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学过程回首二题  
发布时刻： 2003-2-18  作者：王家范  
    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属意宏不雅观分析，以纵揽年夜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绪各各分歧。但透过编纂形式或赋性气势派头，综合其集体精神，环抱的是统一主题，即面临现代化搬弄的压力，从头熟悉中国。压力转化为鼓动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注：本文为《走向全国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首》的续篇。有关世纪史学的主题及环抱主题睁开的脑子路向，请参见上篇。文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泛起的，决意性的时刻要到30年月后期。用科学主义的立场从头审阅中国历史，还原客不雅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国历史”），这是其时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水，也是与旧史学赖以区其余符号。 
    在这方面，傅斯年师长教师的功勋最年夜。这倒不完全是指他小我在史学上的成就（如夷夏器械说、人命古训辩证）。胡适对傅的指摘最确，说“他能做最周详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勇敢的年夜马金刀手腕。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做事、最有机关手腕的生成首脑人物“（《傅孟真师长教师遗著序》）。尽管今日的青年学子生怕很少知道，但中国现代史学史已经盛年夜地记下：从1928年起，傅斯年师长教师把首要精神都倾泻于学术行政，建立并长久主持了中央历史措辞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业绩辉煌。风闻他其时曾想邀另一位师长教师出任优点，那位师长教师不愿，且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仕进。”傅师长教师当即年夜笑：“看来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学者，却末尾选择了办所。然而恰是靠着师长教师的行政天才和道德魅力，不凡是学术拓荒、动议谋划的不凡识力，在他留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功效的一年夜群史学名家。胡适说他是执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体研究”的方式，“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全国上日常提高前辈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傅孟真师长教师的脑子》）。还有一点也极为主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着手动脚找器械”（书面的、什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极端材料出极端货”，支配了泰半个世纪实证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学路向，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考古的伟业——安阳挖掘和清内档明清史料、《明实录》清理等复杂工程的倡导者和机关者。他在上半个世纪确实无愧为中国史学界的首脑人物，中国新史学事迹的主要奠基者。这样的学术机关天才，能不能说是“前不见前人，后不见来者”？下结论概略尚早，仿佛只能靠末尾的“实践磨练”了。 
        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情节、一位人物不应遗忘，那就是对新史学的建立起过“清道夫”浸染的顾颉刚师长教师，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风浪。 
        以嫌疑开道，是新学科发生的常规。嫌疑不只总与实证结伴而行，而且它正好是科学刷新的前提。有了嫌疑，才激倡导新的实证要求。在傅斯年建立史学“集体”之前，先有对“古史”真伪的一场年夜争执，声名新史学的发生有其内在的逻辑。是以，20年月的《古史辨》论战，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学诞育的阵痛期。 
        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脑子配景外，还包含着关乎中国本土学术的复杂打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配景下，史学必需先叛离、脱节经学的枷锁束缚，才有从头审阅和论析中国历史的概略。假如照样剿袭“六经皆史”的述说，不清理层累地积淀于国史里的各类“意识形态”污染，后人最多只能在顾炎武这样的旧史学的基地上加加减减，哪来超越？哪来新史学？环抱着《古史辨》睁开的那场论战，虽然没有“真正的效果”（颉刚语），但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弗成少的脑子解放运动。 
        明乎此，我们就没有情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甚”，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年夜加嫌疑。说其实的，即使到了今日，地下发现比早年年夜年夜雄厚了，我们模仿照旧没有情由抹煞前人有对史作伪的事实。这类事后来的历朝历代也都有，如苏洵的《辨奸论》、高拱的《病榻绝笔》等等。否则，史家对史料判别这一根底关头，不就可以从史学中作废？！我很嫌疑，有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一天？史学存在一天，嫌疑包含质疑刚刚曩昔的“史实”永远也不会了却。至于有人说伪书也有史料价钱，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反问：不明其伪书，何来另一层意义的“行使”？ 
        其时胡适、钱玄同，也还有傅斯年，都对顾颉刚的一系列疑古行为予以不凡的撑持。傅斯年从欧洲写回的信里，给了颉刚的疑古纲要充裕的一定，称“史学的中央问题，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至感受“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你们（指搞史学的同伙）无论再弄到什么瑰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傅斯年选集》“与颉刚论古史籍”）。 
        年夜约在1926年归国后，傅氏最先疏离“疑古”，路向一变，转而专致于倡导科学实证。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从嫌疑到重建”（1925年致顾颉刚信）。而这一转折也正合着发生学的逻辑——由损坏到培植的节律，新史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么重建？其时的口号，就是胡适提出的“用科学方式清理国故”。这一主张在史学的真正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开办史语所。科学主义是否能成功地治理对中国历史的从头熟悉，获得一个确定不移的客不雅观的、真的中国历史？看起来，我们的前辈中有不少人曾是深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师长教师昔时有三句话震动姑且：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开国后，凡是赞同这话头的，无不挨褒贬。现实就在1928年建史语所的谁人“纲要性文件”里，傅“年夜炮”的火力还有比这更凶猛的。文末是这样作结的：“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余主不雅观，同历史学和措辞学混在一路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措辞学培植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历史措辞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 
        不瞒诸位，最初读着这些已经生疏的话语，不凡到“要把历史措辞学培植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科学和正确）”，我暗里曾难免失笑过：真无邪！等读到寅恪师长教师的教育：“所谓真认识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前人，处于统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怜悯，始能指摘其学说之长短得失落，而无隔膜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检察申报》），方感想传染一种愧疚不安。 
        为了声名这一层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说过的“学术”与“脑子”的相干上来。史学总有两个层面，客不雅观的和主不雅观的。新史学的建立，无疑地首先会带上主体列入者的主不雅观色彩。这不只是指他们史学研究的念头、价钱取向，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用什么分歧于前辈的概念、方式，去质疑旧史，重估国史。 
        说到治史的念头，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总隐含着各自的价钱评判尺度。如斯，世纪初的思潮，必弗成免地要带进新史学的初建过程里来，牵扯到“主义”之争，概略象此刻说的，牵扯进关于“欧化”与“现代化”之类路向的争论里来。 
        这种论战实包含了“中西文化”和“社会史”年夜同小异的两种论战。我感受应该声名的，上述的争论，聚讼的中央舞台在“文化”、“社会”，而不在“历史”；论战的代表性人物对政治目的或“道路”取向的关心，远过于学术培植。这只要翻一下罗荣渠主编的《从欧化到现代化》论争文选前三编，所谓“欧化”论（如胡适、陈独秀）、“本位文化论”（如梁漱溟），对中国历史的论析，总喜欢一步直接进入“集体特征”的把握。他们的“历史通感”因为没有经由严厉的从头研究过滤，先入为主跟着自己的感受走，难免随意纰漏把中国历史（也包含西方历史）的特征说物化。这也包含后来成长出来的“中国化”的一批学者，如张申府、艾思奇。这些人物，严厉说绝年夜年夜都都不入史家之林。还有一点，是到很后才慢慢清晰起来的，就是几回“文化史谈判”都隐蔽着一种隐患，开了直到今日还有极年夜影响的“文化决意论”的先河。“文化决意论”，究其本色也照样意识形态决意论。认定什么都最终是由文化特征决意的，与意识形态高于实足、决意实足，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条通顺无阻的直道。 
        然则，若低估了这种论战对新史学的影响，无疑也是不真实的。除了史家小我的政治偏向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学术的成分而外，更主要的是，论战僵持双方，从分歧的偏向都给中国史学术重建输送了一系列的“题目问题意识”，“题目问题意识”则是史学立异意识弗成或缺的能源。 
        这些“题目问题”也许可归纳为：中国此刻的后进，是“器械”分歧，抑或“先后”分歧？是中国历史根性决意的，照样中国历史变迁决意的？改变后进，是按着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