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诉讼制度纵然存在诸多优势，但由于制度缺陷所致，并不是所有多数当事人的诉讼都可以此制度加以解决。而在目前群体性诉讼制度日渐增长的趋势下，共同诉讼制度应衔接其他相关制度，构筑解决群体性诉讼的制度体系①。因而，在超出共同诉讼制度的范围时，如何与其他相关制度进行衔接值得关注。如诉讼当事人之一造之人数为多数时，虽得以共同诉讼程序进行诉讼，但如果人数过多，往往由于其中一人或数人的事由，如死亡、丧失能力等原因，影响全部诉讼程序，因而有选定当事人制度。②而在我国，相关制度如代表人诉讼制度等在解决日益众多的群体性诉讼制度方面力不从心，从而使得多元化的制度设计就成为必要。③基于此一思路，首先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加以改造，深入研究其成立条件、管辖制度、举证责任、代表人的行为效力以及判决效力等多方面的问题，使之真正成为符合我国国情的群体性诉讼解决制度。其次，可以考虑构建团体诉讼制度。近年来，随着群体纠纷的大型化，团体诉讼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有的国家为达到方便解决群体性纠纷的目的，使几种群体诉讼模式并存。如德国既有团体诉讼，还有试验性诉讼;日本既有选定当事人诉讼，还有团体诉讼;法国既有选定当事人制度，还有团体诉讼制度。我国诸如消费者保护协会、环境保护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等社会组织很多，如果在民事诉讼法中赋予这些组织以团体诉讼，则既可与其他部门法协调一致，保持法制的统一性与严肃性，又可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再次，法院内部的机制创新也应在解决群体诉讼方面发挥作用。
　　当然，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国的法学研究就没有理由不自信，在着眼于本土化努力的同时，还要能够与国外同行展开对话，方法和理念可以不同，但前提则必须是有对等的研究领域。本文对两大法系国家立法、司法以及学术理论的学习、借鉴乃至揉和，其实是在追问“贡献”的前提下所作的一种尝试性努力然而如何使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在契合于理论和现实的情况下加以完善，如何认识和应付转型时期中国出现的不同于别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情形，如强制拆迁中对共同诉讼制度的运用，并把看上去挺美的制度作问题化处理，进而构筑起中国诉讼法律理想图景②的一个小部分，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让笔者相信文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本文对共同诉讼制度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展开一个大致的框架，由于时间、能力以及资料等各方面的限制，虽然还有许多问题须作深入探讨和研究，但工作却要暂告一段落而留待日后完善了。职是之故，本文可能过于“偏科”，偏重于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共同诉讼制度的考察与分析，而有意无意地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类似制度上着墨不多。或许，笔者是在有意无意地暗示，基于立法及学术理论渊源，大陆法系中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在我国得到吸收，而英美国家的类似制度执著于法官的“技术”，使得一时间还无法让缺乏类似研究传统的国内学界对“弱势话语”重视起来。因此，本文所作的对比研究是粗略的，也是在内容限定下的一种取舍，同时，做这样的交待意在提醒对此制度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当前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而言，虽然立法应讲求前瞻性，但是也要注意其实践性，因为并非所有情形都可为法律所穷尽，此种情形下理论的力量就不可或缺，法无明文规定时应依习惯，而无习惯时就应依法理进行实务上的操作;或许，未为法律所囊括的情形可以视作学界的自留地，不断地为立法以及实务提供充足的营养资源。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曾在他的三卷本评论集的简短序言中讲述了“和氏璧不得赏识”的故事，进而假托该典故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工作，在此借用以示本文结尾时的笔者心态:“并非和氏的我，花费了二十年挖掘出来的，是玉的原材料，抑或仅仅是一堆乱石头，我自己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献给君王，得以避免被砍掉双足;不过也因此怠慢了请玉人鉴定。我只是热衷于发掘而己。当我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我却已没了力气，不知自己是否还能把他们带回家去研磨。或许最好还是站在大道边上，召唤过路的人吧:‘我不知道这是玉还是石头，你不想试试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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