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批评标准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标准,就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判别一个作品高低优劣的尺度。文学的价值属性是复杂、多样的,由此相应地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标准也是多样的。从文学批评发展史来看,不同的批评家由于立场的不同,他们所持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孔子曾提出“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恩格斯认为“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是批评的“最高标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
    当代文坛上还有人提出“真善美相统一”的比评标准、“思想性、艺术性、真实性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等等。这使得批评标准呈现出主体性、客体性、随机性和变动性等特点。所谓批评标准的主体性,是指批评主体由于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不同,形成批评标准的不同内容和特点。当不同的批评主体面对同一批评对象时,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做出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如同样是强调真善美的统一,古希腊的思想家普洛丁认为三者统一于神,这和当代中国批评家的理解相差何等之远。即使是仅从道德范畴来谈善,也有各种不同的善恶观念和标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完全否定莎士比亚,甚至认为莎士比亚根本不是艺术家,其作品也不是艺术品。他得出这种结论,原因之一就是从基督教博爱主义的特定道德标准出发来衡量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他看来,《哈姆雷特》等作品充斥着复仇和残杀,好人和坏人无区别地“大量死亡”,缺乏明显的惩恶扬善的内容。因此没有道德上的力量,也根本不应该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文艺表现形式。正因为同样道理,对于表现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对于歌颂自由爱情的《红楼梦》,由于善恶观念的不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评价,有人把它们当作生活和斗争的教材,有人则指责它们“诲盗”“诲淫”。
    所谓批评标准的客体性,指的是由于批评客体本身固有的某些性质特点和功用,自然形成了对它们进行衡量和评价的标准。以文学作品而言,有体裁、题材、风格、篇幅等不同,这不同的对象存在便会形成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在这方面,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最为有害,如将政治标准绝对化、庸俗化,认为或要求一切作品都应表现政治斗争和政治思想内容,甚至连大量的山水诗、爱情诗也都要挖掘其政治上的微言大义;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作为规范一切文学的模式,否定贬斥其他各种流派、思潮,甚至使得着名作家郭沫若也不敢承认自己的浪漫主义倾向。还有将某种文体的特点作为衡量其他文体的标尺,例如用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典型化来要求诗歌,用民歌的特点来要求一切诗歌。实际上,文学批评客体的丰富多样,决定了批评标准的多样性,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需要有适用于不同对象的不同标准。所谓批评标准的随机性,指的是由于客观环境和现实需要不同,批评活动的主体和客体的沟通和契合会有着随机的特点,由此形成批评标准的不同。刘勰提出:“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道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他所提出的“六观”,实际上是六项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批评标准,涉及到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许多方面,而重点又在艺术形式。具体包括了体裁选择、遣词造句、源流演化、艺术手法、典故引用、声调韵律等方面。这些标准既可以综合运用,也可以分别运用,还可以和其他标准如作品内容衡量标准结合起来使用。这样,具体怎样运用标准就不能不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而当批评家运用某一种标准评论作品时,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忽略了其他方面,忽视了其他标准。
    所谓批评标准的变动性,指的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带来的批评标准的演变和发展。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作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划分。这个标准我国坚持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反思这一批评标准,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样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批评标准就错了,而是因为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带来的文艺批评标准的改变。毛泽东提出这个标准的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是:抗日统战的局面、多阶级的文学状况。那个时代首先要区分的是作品在政治倾向上的正确与错误,然后才谈得上艺术上的水平高低问题。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人们被战争的火焰薰得周身粗糙,很少有把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的闲暇,极少有品味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雅兴,在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血与火的搏斗的年代,文学应该随着政治的战车前进。不过在和平建设年代,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要求文艺丰富多彩、愉悦身心,这时候,无论是长戟大戈,还是短枪匕首,无论是雄壮的军歌,还是悠扬的牧笛,浓彩重抹和清幽淡远,耸立高云的大树和翠绿欲滴的小草,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这时候的文艺批评标准也应该有所变化。现当代文学中,对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等人的重新评价,正说明了文学批评标准的历史变化性。“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变了,艺术变了,评价艺术的标准也得变。
    批评主体和文学客体的多样性,社会历史的变化性和批评的随机性等,使得文学批评标准构成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系统,由此制约着文学批评以至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
    二、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
    文学批评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一般、最常用的标准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因为文学作品总是由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构成的,批评作品时不能蓠开思想和艺术这两个大的方面。其中,思想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正确与否、深刻与否的尺度,艺术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上高低优劣的准绳。

    1.思想标准
    思想标准是用来评价作品思想性的。所谓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指从作品题材、主题或形象、意蕴中所显示出来的关于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思想观点,及其对读者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运用思想标准来评价文学作品要抓住三点:
    一是作品是否具有艺术真实性。所谓真实性,是指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所达的正确与深刻的程度。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巴尔扎克说:“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这不仅要有生活真实,更要有艺术真实和情感真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能展示生活本身的客观意义和认

识价值,而且一部作品的思想容量以及作家的情感也是通过真实性来体现的。因此,一部作品真实与否,真实程度如何,也就体现出它的思想认识价值的高低大小。如果一位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广泛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真实地反映出社会风貌和时代特点,这样的作品思想性便强。
    二是作品是否具有进步倾向性。作品的倾向性是指作品对社会、人生、历史发展趋势等的理解、认识、追求和主张。倾向性表现着作家对生活的判断和评价,表现了他的是非爱憎,并以此而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和是非判断,因而是作品思想性的重要内涵。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的倾向性,主要是看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以及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评价现当代作品,作品的倾向性表现在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向,表达人民大众的思想、要求和愿望,看其能否独到地揭示现实问题,体现终极关怀,能否引导人们追求光明,走向进步。当然,作品的倾向性应当从作品的情节和场面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要特别地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于作品就愈好。
    三是作品是否具有积极健康的情感性。一部作品要产生思想影响,不是靠“标语口号”式的抽象说教,而是“以情动人”。情感有健康和不健康、积极和消极之分。在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价值时,要求分清情感的性质,主张作品从整体上表现对人的心灵有积极影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情感。
    思想标准的以上三点,在批评实践中是互相联系而且与艺术标准密切相关的。
    2.艺术标准 
    艺术标准是用来衡量文学作品艺术上高低优劣的尺度。所谓艺术性是指作家的艺术才情、气质、修养和创造能力等各种因素在其所创造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魅力及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在运用艺术标准时,要抓住以下几点:
    一是文学形式的独创性与完美性。对文学作品来说,文体、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是文学形式要素。由这些要素构成是否符合艺术的形式美法则,是衡量作品有无艺术性或艺术性高低的标志。艺术性高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一般表现为语言生动而充满张力,结构有机统一而设计精巧,表现手法新颖多样而恰到好处,体裁选用符合内容实际需要等。
    二是艺术形象的生动性与典型性。首先要看塑造的形象是否气韵生动,即所谓“呼吸吹动,生气灌注”;其次要看是否具有独特的典型性,所谓“独辟蹊径,卓然自立”;再者要看是否具有鲜明性,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最后还要看是否具有凝练的概括性,所谓“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具有以上四点的艺术形象,就可能成为“这一个”而达到典型高度或新的创造高度,成为艺术性高的一种标志。
    三是审美意蕴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意蕴是深潜于文体和形象之中又漫溢于其外的韵调、情感、思想和精神。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艺术作品“要显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蕴”([德]黑格尔:《美学》第l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一般说来,意蕴要求两个基本着眼点:一要看其是否深刻;二要看其是否丰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就是讲究既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又要有“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如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说是有意蕴的代表。
    四是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般而言,愈是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就愈是容易引起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关注,愈是容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需要创作者从题材选择、主题开掘、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结构安排等各方面体现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的文学就应该像毛泽东当年所提倡的那样,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用我们的民族语言,塑造文学作品的民族形式,形成我们的民族风格。
    由艺术标准的具体内涵可以看到,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越是深层的批评,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就越难分开。例如进入到意蕴层级时,艺术的批评同时也成了思想的批评,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具有整体性的。因此,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是密不可分的,作家在选择题材、提炼主题、艺术构思、艺术传达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文与质、内容与形式都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脱离文学作品整体有机性而片面地、孤立地分析作品内容或形式的批评,都不可能正确地分析、评价作品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