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预期形成方式与通货膨胀刘超，王智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摘要:通过研究1999年1月到2010年1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通货膨胀的预期形成方式中，适应性预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通货膨胀存在惯性，而消费者预期变量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货币政策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首要影响因素，当期便可以产生影响;财政政策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作用，但是其作用存在时滞，其使用需要以精确的判断为基础。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方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物价水平稳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David Romer在《高级宏观经济学》中也提到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宏观经济学的两大主题，是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主要关注点，也是研究的焦点。中国政府历来重视通货膨胀问题，对通货膨胀可能诱发的严重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一直把管理通货膨胀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还要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物价总水平。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再次提出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综合施策、重点治理，保障民生、稳定预期”的原则，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全面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工作，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要加强财政、货币、投资、土地、贸易、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褪去，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普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2011年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2011年世界经济最大的挑战在于管理和加快各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其中新兴经济体应该在某些领域避免出现经济过热或者泡沫;对于欧洲来说，应该为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找到出路，美国则应把重要经历放在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由此可见，未来一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为通货膨胀问题，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仅会影响到中国自身的稳定，更会影响到全世界宏观经济的恢复。
    一、文献综述
    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将从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方式和通货膨胀关系、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关系、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关系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方式的探讨。Funke(2005)的研究表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共存的新凯恩斯混合Phillips曲线(HybirdNKPC)，有助于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
    杨继生(2009)基于新凯恩斯主义Phillips曲线，考察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以及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具有短期新凯恩斯混合Phillips曲线的典型特征，同时存在着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对零售商品价格，理性预期的影响略强于适应性预期;而对消费性服务价格，适应性预期要强于理性预期。通货膨胀率对于流动性过剩近似具有单位弹性，准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趋势的主要根源。通胀预期的特征和流动性过剩的具体影响均表明，明确公布并切实执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
    第二个方面是研究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张鹤等(2009)在一般理论框架下考察了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发现通货膨胀依赖中央银行和私人部门各自对经济冲击的预测。他们基于信息不对称性研究了货币政策透明度与反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不仅有利于减小通货膨胀偏差，而且会降低通货膨胀波动。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提高的初期，反通胀期内的牺牲率明显地高于透明度提高后的反通胀期内的牺牲率，这意味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牺牲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逐步提高。欧阳志刚和王世杰(2009)基于我国货币政策在通胀水平和增长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对通胀和产出具有非线性非对称反应的实际背景，分别以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为阈值变量建立非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随着预期的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而有显著的非线性非对称性，非线性转换形式由逻辑函数刻画，转换速度较快且显著;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调节区间为2.96%－3.23%，对经济增长率的调节区间为8.52%－8.83%;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胀率高于调节区间的上限，央行应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调节目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胀率低于调节区间的下限时，央行应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调节目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三个方面是研究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Fung等(2000)认为如果政府的税收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赤字，而且债券融资比例高于货币融资比例，其结果是经济的滞胀状况，即出现低增长和高通胀状态。Woodford(2001)、Co-chrane(2005)等人指出，即使没有货币的存在，财政政策依然能够决定价格水平。当政府基本剩余为外生变量时，如果财政货币政策是非李嘉图制度，那么政府发行的债券不会导致消费者由于预期未来税收增加而降低当前消费，反而会由于手中持有债券数量的增加而产生“财富效应”，从而增加当前的消费。在均衡水平下，产品市场和政府预算同时达到出清状态，这时价格水平可以由财政政策决定。赵文哲、周业安(2009)利用1992－2006年间中国省级财政支出的分类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从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的视角来分析财政支出的“财富效应”、“铸币税效应”、“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假设，并对三个假设分别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集权弱化了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中央政府支出集权加剧了政府间财政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财政支出竞争导致未来本地区通货膨胀水平下降；
    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也具有反向因果关系，这是因为本地区政府会根据过去价格水平反向调整本地政府支出水平。
    二、数据说明及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胡坚等(2010)的方法，采用的模型为Probit模型，本文最终采用的模型形式如下:P(Inflationt=1)=Φ［α+∑mi=0βi(ΔG)G t－i+∑nj=1γj(ΔM)M t－j+δInflationt－1+μExpectt－1+εt］其中t=1，2，…，n，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函数;Inflationt为二元变量，发生通货膨胀时取值为1，否则为0;ΔM/M表示货币政策，ΔG/G表示财政政策，模型中考虑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滞后项的影响因素，即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不是立即发生的，可能会存在滞后效应;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采用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同时将适应性预期的变量Inflationt－i以及理性预期的变量Expectt－1纳入分析的范畴。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本文数据为月度数据，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9年1月到2010年11月。由于模型中需要考虑到财政政策，但是根据统计规则，每年12月份的财政支出数据不予以统计，因此本文的数据不包括12月份。综上原因，本文最终的样本为1999年1月到2010年11月间共计132个月份的观测值。各变量的衡量方式如下:通货膨胀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衡量;财政政策采用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变化ΔG/G衡量;货币政策采用货币供给M1的变化ΔM/M衡量;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采用消费者预期指数来衡量。
    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的界定。通常国际学术

界认为如果保持2%范围以内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有人认为可以是3%以内)，例如鲍莫尔在其所著《经济指标解读》一书中就曾指出，从现实情况看只能忍受物价涨幅每年不超过1%－2%的适度的通货膨胀。此外，从历史经验看，稍微超过2%低于5%的温和通货膨总第416期刘超:宏观经济政策、预期形成方式与通货膨胀·33·胀对经济的影响也不严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与国际上的核算方式不同，在中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中并不包括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所以对于中国的统计数据而言可能会低估通货膨胀的影响。
    与此相比，美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8个构成指标中住宅占到了42.1%的权重，因此中国的CPI指数的变动率可能对通货膨胀是低估的。刘伟、黄桂田、李绍荣(2005)指出，对中国而言，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相联系的重要投资品和能源、动力、运力等价格上升压力很强，其价格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因此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压力和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压力都很强，这是中国现阶段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以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李稻葵(2011)提到近年来大量的家庭逐步地、或者说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基本的温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胀出现，像比较温和的3%、4%通胀出现，对他们而言这个承受能力应该比8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家庭处在温饱没有解决的状态之中的情况而言好得多，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承受的。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文最终以2%作为判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的阈值(cut－off point)，并采取更高水平的阈值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按照本文第三部分所提出的Probit模型的形式，经过验证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滞后项的影响，最终发现如表1所示的结果拟合效果最为理想:从拟合结果来看，整体方程的虚拟R2达到了92.71%，模型的解释力非常强。此外，当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滞后项以及公众预期变量不显著，当期货币政策变量、财政政策滞后项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上一期通货膨胀的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模型整体的拟合结果比较好。
    从实证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对于两种预期形成方式而言，适应性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消费者预期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中国的通货膨胀存在惯性，且惯性比较强，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必须循序渐进逐步克服，不存在无痛苦的解决方式。
    其次，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其影响在当期便会显现出来。在所有显著的通货膨胀影响因素中，同期货币政策的系数是最为巨大的，这表明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的结论在中国是适用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可以迅速且明显地体现出来。
    最后，滞后一期的财政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其符号为负。由此可见，适当的财政政策不但可以刺激经济，还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有利。李稻葵(2011)指出，控制这一轮的价格的过快上涨基本的着力点主要还是要帮助企业更好的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诸如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节能的要求提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在财税政策上下工夫，适当的简化政府部门针对企业劳动用工的税收的征收环节减税，适当减少五险一金，减少政府干预，财政上应当在个别领域、个别时期拿出一部分的经费帮助企业更好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换言之，抗通胀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张延(2010)所指出的那样，财政政策的传导需要时滞，其外部传导机制漫长且不确定性比较多，因此对于其使用需要更为谨慎，避免过犹不及的情况出现。
    此外，为了检验不同阈值的选取对于宏观经济政策、预期形成方式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针对不同的阈值分别进行了Probit模型的实证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各变量的符号和表1的模型是一致的，因此验证了上面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另外，注意到最后两列的拟合结果是相同的，这是因为数据中介于2.8%－3%之间的通货膨胀水平在以往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9年1月到2010年11月的月度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预期形成方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从预期形成方式看，适应性预期是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导致通货膨胀存在持续的惯性，所以通货膨胀的治理必然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理论上改变公众预期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在中国并不适用。因此，治理通货膨胀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过程中还要警惕所谓的“二次通胀”现象，所谓“二次通胀”是指工人为弥补生活成本上升而要求提高薪资而引发的通胀风险。正如欧洲央行(ECB)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所言，虽然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目前通货膨胀担忧的主要问题，但须防范价格压力向下传递至薪资等因素。综上所述，通货膨胀治理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不断反复的过程，需要政府和公众有足够的耐心。
    第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看，无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诱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其影响不但显著而且迅速。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负向的，而且具有1期的滞后性。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不但不会有诱发通货膨胀之虞，反而对抑制通货膨胀有益。正因为如此，2010年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上文中的“积极”指的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稳健”指的就是稳健甚至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的滞后性特点又同时决定了政策的实施必须要“审慎灵活”。
    2011年伊始，1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9%，比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1月购进价格指数再度上扬，逼近70关口。如果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维持高位，国内的通胀形势很难令人乐观。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审慎灵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保持耐心，才能最终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从而继续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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