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新兴宗教与公共安全研究
曹月如
（石家庄学院政法系，河北石家庄050035）
摘要：转型期地方社会新兴宗教扎根于民间，理性化程度低，一旦产生会顺着文化网络迅速
传播，且有组织性、隐蔽性强的特点，可能会对地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只有理清新兴宗教产生及发
展的原因，并依据其特点进行管理，才能消除其隐患，并使其转化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关键词：地方社会；文化网络；新兴宗教；公共安全
中图分类号：B911；B98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11）02-0012-04
新兴宗教是相对于传统宗教而言，凡是相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新近出现的与传统宗教相异的宗教都可称为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古已有之，如汉代的五斗米道、唐宋以来的白莲教，清末时的太平天国及义和团等，甚至于初传的佛教或是基督教也曾被视为新兴宗教。国外新兴宗教自19世纪始频繁出现，如百多年前兴起的摩门教、巴哈伊教，几十年前的统一教、奥姆真理教等。最近几年，地方社会又有一些新兴宗教产生并有蔓延趋势，比如“三赎基督教”、“东方闪电”。地方社会新兴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它有什么特点？又该如何认识和管理才能降低其对社会的威胁呢？一、地方社会新兴宗教的产生、发展古今中外，新兴宗教的出现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具体到中国地方社会则有如下几个与地方社会转型相关的因素影响新兴宗教的产生与发展。
1.个体自主性的增强为新兴宗教的流行提供了基础在传统社会中，祭祖是主要仪式，祖先的牌位、坟墓是支配性象征符号，对祖先的崇拜构成核心价值观念。祖灵信仰与神鬼信仰杂糅在一起塑造了乡村社会的传统世界观、价值观，这种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共同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人们是活在“祖荫之下”，人们的信仰几乎是相同的。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中国农村就开始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这些变迁对地方社会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地方社会中传统文化依然对人们产生着影响，这一点在婚丧嫁娶仪式中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力量正在把人们塑造为能自我决策的独立个体。比如，农村中宅基地的发放不是以家族为单位而是以村民为单位，人们不再聚族而居，族中长者对同族人的监控力和影响力下降。家庭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分家时间不断提前，原来的从父居扩大家庭很快转变为核心家庭，家庭的生产功能弱化，家庭结构也从父系父权向夫妻平权过渡。父子两代都拥有对自己小家庭的自主权。再加上人口流动和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为载体的消费文化的浸染，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个人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传统集体意识在人们心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小，个体意识逐渐增强，世界观、价值观趋于多元，人们虽然还没有完全从传统文化结构中释放出来，但个体可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对信仰的选择趋于多元化。“一旦宗教被定义为‘私人事务’，个人就有可能从‘终极’意义的聚集中挑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只听从由他的社会经历所决定的偏好的引导。”[1]97如今人们可以像进超市一样挑选适合自己的宗教商品。
2.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安定因素提供了新兴宗教产生的机缘在传统社会，家族制度及祖先崇拜基本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归属需要及对超越死亡的意义的需求。在解放后一波又一波扫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下，庙宇被拆除、神像被捣毁。这些运动破除了对祖先的敬畏，也降低了人们对家族的认同，对人生意义的回答也变得不那么确定。
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利益在调整，权力在重新分配，社会在重新分层，生活方式在变化，而且这种种变化快到让人来不及适应。无论哪个国家社会转型时都会出现社会骚动不安、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人们更关注自身的利益、腐败现象频发等现象。西方国家用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完的转型道路，中国短短几十年就走过了，其中积聚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面对贫富悬殊、社会分配不公、生态失衡、人口爆涨、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人们产生了人生无常、难以预期、形势逼人、难以掌控的感觉，不知依什么样的确定规则行事，而自己只能被牵引着不得不走入变迁的洪流中，内心被“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缠绕，难觅心中的安宁，这就为新兴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缘。
3.村庄共同体某种程度上的消解成了新兴宗教流行的促进因素村庄共同体的某种程度上的消解更加重了地方社会的不安定感。地方社会组织常见的有几种：传统民间组织、基层行政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维权组织、社会文化组织。[2]134但是人们对这些组织的认同都有所降低。最为重要的传统民间组织是宗族。
宗族组织一度被认为是与新文化对立的、落后的组织，所以旧的文化网络曾有意被异化、被分离。近年来的打工热潮使以宗族为单位举行的人生礼仪很难再有过去的隆重程度，这无形中降低了人们对宗族的认同。基层行政组织在人民公社时期曾是非常重要的乡村组织，在取消农业税之前，乡村组织曾承担了“收粮派款”的重要职能。最近数年，政府强调精减机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再加上转型期人们对利
益的追逐成为首要目标，一些村干部贪污腐败，干部和村民间心理距离增大，干部的威信降低。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集资组织和抗击市场风险的组织，但由于人们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及缺少管理经验，这种组织的合作成本很高，致使这种组织解体很快，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还伤了亲朋好友间的和气。农民维权组织是在农民权益受到各种外来力量的侵害时形成的自发组织，一般在矛盾解决、外来压力消除后这种组织也就解体了。社会文化组织指老年协会、妇女文艺表演队等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娱乐和交往，但现在农村人还不怎么适应这种娱乐形式，即便政府提供了健身器材、娱乐场地，自发成立和加入这种组织的人还是不多，不是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宗族组织这种传统的组织形式弱化后，地方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们出现了“原子化”现象，人们单独行事，更看重个人的利益，村庄内的风俗习惯不再像往昔那样有强大的约束力，要把众人组织起来很难，人们因而也失去了归属感。
对归属感、亲密感的寻求是人心理上的基本需求，在村庄共同体不能有效满足这种需求时，人们就会自发地建立一些家庭以外的组织满足自己。现在，地方社会出现了一种主动编织人际网络的现象，比如出现了同学会这样的组织；或是借用传统组织形式，结成拟制亲属关系，比如认干亲，以扩大自已的交际圈，满足对亲密感的需求，也可以彼此提供帮助。皈信新兴宗教也反映了人们对寻求家庭以外归属感、亲密感的冲动。新兴宗教比民间宗教组织性强，每一个小团体都有一个带领人，定期聚会，而且比其他形式的组织更严密、民主性更强，更容易达成深层次的交流，这也是新兴宗教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二、地方社会新兴宗教的特点
赫克斯汉（Irving Hexhan）和波伊维（karla Poewe）总结了新兴宗教的三大特点：一是声称拥有新的宗教真理；二是提出这些宗教教义的是一个较年轻的人，他自称这些教义直接得自于神；三是信徒被要求服从于领袖，并被鼓励为追求来生幸福而全心跟随。[3]14我国地方社会的新兴宗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从传统宗教中分离出来的宗教；二是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的变体。两种新兴宗教都具有以上三个特点。拿石家庄附近的“三赎基督”来说，认为陕西省的一个农民是三赎基督，是自耶稣后第三个来拯救人类的人（耶稣是第二次救赎，第一次是造方舟的诺亚）。据说他禁食祷告40天，终于得到上帝的启示，解开了《圣经》里的奥秘。只要信他，有病的不用求医问药就可以袪病，无病也可以保一家大小平安，且可永远不死。①信徒为了得到这些福气要有信心，要忠诚于三赎基督。
但是中国地方社会新兴宗教又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其一是理性化程度低。“地方社会”是草根阶层聚居的地方，有民间信仰的特点，理性化程度低，而且有功利性，因而趋从的人多，也易于产生狂热现象。
据笔者调查，2000年时，三赎基督教传言，世界末日将到，只有信仰三赎基督教才能得拯救。河北石家庄一带部分信徒不种地，聚在一起祷告，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既耽误了庄稼的收成，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其二是组织性、隐蔽性较强。如河北石家庄某村内60多名（2010年底）三赎基督信徒，属于不同的三个组织，一个隶属于安平县、一个隶属于无极县，一个隶属于辛集市，而这三个上级组织又以不同的渠道与陕西的总部联系。传道的人叫“奉差”，定期来教唱灵歌、分享祷告，或是传达上级的新教义或是新精神。这些“奉差”行动很隐蔽，听道的人不许打听他们的来历、名字。其三是传播快。地方社会的人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4]9。虽然现在交通便利，通讯发达，但人们的生活圈子大多还是限定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属于熟人社会，亲密关系主要还是在家族内和左邻右舍间建立。村落内有相对独立而又与周围相联系的文化网络，新兴宗教极易顺着这些亲缘、地缘网络传播，传播起来很方便。
另外，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属同质群体，传播起来就更迅速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宗教总是给人一种一哄而起的印象的原因。
三、新兴宗教对地方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及对策新兴宗教若善加引导，可朝良性方向发展。新兴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会主动与社会相适应，去掉一些不合理性的教义及规定，成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比如产生于美国的摩门教最初宣扬一夫多妻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修定了这一与社会环境张力很大的教义。若对新兴宗教疏于管理，因其自身易产生狂热型信徒的特点，则可能威胁到社会的公共安全。
1.新兴宗教对地方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地方社会新兴宗教因其“地方性”的特点，信徒多为草根阶层，功利性强，很多人最初入教是抱着治病、保平安的目的；很重视神迹奇事，也就是常说的“灵验”。新兴宗教产生时间还不长，其教义是不是合理，能不能适应社会还是个未知数。而地方社会的人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虽然获得了自主选择新兴宗教的自由，但还不具备自主地以理性思维对新兴宗教进行批判的能力，一旦认为某一宗教灵验就会坚信不移，有些人会产生狂热情绪。狂热型新兴宗教信徒死守一些不合理的教义时不仅会危害到个人的生命健康、情感健康，也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危害。尤其是这些新兴宗教组织性较强、传播快，如果一大批宗教狂热信徒聚在一起，其危害性更大。新兴宗教有教义开放性的特点，其教义在不停变化，到底最后能变成适应社会发展、对社会和谐有利的宗教，还是对社会和谐有破坏性的宗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但是提前做好管理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2.如何防治狂热型新兴宗教的潜在威胁历史上也曾有过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因其不稳定性和有组织性，构成对当时政权的威胁，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打压的方式，迫使其消失或是融入到具有弥散性特点的民间信仰之中去。[5]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变迁，不可能再照搬古人的做法。过
去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族中的人，族中一人成功，光宗耀祖；
一人犯法，株连全族。朝廷的打压有很大的震慑力。
而现在的人是个体的人，有个人自主权，所以应根据现在地方社会的特点，对新兴宗教加以疏导，促使其成为稳定社会的力量，消除狂热型新兴宗教可能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的隐患。
要消除新兴宗教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主导者应是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资格、有能力动用各种资源去维护公共安全。
首先，政府要进行合理而适度的管制。合理就是要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管制，减少任意性的行政管制。
适度就是其管制不能过严也不能过于放松。过于放松会任其泛滥，增加隐患；过严会起不到实际效果，反而使新兴宗教变得更隐蔽，更难以管制。美国普度大学华裔宗教社会学副教授杨凤岗提出三色宗教市场理论，他认为，加强宗教管制只能是导致宗教市场的复杂化，即出现三个宗教市场：合法的红市，非法的黑市，以及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或既合法又非法的灰市。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只要红市受到限制和黑市受到镇压，灰市就必然会出现；宗教管制越严，宗教灰市越大。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宗教灰色市场越大，新兴宗教就越有可能兴盛，从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6]所以，尽快制定合适的管制新兴宗教的法律，消除黑市，减少灰市，是维护地方社会公共安全的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动荡的社会必然增加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如果不有效而及时地管制，只能使灰市增大，形成隐患。所以既要给那些符合法律规定的新兴宗教以生存的空间，也要防止其出现狂热现象。
其次，要根据地方社会的特点进行可操作性的治理，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式宣传层次。在当今地方社会的文化网络内，有几种说话算数的人物，或者说是权威人物，也叫做精英人物。一种是受到国家支持的村干部，一种是经济能人，一种是家族中的长者，还有一种是极少受到关注的在读的大中专生。
村干部是国家在农村文化网络内的代理人，代表国家意志；经济能人是在改革开放后能把握机遇、熟悉市场规则的人，除了经营田地外还有自己的小企业或是在别人的企业中担任重要的职位，他们比别人家道丰厚，一般也愿在家族中发挥影响；长者是传统社会中极重要的权威，但自中国进入转型期后，他们的权威不断下降，但依然是村落中重要的权威人物，尤其是在各种仪式场合；大中专生在每个村落或多或少都有几个，有的甚至几十个上百个，每年寒暑假或是周末回乡度假，与村里人有密切联系，他们因所学的现代化知识而受人器重，是联系村内与村外、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力量。针对当代地方社会文化网络内权威人物的特点，公共安全维护工作可以争取这些文化网络内人士的支持，特别是以下两类人的支持，一是在读大中专毕业生，一是经济能人。民族宗教事务局等有关部门可以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关于新兴宗教的知识手册，发放给各学校的在读大学生，让他们学习这些手册，或是以此为线索在书刊网络中查考有关信息，鼓励他们返回家乡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家乡的亲朋邻舍。人们作出错误的判断一般都是信息收集不全面，如果能接收到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自然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也可邀请这些大学生一起参与到针对新兴宗教的宣传活动中，这些村民眼中的“秀才”们的讲解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经济能人除了善于挣钱，还有很多渠道与村干部、乡干部甚至乡级以上的干部来往，同时他们也愿意参与宗族的事务，当同族人有难处时愿意付出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提供帮助，以表明自己对宗族的忠心。同族人也很愿意服从他们的权威，听从他们的劝告。所以，争取这些人来共同参与对一些狂热型新兴宗教信徒的工作，往往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总之，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的变革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正是新兴宗教“兴”的时机，要维护好地方社会公共安全需要结合地方社会文化网络的特点，既要尊重人们信教自由的权力，也要引导他们作出正确选择，使其成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1][德]卢克曼．无形的宗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3]高师宁．新兴宗教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郑志明．关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之我见[J]．文史哲，2006，（1）：10-12.
[6]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93-112.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