后期的资源建设，需要将资源建设基于交互的双向选择之上．因为，建设出的资源最终将应用于教育中．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构成由外至内遵从“物质—制度—精神”顺序，教育观、教育思想、教育目的的形成受制于现实的物质和制度;而其运转则遵从由内至外的原则，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媒体的选择均围绕既定的教育目的进行．一切潜在的资源均可以作为其教育选择的对象，但最终的选择只能由教育者在既定的教育情境下作出．因为，教育制度、手段、内容、方法等的选择只能基于现实进行．资源建设唯有基于“农村”、“民族”性进行，唯有基于教育者的需求进行，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教育价值．如果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不能直面教育者的资源选择权力，不能将资源建设基于需求开展，所开发的资源也必将因不适用而在其后的教育选择中被淘汰．这是教育“为人”和“人为”的特点决定的．因此，能否实现教育者资源选择主体地位的回归是后期资源建设是否具有实效性的关键．如果我们继续秉承前期的资源建设单向选择态度，建设者的选择不适合应用者、应用者的选择也不适合建设者，只会导致资源建设者和应用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并最终走向解体．如果资源建设者在资源建设中无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被动接受的客体;在其后的教育选择中，建设者也将被动接受教育者的选择结果．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资源建设强调双向选择机制，原因之一在于这样的选择机制使得资源选择优化得以保证．在资源建设阶段，将资源选择调和、优化，避免不适教育资源进入教育应用阶段造成教育浪费的局面出现;在资源应用阶段，二者的平等互动又继续推动新的优化循环．如此，系统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为了现实．原因之二，这样的选择机制才能调动教育者的发展积极性．主体与主动相连、客体与被动相关，教育者只有通过在资源建设、应用中和建设者积极互动，了解时代发展的信息素养需求，意识到改善自身能力现状的紧迫性，才会改变目前等待、观望的态度．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资源建设强调建设者和教育者双主体并存的双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原因在于这样的主体才能使系统具备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当资源建设基于双向选择之上时，建设者和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由双方共同决定、动态变化．当建设者根据应用者需求调整自己行为时，应用者是主体，建设者是客体;当应用者根据建设者的要求规约自我时，应用者是客体，建设者是主体．整个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与应用者主、客身份并存、能动性与受动性同需，行为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受到制约．由于二者的关系是动态的，资源选择结果就是可变的，资源建设便处于不断优化和发展中．基于双向选择的资源建设，建设者和应用者的主体性都得到了发挥，双方都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交互的主体关系．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双方通过限制和规约自己以适应对方，将不符合优化需求的其他发展可能性排除，系统也就从而拥有了活力．本文认为，这样的主体关系在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信息化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建设初期，由于教育者的教育技术能力偏低，资源选择结果的代码表现任务只能由建设者完成．此时，建设者是双主体中的主导．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在以社会发展同一需求为资源选择标准的同时，以教育者利益表达为资源个性建设依据，尊重民族地区农村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统一要求下多样性并存原则下调整资源建设的目标、内容和模式．资源应用推广后，基于教育者的反馈之上，使用客观的资源应用效益评价体系对资源选择结果予以评价，并作为后期资源进一步优化的依据．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硬件、软件资源基本完备，教育者也通过前期的互动反馈提升了自身的教育技术能力，学习积极性得以激发．此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便可以由此转为以教育者为主导的建设阶段，由基层的教育行政机构(如教研室和电教站)出面组织，采取以教师建设为主、购买为辅，分步建设、各校共享的资源内容建设模式．［4］这样的资源建设模式，首先可使快速、系统地建设直接支持一线教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得以保证，同时也使教育者的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再次开始新的循环．使教育者实现从被信息化主体到信息化主体的最终转变，是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最终目的．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确认及其主体性的发挥始终都应成为建设必须考虑的要素．因此，双主体并存的双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才是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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