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联合国秘书长职位重要，在安南卸任之际，新秘书长人选备受关注。来自韩国的潘基文在7位候选人中最终胜出，成为联合国第8任秘书长。历史上联合国秘书长大多是在各种力量的争斗中产生的，这种争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国际大格局的态势和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影响秘书长作用的六个因素和秘书长的九项职责出发，可以看出，联合国历届秘书长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也有其局限甚至失误。
　　[关键词]　联合国秘书长；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

　　一、联合国新秘书长人选备受关注
　　
　　2006年12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完成其两届任期(每届5年)后卸任。由于联合国秘书长职位重要，涉及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因此新秘书长人选备受各国关注。
　　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审视，高度关注联合国新秘书长人选，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寄予较高的期望，而其新“掌门人”的政治理念、政策取向和外交才干将对联合国这一航船驶向何方起关键的作用。具体言之，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作为实践多边主义唯一的最具权威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能在新世纪里更加有力地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而新“掌门人”对此将负起“指挥员”的历史重任。
　　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而联合国新“掌门人”能在这方面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言之，尽管《联合国宪章》已经发表了61年，但它仍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和遵循的唯一的国际法权威法典，在规范现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掌门人”能否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担当起维护者的角色，力挫各种有损《联合国宪章》的种种意图和行径，努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将决定能否构筑起一道强大的法律屏障。
　　第三，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联合国公正、稳妥地处理冷战后所凸显的诸如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种种矛盾，而一名合格的“掌门人”恰恰能在预防外交和维和行动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具体言之，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联合国强化预防外交和维和行动方面的努力，在缓解热点地区冲突方面继续做出有效的努力，以进一步重振维和威力，而新“掌门人”作为维和行动的总司令，可以切实改进维和方面的不足和弊端，从而为地区和世界稳定做出贡献。
　　第四，广大发展中国家急切要求联合国在解决南北差距、缩小贫困以及实现千年首脑会议目标方面迈出切实的步子，而新“掌门人”则可在这方面起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言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南北差距扩大、贫困遍布以及全球化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化的状况十分忧虑，对环境恶化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冲击给予高度的关切，而新“掌门人”则可在落实千年首脑会议各项目标方面起呼吁、组织、推动等组织家的作用，以使联合国在逐步实现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落实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各项指标方面做出切实的贡献。
　　第五，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用渐进和理智的方式推动处于关键阶段的联合国改革，而新“掌门人”可在提出实行改革计划的基础方面扮演重大的角色。具体言之，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发展、安全、人权、秘书处等改革方面，通过反复耐心的磋商，达到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经社理事会实效、改进全球人权状况以及联合国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廉洁方面扮演推动者的角色。
　　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高度关注新秘书长人选。综观它们对联合国的战略意图，可概括为：在总体上，它们希望推出一位合乎其“心愿”的秘书长，其政治理念、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面的天平能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它们，并在重大的安全问题上配合它们的对外政策，不致使联合国整体失控；在维护《联合国宪章》方面，它们认为主权等许多概念已属过时，企图以它们的诸多理念，如“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先发制人”等取代《联合国宪章》的精髓和定规，而它们心目中的秘书长应能在上述方面配合它们加以鼓吹和推进；在发展问题上，它们以“人权”、“民主”、“良政”为杠杆，有条件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减免债务，不受千年首脑会议目标的束缚而做出诸种承诺，而它们心目中的秘书长至少在上述方面不向它们施加压力；在改革问题上，它们持保守的方针，不愿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包括扩大安理会、改进经社理事会等各种关键的改革，而它们心目中的秘书长人选应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不太积极、较少推动的方针；在秘书处改革方面，它们以“公平合理”为名，减少自身的会费份额，以“精简人员”为名，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同时却力保并增设本国在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名额，对联合国施加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心目中的秘书长应能在上述方面配合它们而采取有利于它们的举措。
　　事实上，中小国家出任此职有三大优势。联合国秘书长既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对其职责的规定，又要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较好地完成使命；他既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要十分关注各个大国的关切，以便使自己尽量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既要对热点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又要谨慎小心，周旋于各种力量之间，进行耐心反复的斡旋和磋商，以达到预期目标。期望秘书长倾向任何一方，照顾任何一方都是不现实的。因为他的言行受“中立”立场制约。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对秘书长寄予厚望也是合理的应该的。从联合国61年来的实践表明，来自中小国家的外交精英出任秘书长比较实际和稳妥。他们有以下三个方面无可匹敌的优势：第一，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均系中小国家，推出他们中间的一位外交精英担任此职，能较好地体现联合国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第二，中小国家人士出任秘书长，能增强广大成员国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加强联合国的团结；第三，中小国家人士出任秘书长，由于地位独特，既有利于同中小国家之间的沟通，赢得它们的同情，又能取得大国的支持，从而使联合国变得更加强大有力，这符合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期望。
　　
　　二、潘基文高票胜出的原因分析

　　由于斯里兰卡的达拉帕纳、印度的达鲁尔、泰国的素拉革、约旦的扎伊德、阿富汗的加尼以及拉脱维亚的弗赖贝加等6位候选人先后退出竞选，联合国安理会10月9日下午会议只对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唯一候选人、来自韩国的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进行正式投票，以便最后确认他将成为安理会推荐的秘书长人选后提交联合国大会任命。投票结果是，共有14票表示赞成，1票弃权，联合国历史上首次高票通过了对潘基文的推荐。只需经过联大正式任命这一法定程序后，潘基文将正式接替来自加纳的现任秘书长安南，成为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和第二位来自亚洲的秘书长，并于2007年1月1日正式上任。全世界主要媒

体对此作了迅速报道，指出新秘书长潘基文将面临安全、发展、人权和改革等多方面难题，可谓任重道远。
　　历届联合国秘书长基本上均从众多的人选中胜出。秘鲁的德奎利亚尔从9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埃及的加利从15位候选人中获胜，而这次韩国的潘基文是从7位候选人中胜出的。
　　比较而言，这次潘基文的胜出略显平静，可平静底下却也有颇多周折和风波。首先，“五常”意见最初并不一致。潘基文是在美国于4月就放出“不应拘泥于地区，而应选择有能力的人来出任”，实际上不同意亚洲地区推出秘书长候选人的空气中参选的。当时“五常”中，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主张从亚洲推出人选，而美国却倾向于从北欧、中欧地区推出候选人，英国赞同美国主张，法国态度不明朗。西方媒体基本倒向美国一边。中国多次重申上述主张，加之安南态度明确，以及53个非洲国家和30多个拉美国家支持中、俄立场，其他“三常”的态度渐趋明朗。直至8月，美国总统布什才支持新秘书长应“来自亚洲”，并在9月初韩国总统卢武铉携其外长潘基文访美时，布什总统亲自向潘基文表示“祝他好运”。其次，其他候选人的实力也不容低估。印度达鲁尔的参选无疑对潘基文构成挑战。在安理会7月28日、9月14日和9月28日三次“意向性投票”中，达鲁尔先后获得两次10张“鼓励票”和一次8张“鼓励票”，紧跟潘基文其后。直到10月2日安理会第四次“意向性投票”中，达鲁尔因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对他投了“不鼓励票”后，他才宣布退出。在美国表示了新任秘书长应“来自亚洲”的情况下，北欧拉脱维亚总统弗赖贝加仍正式表态参选。波兰前总统也表示秘书长应出自中欧。弗赖贝加在其参选后的“意向性”投票中一开始就获得7张“鼓励票”，显示了相当的实力。这也说明，不到最后一刻，亚洲秘书长人选仍处在不确定状态之中。
　　潘基文胜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亚洲国家识大局，顾大体。经过安理会第三次和第四次“意向性投票”后，斯里兰卡、印度、泰国、约旦和阿富汗5位候选人看到自己的得票情况，先后全部退出，进而力挺潘基文，以维护亚洲的权益，这极大地促成了潘基文的高票胜出。
　　其二，韩国中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韩国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尤为多数国家所肯定。联合国实践表明，中小国家人士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既符合联合国一贯传统，能获得更大支持，又有利于联合国的团结和工作。此外，潘基文来自韩国，人们对他解决朝鲜核问题，从而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抱有很大的期待，这也是其他候选人所不具有的优势。
　　其三，韩国大力开展外交活动，沉着应对不确定因素。这次韩国上到总统、下至百姓都为潘基文的参选竭尽全力。潘基文在联合国的游说，到非洲国家开展的工作，都取得了正面效果。而且遇到不确定的情况时，韩国以及潘基文本人能够冷静应对，最后终于迎来了满意结果。
　　其四，潘基文自身的条件。潘基文年轻时攻读外交专业，并以优异成绩通过韩国外务部的公派公务员考试。他曾任金大中总统的外交通商部次官，卢武铉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现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他为人沉稳，头脑敏捷，观察细致，能力出众，精通英语、法语，还掌握德语、日语等。所有这些也是他胜出的因素之一。
　　
　　三、七届秘书长产生的过程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7条的规定，联合国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需经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9票同意)，然后由联合国大会多数票表决(通常都是鼓掌通过)后任命，其任期为5年，期满后可连任。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至今的61年期间，一共产生了七任秘书长。他们先后是挪威人特吕格弗·赖伊(任期1946—1952年)，第一任满后延长3年，但不到三年即辞职；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任期1953—1961年)，第一任满后连任，1961年在调解刚果(金)事件中因空难身亡于任上；缅甸人吴丹(任期1962—1971年)，第一任满后连任，是首位来自亚洲国家的秘书长；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任期1971—1981年)，第一任满后连任；秘鲁人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期1981—1991年)，第一任满后连任；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任期1992--1996年)，第一任满后未获连任；加纳人科菲·安南(任期1997--2006年)，第一任满后连任至今。
　　上述7位联合国秘书长大多是在争斗中产生的。这种争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国际大格局的态势和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
　　来自挪威并曾任该国外交大臣的赖伊被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且为主导当时该组织事务的美国所欣赏，于1946年被任命为联合国首任秘书长。
　　哈马舍尔德成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的道路就不平坦。从1952年11月到1953年3月近4个月的时间里，接任赖伊的继承人问题早就摆在各成员国面前，可经多次讨论，却迟迟达不成共识。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两大变化：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亚非国家开始显示独立的政治意志。后者相继提出了许多符合它们意愿的秘书长人选，而此时西方中意的候选人、加拿大的皮尔森遭到苏联否决，但西方又不同意亚非国家提出的人选，因而形成双方僵持的局面。最后由法国推出中立国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并先后获得美、英、苏的首肯和亚非国家的赞同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在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的首次较量。
　　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接任哈马舍尔德的道路更充满艰险。当时哈马舍尔德因空难而逝，他生前推动的刚果(金)停火协定由于多方意见分歧，使联合国陷入一片混乱，美、苏在新秘书长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早在哈马舍尔德生前，苏联就提出建立三人小组或“三驾马车”，即由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组成的三方代表取代哈马舍尔德。美国坚决抵制和否决此方案。哈马舍尔德逝世后，美国极力坚持任命新秘书长是个临时问题，应由联合国大会而不是安理会解决，但此建议遭到挪威等10个中立国家的反对而告罢。此时苏联由于“三驾马车”方案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改变态度，转而提出不反对任命一个临时秘书长的建议。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双方为此争斗了6个多星期之久。最后苏联同意接受一个地位和权力不作重大变化的临时秘书长的方案，而美国则放弃提名突尼斯人蒙吉·斯陵为候选人的要求，转而同意支持亚非国家提名的缅甸人吴丹作为秘书长候选人。1961年11月3日经联大选举，吴丹出任了代理秘书长，1962年11月吴丹才正式被任命为秘书长。这是美、苏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进行的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斗。
　　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出任更是经过了声势凌厉的角逐。当时吴丹秘书长任期尚未结束，可就在第26届联大9月开幕后的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各成员国就对秘书长继承人的问题提出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设想。经过几轮意向性表决，最后集中在两位 候选人身上：得到非统全力支持的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和得到美、英、法青睐的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尔德海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过7次反对最后才达成妥协，由瓦尔德海姆出任秘书长。当时中国已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对中国坚决支持由亚非拉国家代表出任联合国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表示“印象十分深刻”。
　　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是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这一任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史上经过最为激烈较量后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瓦尔德海姆经过10年任期后谋求再次连任，非统和不结盟集团再次推出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安理会据此进行了16轮投票，两人得票都超过了9票，但由于美国16次反对萨利姆，中国16次反对瓦尔德海姆，事态陷入僵局。最后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两位候选人各自致函安理会主席表示退出竞选。这时，菲律宾、伊朗、秘鲁、阿根廷、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毛里求斯和圭亚那9国出来竞选，为此又连续进行了4次安理会秘密投票，最后达成妥协，德奎利亚尔以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安理会的正式推荐，后经大会表决后出任。这一事件十分生动地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南北之间出于不同理念对谁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激烈较量。
　　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是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其出任也经过了十分激烈的角逐。当时总共有15位候选人角逐这一职位，是上个世纪90年代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中间有包括加利在内的6位经过非统认可的候选人。当时美国担心加利年过69，健康不佳，后加利经过体检，加之取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班达尔·宾·苏丹亲王的支持，美国才打消了顾虑。法国认为加利留学法国，可以信赖，故加紧对加利的支持，并在比利时的协助下说服4个安理会成员国投加利的票，加利最后获得胜利。但加利在他担任5年秘书长后谋求连任时，由于他在波黑、索马里以及会费问题上得罪了美国，美国在他连任问题上投了反对票。这时由谁出任跨世纪的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成为联合国成员国讨论的热烈话题。加利被否决后，非统提出，其继承人仍应由非洲地区推出。中、法对此表示支持，美国被迫做出让步。非统提出包括安南在内的4名候选人。安南是惟一来自黑非洲、讲英语的候选人，曾两度留学美国。因此美国对安南抱有好感，但遭法国反对。法国并非反对安南，而是对美国的霸道做法十分不满。美、法一度僵持不下。当安理会投票结果为14：1时，法国才改变立场支持安南，安南遂正式出任。
　　
　　四、历届秘书长成就、局限的个案分析
　　
　　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和局限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必须根据以下六大要素做出：第一，《联合国宪章》对秘书长职责的规定；第二，秘书长职位的特殊性、艰巨性和可塑性；第三，时任秘书长的当时国际大势和力量对比；第四，超级大国对联合国的政策取向；第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的汇合点；第六，联合国秘书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可供调配的状况等。上述六大要因素可能不会同时作用在一个秘书长的任期内，但第一、第三、第四、第五个因素却是始终起着作用的，而第二个因素则视秘书长个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等资质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秘书长为其行政首长，秘书处从由1946年的8个部门组成，至今已扩展至30多个部门；人员也已由1946年的1546人，发展为至今的33 967人左右。各主要国家缴纳会费的比例为：美国22％、日本19．5％、英国6．13％、法国6．03％、中国2．05％、俄罗斯1．1％。秘书长资格问题，美国国务院就曾提出以下标准：在外交和对外政治机构的经验方面有公认威望和能力的人，年龄在45岁至54岁之间，应熟练地掌握法语和英语；不是“五常”之一的国民，而应靠个人资格当选，任期为5年，可连任。1981年任命秘书长时，广大成员国进一步就地区轮流达成一致共识，并在之后的24年期间成为现实。秘书长的职责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第一，任命工作人员，组织秘书处工作(《联合国宪章》第101条)；第二，就联合国的工作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参加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机关的会议(《联合国宪章》第98条)；第三，有权在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的会议中以秘书长身份行使职权，也执行这些机构委托的其他职务(《联合国宪章》第98条)；第四，可就秘书长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到安理会发表意见(《联合国宪章》第99条)；第五，向大会通报安理会正在处理的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随时发表声明和提出倡议；行使外交和其他政治职能，如斡旋和事实调查等活动(《联合国宪章》第12条第2项)；第六，召集联大特别会议；第七，接受有关批准《联合国宪章》的通知(《联合国宪章》第110条)；第八，保存一些多边公约和国际协定(《联合国宪章》第102条)；第九，负责编制支出预算，通知各委员会须提请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的估计费用详情(《联合国宪章》第154条)。其中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九项是十分重要的，即秘书长对安全、发展、财政等负有责任。安全直接关系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发展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利益，而财政则是联合国有效运转的物质保证。
　　现从上述六大因素和秘书长九项职责出发，对历届秘书长的作用和局限做一简要的个案论述和分析。
　　首任秘书长赖伊是在二战结束、联合国初创阶段担任此职的，这一时期的冷战气氛给联合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东西方两大集团处于对抗态势，美国通过“表决机器”控制了处于探索时期的联合国。当时美、苏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在有些问题上达成妥协。通过安理会的努力，加之赖伊的主动性，解决了二战后苏、美在伊朗各自占领区是否撤军问题上的争执，开创了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良好开端。在解决叙利亚、黎巴嫩要求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实现真正独立，致使英国“大叙利亚计划”告吹，英、法兵戎相见的血腥争端的问题上，联合国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联合国初创阶段进行调停成功的例子。在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上，赖伊主张并获得大国支持而成立的联合国印尼问题委员会，在有关各方有力的斡旋下，终于使印尼获得独立。这是联合国处理殖民地问题的首次成功尝试。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问题上，赖伊为此奔波于美、英、法、苏四大国之间，并邀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同其就此会谈。他还致函联合国59个成员国，建议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他的斡旋活动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断。尽管如此，他是最早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西方外交家，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美、苏、英、法四大国歧见严重，苏联封锁柏林通道而爆发的“柏林危机”上，赖伊也只能耸肩旁观，难有作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联合国和赖伊倡导成立的联合国克什米尔问题委员会派遣军事观察小组到南亚次大陆调查，划定了一条军事分界线，但实际上制造了符合英国意愿的“分而治之”。更为遗憾的是，美国出于其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考虑，在其操纵下迫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由美国出任指挥官的“联合国军”的决议，直接介入朝鲜战争，赖伊秘书长站在美国一边，成了美国的帮手，联合国为此蒙羞。
　　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于1953年就任。这是联合国从初创阶段进入第二个10年的时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控制着联合国，但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国家已开始表现出要求摆脱控制，实行独立对外政策的意志。万隆会议的召开和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就是明显的标志，中立的不结盟运动从此兴起。在亚、非、拉国家力量的作用下，美国在有些问题上做出了妥协，使哈马舍尔德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促使有些问题得到解决。 　　哈马舍尔德在第一任期内，主要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取得了成果。首先，他于1955年赴北京同中国政府商谈释放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和谍报人员，并取得了成效。其次，他同加拿大外长莱·皮尔逊一起，积极同有关方面进行调解和斡旋，使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获得解决，并由此建立起基于预防外交观念的第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为联合国以后的维持和平行动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第三，在解决黎巴嫩危机方面有所作为。第四，在1960年联合国通过苏联提出的关于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共同声明的问题上，哈马舍尔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哈马舍尔德虽在刚果(金)中央政府与冲伯分裂集团中进行调解，同时联合国军也开进了刚果，但终因各方歧见严重，加之刚果(金)总理卢蒙巴被害，使当地局势更趋恶化，而遭致苏联等国的批评。最后他在赴刚果(金)恩多拉谈判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吴丹出任秘书长时期的联合国仍处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控之下，美、苏的争斗日趋激烈，但广大亚非拉国家已先后获得独立、并在政治方面逐渐显示其影响。吴丹一上任就面临如何继续解决刚果(金)危机的问题。他十分谨慎，先提出以英、美、法三国达成的某些共识为基础，但冠以“吴丹计划”的八大步骤，后又附加的以制裁内容为核心的四个强制措施，同时又派出联合国部队迫使其分裂头子冲伯投降，终使刚果(金)危机告一段落。这固然是美、英、比妥协之果，但也显示了吴丹秘书长的独特才干。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斗的突出事例，几乎把世界拖至战争的边缘。吴丹在这一问题上努力促成美、苏进行协商，最后以苏联妥协结束了这场危机。在发展问题上，由于吴丹积极推动，联合国于1961年先后通过了《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明确宣布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进步是联合国主要任务的第1515号决议，以及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达到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的第1522号决议，这些文件均有深远的意义。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问题上，由于美国偏袒以色列，尽管吴丹召集了联大紧急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政府首脑与会人数也最多，但结果令人失望。用吴丹的话说，这是一次最无成效的会议。在裁军以及不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387、2602、1653和2028号等决议，美、苏也在1963年达成了第一个有关核武器的协议，吴丹参加了该协议在莫斯科的签字仪式。
　　瓦尔德海姆于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当时国际大势出现两大变化：美、苏对抗形成互有攻守的对立局面，西欧、日本实力不断增长，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局势在联合国得到清晰的反映，至少五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载入了联合国史册：第一，美国推行的强权政治在联合国不断受阻，其昔日依赖的“表决机器”几近失灵，美国声称联合国出现了“多数暴政”，只得更加频繁地使用否决权，竞达83次之多(1946年2月—1977年3月，美国共使用否决权94次)，占其40年间使用否决权次数的88．3％上；第二，在广大坚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通过了有名的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冲破美国长达22年的阻挠，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第三，在美、苏激烈对抗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从亚洲、中东、南部非洲到中美洲地区，新旧“热点问题”交叉爆发；第四，新独立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日趋迫切和突出；第五，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上任20个月后，背后有大国插手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面对这一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瓦尔德海姆一方面在美、苏、埃之间进行十分艰难的调停，另一方面派出一支由7000人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最后终于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支持下，达成著名的《基辛格一瓦尔德海姆关于埃、以停火计划》。在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的问题上，瓦尔德海姆根据安理会通过的第425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同时，又派6000人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对以色列撤军进行监督，迫使以色列在强占黎巴嫩达3个月之后全部撤军。在瓦尔德海姆的推动下，联合国于1972年通过关于反恐的第3034号决议，对国际反恐起了重要作用。在其任内，召开了联合国首届裁军特别会议，并通过了有重要价值与历史意义的《最后文件》；1974年又召开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坚强意志；在1978年安理会美、英、法、德解决南部非洲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但在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问题上，瓦尔德海姆进行多次斡旋均未果。直至8年之后的1988年，安理会表示如两伊再不停止军事行动要采取强制性的停火措施，加之两伊同意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重开谈判，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才告终结。
　　第五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就任前表示：愿联合国在他的领导下再进一步“成为《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协调行动的中心。”他讲此番话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大势而发的：美苏关系解冻，联合国出现生机，安理会也摆脱了多年的不力状态。1987年，安理会通过的关于解决两伊战争的第598号决议是5个常任理事国力图通过会外磋商恢复安理会生机一个标志性改变。由于上述因素，加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深知苏联已深陷阿富汗，已有撤军之意，德奎利亚尔抓住这一时机，通过多方斡旋，在迫使苏军于1989年2月撤出阿富汗的问题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在两伊战争问题上，德奎利亚尔努力推动安理会通过第598号决议，对迫使两伊结束冲突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安理会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就此表示：“所通过的这个切实可行、不偏不倚的决议为实现既无战胜国，也无战败国的政治解决铺平了道路，绝不能无视该决议。”在解决伊拉克1980年入侵科威特的问题上，德奎利亚尔通过推动安理会进行多次非正式磋商，并征得美国的同意，通过了安理会第687号在海湾地区停火的决议，不但使海湾战争告终， 而且使安理会集体安全机制再现活力。此后安理会“五常”就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使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德奎利亚尔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德奎利亚尔又通过多方工作，经过以美国为中间人的8个月的紧张谈判，在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基础上，促成西南非洲摆脱南非种族主义统治，协助纳米比亚独立。此外，德奎利亚尔在推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中美洲5国停止武装冲突，达成和平协议中起了重要作用。
　　布特罗斯·希特罗特·加利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人选，也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位秘书长。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冷战虽然结束，地缘政治仍处于激烈变动之中，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大大增强，从昔日被边缘化的地位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特别是联合国庆祝其成立40周年时成员国所显示的维护世界稳定、更加关注发展的决心给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在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后，加利周旋于美、法等西方大国之间，多次前往柬埔寨实地考察，组织联合国向柬埔寨派出联柬权力机构，在协调柬各派意见、部署维和部队、遣送柬难民和组织当地大选上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此基础上，柬埔寨长达20年的战争告一段落，流浪国外的37．5万柬埔寨难民回到了家园，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也回归了故土。在莫桑比克和平进程问题上，加利通过安理会及时派出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消除莫国内两派积怨、推进和平进程中起了一定作用。此后他亲自访莫，同莫国内两派就全国选举问题进行会谈，取得不小进展。最后在莫举行全国大选成功，非洲又一新国家宣告成立。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由于美国因遭一些伤亡而提前撤出，加之其他西方国家不久也宣布撤军，维和行动以失败告终。对此，加利痛心疾首地说：“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是联合国的一次重大失败。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两年有余，耗资20亿美元，共有132名维和行动战士殉职。”
　　第七任秘书长是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安南任内的10年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单边主义张狂，同时多极化趋势也在发展。这种局势在联合国内也有深刻的反映。由于安南秘书长的任期尚未届满，本文对其成就和缺失只能作一大致分析。安南在促进安理会通过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两个决议上，较好地履行了秘书长的职责。在力促安理会通过黎以停火协议方面，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正义要求，发挥了秘书长的积极、主动作用，为维护国际和平做出了贡献。在反对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和北约空中打击南联盟问题上，安南维护了正义，坚持了正确立场。同时，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他在大国的压力下，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有失偏颇，对日本“入常”问题上一度轻率表态。此外在联合国内部管理上，缺乏监管，以致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和其他问题上出现了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