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突出问题一、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尝试经济分析方法被我国学界同仁普遍适用于理论法学及各部门法学的研究活动中历来已久，其中自然包括了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各种程序、制度和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探索，这些探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诉讼程序的研究。其中有用“直接成本”、“错误成本”和“伦理成本”的概念来分析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合理性；也有用“成本效益”的关系来研究刑事程序的设置和程序启用等等；二是关于诉讼制度的研究。

      这些制度主要集中于辩诉交易制度和证据、证明制度等方面。如在辩诉交易制度方面，有用“惩罚成本”、“犯罪者成本”和“非效率”观念来论证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的同时却带来了社会的非效率，进而得出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的结论。在证明制度方面，有用证明责任主体掌握资源的差异和不同诉讼结果的错误成本差异观念来解释三大诉讼之所以需要确立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因；还有用“总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机会成本”和“总收益”、“边际收益”、“平均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条件”理论来解析不同性质的刑事案件、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证明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最佳证明标准；三是关于诉讼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中以侦查主体的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居多。比如有从“侦查成本”、“侦查收益”的范畴界定出发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得出“侦查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该侦查投入是最恰当的”的结论，并建议如何进行侦查成本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以刑事诉讼的效益观来论证诱捕侦查措施存在的价值；也有从刑讯逼供犯罪的物质性成本、惩罚性成本和刑讯逼供的收益之间的较量关系，提出“国家必须提高刑讯逼供犯罪的成本、降低其收益以有效抑制警察进行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的结论等等；四是关于诉讼权利的研究。比如在探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愿意行使沉默权时，有的学人就从风险应对的角度分析了“风险规避者”、“风险中型者”和“风险偏好者”三种不同习性的人对沉默权的选择态度。除此之外，当然也有学者从诉讼程序、模式、制度、行为、权力以及权利等综合层面来探讨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左卫民教授以经济分析为方法，从权力型诉讼和权利型诉讼两种结构出发，结合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四种刑事诉讼模式和代表性制度，解读了刑事诉讼经济性的重要意义。

      经济分析方法探索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虽然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已开始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以下两方面障碍的存在使得它举步维艰：首先，分析过程中没有注意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重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体行为的理性、自由选择受到较大限制。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是一种以人的理性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确立更与其自由主义制度和传统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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