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基督教世界的二元论打破了古希腊哲学的同一观之后，这种观念进一步体现在随后兴起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二元对立中，因此，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的近代哲学家似乎都在尝试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但是，理论的介入不仅使其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现实实践维度失之交臂，而且使二者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疏远:自然科学因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而体现出“唯心主义方向”;人的科学亦只能栖息在理论思维的建构之中，依然与真正的社会历史的实践“隔绝”，即趋向于理想化的人的科学表现出极度的“贫困化”和“空洞化”。其实，西方传统哲学脱离社会历史实践来看待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以及坚持二者之间理论层面的划界，恰恰是对异化(分裂)世界的理论表达。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当统一的力量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当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正在赢得独立时，对哲学的需要就形成了①。黑格尔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的分裂，但他只是诉诸于理论的方式寻找解救方案。而在马克思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从理论上描述整个世界的分裂以及在理论上克服这种分裂，而是要通过实践的方式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实践原则正是马克思把握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关系的关键。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这是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
一、实践态度: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批判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的孔德开创的实证科学，即已证明自然科学正以其强大的现实力量寻找自身合法性的存在。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的落后，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没有在德国的古典哲学中得到体现。洛维特认为:“精神哲学根据其神学起源对自然科学和由自然科学促成的工业一无所知，也没有认识到，人在工业劳动中物化了自己，却没有积极地表现自己。”〔2〕
由于忽视了现实生活的实践，作为超越现实实践的理论态度也就回避了实践维度中的自然科学。然而，“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一些伟大的发现的因素”〔1〕。其实，这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局限性的一种普遍表现，而且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然科学催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论”事件也视而不见。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进行了类似的批判:“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的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识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3〕
马克思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审视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同时也把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实践看成是把握真正的人类史的力量。“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1〕马克思不仅批判自然科学的抽象物质态度，而且批判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并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和商业创造了现实的历史，业已成为人类史以及人的科学的基础。这里没有任何思辨的要素，若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正确认识就不会有“历史科学”的正确认识。“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偶然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4〕脱离历史看待自然科学，或脱离自然科学看待人类历史，要么把人类历史看成僵死事实的集合，忽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要么把自然科学看成是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的一般理论解放的力量。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相互作用就被遗忘了。
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的分离必然导致人的科学陷入“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中。脱离社会历史，然后构造极端“贫困化”或“空洞化”的人的科学，“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这个存在物必然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于是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类的活动”〔1〕。如此一来，人们错把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为观念性的存在，并在这种理论方式的统筹下幻想用外在的整合方式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统一起来，这样的统一必然是一种虚假的统一。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理论层面的这种虚假统一，其实就是在不断制造历史和自然、事实和价值、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基础上，再寻求一种理论的方式企图捏合这种顽强的分裂。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已经把握了人的科学的发展方向;如果说人的科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人的科学就不能成为内容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马克思批判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一直逗留在理论层面并要求实现这种层面的统一的现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用思想去表征统一或分裂，关键是从实践层面完成这种统一。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应当说，人的存在已经通过社会历史的活动得到确证，对马克思而言，历史的逻辑并不是现成地摆在自然的逻辑面前的，它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为，自然科学向“历史科学”的转变，不是自然科学中既定的原理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而是它已把握到人类历史活动的特性〔5〕。而向来以理论表征世界的西方传统哲学却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分成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论态度，并直接诉诸现实生活的实践:“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
二、实践异化: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根源的分析
其实，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外在对立，关键在于人们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而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人类旨趣和取向。如此以理论态度划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似乎是顺理成章，但理论终归只是时代的一种观念表达，理论的分裂并不是理论自身的原因，它恰恰反映的是我们时代的分裂和现实生活世界的裂变。作为以解释世界为主的理论家而言，面对生活世界的分裂也只能尝试着学院式的呐喊。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这一进程的展开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领域中正处于鼎盛。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转变为关于一切能够成为人的技术的经验对象的东西的经验科学;而人则通过技术以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人因此把自身确立在世界中。”〔6〕
以如此方式立身，迎接我们的却是“一切客人中的最可怕的客人”〔6〕———不期而至的虚无主义。由海德格尔和尼采所揭示出的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秘密，马克思则把它表述为“异化”问题，即人的感性活动的异化。因此，“当马克思把感性活动表述为人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所达成的‘产生着的社会’之生命表现时，他就在一种全新的涵义中使用了‘异化’概念:‘正在产生的社会’从其感性的真实性那里外化为超感性的、反过来规定和支配感性活动的力量”〔7〕。马克思正是在认识到感性活动或实践异化的基础上探讨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根源。然而，作为对人的感性活动的自我认识的“自然”科学和作为人的科学———“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是在自然对象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一样，都来源于人和自然之间历史的、感性活动的创造，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它们如何表现为异化的现实?原因在于现实生活的实践要求导致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异化，而且表现为刚性的强制二分。一个是与价值无涉的科学事实世界，一个是忽视事实的人文价值世界。所以，社会生活本身的实践异化导致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分离，以及作为理论态度的要求弥合这种分离的诉求无非是对分离世界的观念陈述，更是对真实异化世界的观念遮蔽。
因此，当实践异化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时，自然科学终究难逃异化的命运。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和现代技术的中介力量成为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却是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当然，自然科学对现实生活的主导和渗透绝不是简单停留在观念领域，因为，异化借以实现的途径本身就是实践的。这正是马克思成功超越黑格尔之处。黑格尔把异化问题还原为精神的异化，把异化导向抽象，即主观和客观、理性和社会分离，所以，精神的异化也只能在思辨辩证法中完成，而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异化丝毫没有被触动。“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1〕相反，马克思则将异化看作是社会的真实的状况。自然科学所支撑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正在逐渐扩大资本的统治权力，“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所以，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决不能撇开自然科学的实践力量，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唯心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的最大区别。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所展示的惊人变革力量并非意味着人的解放的到来，相反，自然科学作为改造现实生活的力量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同时，“非人化”是我们不得不遭遇的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只有正视它的来源，才有扬弃它的可能。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异化是通过实践表现出来，人的科学的异化则同样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由于现实实践异化的加剧，人们日益丧失了自我的生活意义。对现实的个人而言，作为人的科学的“心理学”已向人们展开了它的全部属人的感性丰富性，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无情遮蔽了，而仅仅降格为人们所在社会现实的“一般需要”，简单的“一般需要”代替了一切。于是，现实生活世界也只能从有用性出发去认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却忽略了现实世界之外的非功利、非有用性的一面。不仅如此，在人的本质力量忽视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前提下，人的科学便单一演绎成为观念或理论的存在，作为观念存在的人的科学成为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灵魂在观念领域得到安顿，信仰可以在宗教世界里寻找，理想可以在思想领域实现，所有这一切的颠倒都是为逃避现实的非人的生活状况的无奈之举〔8〕。于是，文学、政治、宗教以及哲学成为建构人的科学的最好方式，而这正是人的科学异化极端化的表现形式。因此，将感性活动或实践的异化视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分裂和异化的缘由，这不仅能够避免任何停留在主观思想领域的批判，揭开思辨辩证法的伪装的批判外衣，而且为真正的实践批判指明了方向。
三、异化扬弃: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统一的未来取向
马克思以现实的感性活动或实践为根据，建立起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原初关联，从而把自然科学和人类史以及人的科学统一起来，进而从人类史角度寻找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异化的根源。这样一来，马克思对异化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批判便上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和资本的批判。因此，马克思不仅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表现，同时针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产生异化的社会历史机制提出了政治批判任务。不过，对于实践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绝不是通过人文或精神的力量寻找答案，而是强调“自我异化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这就是马克思赋予崭新的“历史科学”的全部批判力量及彻底的、坚定的批判性。诚然，近代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原则〔4〕，并从具体的生产劳动领域里分离出来，一方面，“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另一方面，“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象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9〕。资本因此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建构的真正力量。当科学变成资本进一步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时，也导致了科学的“非人化”。面对自然科学不断异化的现状，马克思直接进行了实践批判，即从现实生活本身寻找扬弃科学异化的力量，而没有对观念的批判抱以希望。因为观念的批判正如蒲鲁东式的抽象反对经济矛盾体的“坏的一面”一样，只是一种虚幻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对辩证法的一种玷污，“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4〕。其实，在现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我们有过太多的抽象批判，而这种批判或改造只能永远停留在观念领域的“应当”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要把“应当”转变为“现实”，关键是从现实生活本身的实践中阐释这一历史批判的任务。同样，当实践批判视角进入人的科学异化领域时，这种批判更加显示了其强大的现实性和彻底性。因为，“对人的感性丰富性的占有”，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把握，要上升到对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去认识。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只有在消灭了异化劳动、资本和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我们才能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中真正丰富人的科学。“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的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1〕
不难看出，马克思从实践异化中追问人的科学异化的根源，进而从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寻找扬弃异化的出路。当然，这种现实性和彻底性都是建基于对实践的全新理解和把握。在扬弃了现实的实践异化的基础上，马克思重新展望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统一的未来取向。“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1〕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感性，也就是人，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的方式得以实现;而自然科学是在自然界的科学中得到的自我认识，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也只有通过自然的对象才能得到体现，人的科学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得到客观的自我认识。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语言(人的科学)，就是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在自然界中才能获得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
自然科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我认识，人的科学只有通过自然界的科学才能达到自我认识，诸如此类语出惊人的表述不仅是抽象的自然科学、同时是当代的实证科学以及现代形而上学都无法理解，更是无法企及的。抽象或片面的观点一直以为，理论观或观念论是建构人的科学的核心，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纯粹是抽象的自然，而无关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运动，这种泾渭分明的划界造成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彼此外在的现实格局。其实，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在人的感性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实现。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达到自我认识和对自然的认识，这就避免了人的科学的极端贫困化以及自然科学的普遍抽象化。值得一提的是，当哈贝马斯试图理解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全新界定时，却陷入了“劳动和相互作用”分离的困境之中。他一方面认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起源于不同的人类旨趣;另一方面要求人的科学从实证化的自然科学中独立出来而体现为自我批判或反思的中坚力量〔10〕。毋庸置疑，哈贝马斯坚持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相互分离，源于他无法意识到二者所体现的“统一科学观”的共同基础———感性的实践活动。因为“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1〕，自然科学的对象是感性的自然界、感性的人，自然科学正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达到自我认识，并由此通达了对自然界的认识。这种自然界完全不是抽象认识论的范畴，抽象的认识论是通过先验主体达到对客体的认识，或通过绝对精神的一般活动来实现。因此，“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1〕。而人的本质力量所体现的激情或本质力量的需要，其实就是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些才是形成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真正前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就不难理解了。自然科学以现实的自然为对象，现实的自然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以自然界为对象即是以人为对象，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
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统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统一的思考，正是马克思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来消除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二分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马克思力图在实践维度中实现二者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所展开的“统一科学观”的论述，不仅意味着“统一科学观”是对当下实践异化下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一种批判，同时意味着马克思致力于扬弃人类“史前时期”的科学观以及努力实现具有未来向度的“统一科学观”的理想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