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玲莉

道也是宗白华所说的节奏与条理，只是用词上有些不同，宗白华也用“生生而条理”这极富哲学意味的词汇来指称道，道就是宇宙大生命节奏，也是宇宙中万物及人所内蕴的生命大节奏。宗白华谈音乐的特征注重道，注重从宇宙生命的层面讲，这就必然不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这与以往谈音乐的学者有所不同。可以这样区分，以往都比较注重音乐的形而下层面，而宗白华却独辟奇径，从音乐本体论的角度谈音乐的根本特征，可谓截断众流，不拘泥于细节。中国音乐当然是表现个人感情的艺术，但不是直观的呈现，音乐是以其独特的形式蕴含个人的感情而成形的。感情是凭借音乐的旋律与节奏而表现的，是以一种非语言的方式表现的，是以意象的方式表现的。按中国传统美学的一般说法，意象包含着个人的感情，是感情的升华，是以个人的感情拥抱宇宙的生命节奏，体合之，感悟之。如前说，宗白华认为音乐表现的不是个人的感情，这句话需要辩证地理解，音乐表现的不是不加修饰的个人感情，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感情，艺术的形式非常重要。“节奏、和声、旋律是音乐的核心，它是形式，也是内容。”对于音乐来说，这形式就是节奏、和声、旋律，为什么说节奏、和声、旋律既是音乐的形式又是音乐的内容呢？这要从宗白华所接受的中国哲学思想来理解，内容和形式就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和现象、体和用。而中国哲学认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用不分，体用一如，正如宗白华所说“（音乐）它是最微妙的创造性形式，也就启示着最深刻的内容，形式与内容在这里是水乳难分了”。第二，音乐是中国哲学的象征。宗白华认为“数学与音乐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的灵魂”“数理的智慧与音乐的智慧构成哲学的智慧”，中国音乐象征着中国哲学的精神——“生生而条理”。

音乐有其自成条理的条理，这是我们可以通过感觉感受到的。不过造就中国音乐独特性的却是深刻的哲学精神，这就需要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去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道思想是主流，重视生命是其共同点。音乐中充满着生命感，引发出一种形而上的慰藉，而这就通向中国哲学的境界——“大乐与天地同和”。中国音乐在其最高层面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境界，所以音乐与哲学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都是表达中国传统智慧的重要方式，音乐是以非语言的、诗意、充满感情的形式来表达着中国人的灵魂，而中国哲学是以语言言说的方式来说明中国智慧的伟大。在宗白华看来，中国哲学的精神代表着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这也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所以音乐自然就成为这种哲学精神的一种显现方式，一种象征。至于音乐与建筑的关系，宗白华引用了德国浪漫派文学家歌德的一句话说“建筑是凝冻着的音乐”，以及姆尼兹•豪普德曼的话“音乐是流动着的建筑”。这其实是宗白华在探求音乐和建筑的共同特征——数和节奏，这也是贯穿在宗白华论中西艺术的文章中的重要观点。音乐和建筑里都有数的结构，不同的是音乐中的节奏是明显外显的，而建筑中的节奏则是隐蔽的，主要存在于建筑家的头脑中，然后再赋予建筑之中。宗白华拿音乐和建筑这两类艺术相比较，是因为他们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的意境。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是“道、舞、空白”，而“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音乐和建筑的节奏最能体现出“舞”的特点，最能体现出宇宙的生生节奏。所以宗白华说“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体化、肉身化”。这也符合《易传》所讲的“生生之谓易”。可以看出，宗白华论音乐和建筑总是立足于中国哲学乃至于中国文化的立场，这对我们做美学研究很有启发。即我们在构建理论体系时，不能一味地采用西方的观点，中国传统思想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音乐和建筑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音乐是典型的时间艺术，建筑是典型的空间艺术，表面上不具有相似的特征，比较起来非常困难，而宗白华却把握住了二者的共同性，这要归功于宗白华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鉴赏力，最主要的是宗白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宗白华抓住了“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命题，以阴阳节奏的观点来阐释中国艺术，可谓妙道。音乐的节奏性十分明显，而舞蹈不明显，但都体现着深刻的生命节奏感，他们都是宇宙大生命节奏的体现。一直以来，学者们都在讲“艺以载道”，一般地认为艺术不是自律的，艺术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说艺术是生活的升华和浓缩，艺术担当着教化的作用，这在中西历史上都有体现，比如西方的柏拉图就非常注重艺术教育，德国的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就有专门的论述。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注重艺术的道德功用就更为明显，这点宗白华也注意到了。他在论述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时，重点提到了孔子。他认为孔子不只是追求音乐的形式美，更注重音乐的内容美即“善”。《论语》上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为什么艺术能够起到道德的作用呢？宗白华给了我们解释，他说：“音乐能够表象宇宙，内具规律的度数，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生活有良好影响，可以满足人们在哲学探讨里追求真、善、美的要求。音乐和度数和道德在源头上是结合着的。”宗白华的话一语中的，不过他并没有论述为什么“音乐和度数和道德在源头上是结合着的”，这需要我们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理解，尤其是“和”的观念。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和”，这其中就包括偏重道德教化的《乐记》和魏晋时期注重音乐自身特征的《声无哀乐论》。《乐记》上讲“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声无哀乐论》上讲“声音以平和为体”。到底“和”为何意呢？依照朱良志的理解，“和”是天地本源性的和谐，是音乐形式和谐之根源。而音乐本身的“和”，就是对这本源性和谐的效法。天地本源性的和谐是在宇宙生生之节奏上呈现的，是宇宙本身的特性（宗白华一直在讲宇宙的节奏，很少讲宇宙的和谐，这点值得注意，可能与他侧重讲中国艺术境界的结构特征有关，中国艺术境界注重节奏，不过节奏也是和谐的节奏，这是动的和谐，而不是静的）。中国人重效法天道，音乐也是如此，就是要表现“和”的节奏。而“和”的节奏正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需要，所以音乐能起到道德的作用。中国哲学认为，人秉承天道，当然也被赋予宇宙的特性“和”，不过由于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在环境的熏染，心灵就会乖戾，势必造成心灵的不和谐乃至群体的不和谐，道德问题就出现了。而音乐，正可以深入到心灵内部，“克服内在世界的紊乱和冲突”，从而起到道德的作用。这是音乐本来就具有的功能（音乐与传统的外在的礼仪规范不同，礼仪规范是外在的，是强制性的，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心理需要）。宗白华关于音乐与道德关系的思想并不是空谷足音，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也讲到“乐与仁的会通统一，即时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他们都看到了二者的关系，只是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我们看到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总的说来，虽然宗白华对音乐的形式特征比较了解，但他没有停留在对音乐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的象征意义的研究上，而是依靠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对音乐背后所蕴含的意蕴深入发掘，这在理论上可以弥补音乐美学研究形式主义方面的缺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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