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文字狱不同于一般狱讼，可以说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是要加上“叛逆”的大帽子。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案件中必然采取的。既然要大兴文字狱，就必然要奖励告密，于是诬陷之风盛行。

   封建专制主义为了籍制思想、防范反叛，加强文化专制统治，在法律上不仅把一切侵犯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的行为宣布为犯罪，而且实行以思想、言词、文字论罪，肆意镇压“思想犯”。在这种苛法的栓桔下，人民被剥夺了任何自由，毫无民主，统治阶级内部臣吏的直言规谏、议论政见也被堵塞、窒息，于是天下栗栗，死水一潭，陷人人人自危，万马齐嗜的局面。不少同志还就封建统治者的禁书、焚书发表了评论，指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从根本性质来说，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反动，是秦始皇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

   清王朝的焚书、禁书，使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焚毁而失传，剩下来的就是“钦定”的学术、思想、文化。不少人惧“杀身之祸”，只好冥心追古，脱离现实，钻进故纸堆中诊释文义，考据名物，沉溺于烦琐哲学的泥坑中。许多同志对文化专制主义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作了分析，他们说: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J思想文化科技突飞猛进。中国知识分子却在文字狱的高压下，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坑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陈旧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历史潮流隔绝，促使中国封建社会更加停滞不前。

    文化专制主义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给人民精神造成极大痛苦，思想、言论、行动不自由，并养成对君主盲从附和的奴性，使长期处于分散闭塞状态的小农，形成墨守成规、听天由命、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的心理，更集中地表现为对专制君主的迷信与盲从，把自己的一切希望统统寄托在“圣明天子”身上。正是这种率由旧章、麻木不仁，一切按祖宗章法办事的封建传统和生产的习惯势力，给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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