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文艺作品虽然都是生活的形象反映,但生活的变化必不可免地要引起作品内容以至形式的发展变化。作为作家、艺术家,他们也总是带着自己的见解、思想情趣和笔墨去能动的反映生活,作品无一不铭刻着作家的个性特点。最优秀的作品,往往是最富有特征的作品,不但清楚的带着期间的、社会的、民族的特征,而且鲜明的刻着作家的个人印记。因此别林斯基说:“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形象重复着另一个形象,每一天形象都凭他所特有的生命生活着。”

鉴于此,搞文学的、搞艺术的,不管是诉诸语言、音响的,还是运用色彩、光影的,搞出来的作品,都叫作创作,都要为人间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假如不是这样,而是人云亦云,蹈袭窠臼,那就不是创作,而是抄袭了。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早就说过这样的话:第一个用“花”比做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材,第三个是蠢材。我国古典戏剧大师李渔也一再劝作家勿做“效颦之妇”。他说:“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诮。”由此可见,文贵出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类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一切优秀作家、艺术家都正是力图自己的作品能不停出新。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括夫斯基在论述创作经验时,一再强调,艺术要开花结果,必须滋生在“对生活即不停发生的新事物的感觉”的肥沃土地上。他说,“不能给人的视力增加一点点敏锐,就称不得作家。”

基于以上原因,文艺鉴赏也就要努力捕捉这个“新”字,牢牢捉住一个作品给人们提供的新鲜东西,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捉住了作品“特有的生命”,捉住了作品的独创性所在。一个作品所以能给人的视力增加一点点敏锐,其力量也就在这里。因此,鉴赏者也就要锻炼自己的鉴赏力,敏锐地去发现作品所蕴含的“敏锐”所在。没有读者的敏锐,作者能给人的视力增加一点点敏锐的东西,就不容易被发现;反之,都是些败坏胃口的陈词滥调,读者的鉴赏力也是敏锐不起来的。1859年5月,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曾感叹“由于现在随处都缺乏美的文学”,以致使他们的“判断本领,由于这样处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痴钝了”,而当他重新阅读到多少具有新意的作品时,“情绪上级样的激动”,鉴赏力也慢慢活跃起来了。这说明,作家的创“新”和读者的“赏”新,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要求作家大胆创新的同时,也要不停提高读者的赏“新”本领。

第一,要善于了解新的立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在打破“四人帮”的禁锢以后,迅速发展起来。其中自然不乏创新之作,但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更引起社会的注意,就在于作者通过这一恋爱的故事,将自己的思想触角伸向社会生活更为纵深隐蔽的部分,发掘人们心机动上的一奥秘,触及了生活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只管没有作出答案,甚至至少有不同意见,但却“给人的视图增加了一点点敏锐,促使人们去认识生活的复杂性,去探究爱与婚姻的关系,去思考伦理首先的标准”。假如读了小说感受不到这点,而只记着一个“恋爱故事”,那就是阅读上的“买椟还珠”了。又如,创作于80年代初期,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反映科学研究的《无反馈快速跟踪》等,都较丰富地反映了当时那一代青年的形象,给文坛带来了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气,昂扬的期间音响,而他们所展示的精美心灵出在净化我们的灵魂,给我们以有力的鼓舞、教育和艺术美的享受。同时,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会深深地感到,他们绝不是过去那种传达“豪言壮语”的所谓好汉形象,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生活和心灵历程、个性、风貌、生活在我们四周活生生的人。再如,电影喜剧大师卓别林,一改当时喜剧那种单纯将人物安顿在特别的、缺乏逻辑的情节中,逗人一笑的庸俗作法,而是随着他对资源主义社会实际认识的不停加深,采用性格喜剧的电影手法,以独特的表演技巧和艺术风格赋予人物以深刻的社会内容,把影片提高到了批驳实际主义喜剧艺术的高度。

第二,要善于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人物。小说《人到中年》曾受到读者的欢迎,不但由于它形象地提出了一个重视中年人才的“新问题”,而由于它生动地塑造了几个“新”人。陆文婷不说,秦波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她的性格特点,使你归不到通常的人物类型里去,创见不能称为正面人物,但也说不上是反面人物。既不算是落后人物,也算不上中心人物。说她是转变人物吧,她从始至终又保持了一贯性,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然而,她又确系现产生活中实有的人物,是一个革命面纱下借丈夫职权谋取私利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这就不但为我们的文艺画廓增加了一个画像,而且对于她所归纳综合的某些人来说,正是一面促人猛醒的鉴镜。文艺是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而新的作品的重要课题。是要有“新”人出现的。试看,《阿Q正传》、《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雷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所以那么驰名,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由于它们诞生了阿Q、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周朴园、保尔这样一些亘古未有的富有特征的人物形象吗?因此,人们鉴赏的鼻子,一定要敏感地伸向“新人”这一领域。

第三,要善于捕捉新的意境。好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意境,李白写月夜思乡和杜甫写月夜思乡,只管同是写月,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和杜甫的“今夜鹿州月”,显然有着不同的意蕴。这一情况在诗词中比比皆是。又犹如是咏梅,毛泽东的《咏梅》给人清新、愉悦的感受,陆游的《咏梅》则给人消沉、哀伤的感受。再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和李频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终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它们同为表现思乡之情,然而溶合于其中的意是不同的。这说明,由于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不同,即使是同样题材,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境界和意蕴。至于不同作者定的不同题材,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品”,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形象与思想的联合上,更一定呈现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意境。

第四,要善于辨别不同风格。不同的风格,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里的具体体现,作家、艺术家的资质、习性、气度、生活经历、政治思想、道德修养、知识水平、美学趣味,都无不在他的艺术风格上打下明显的印记。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混在一些,不署上他们的名字,人们也能辨别出它们的作者,就由于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风格特征。因此,鉴赏作品要注意“个人”的东西,注意风格。比如,读刘白羽、杨朔和秦牧的散文,只要认真品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犹如嘹亮的军号,催人上阵;一个恰似精美的图画,令人乐不思蜀;一个则似智者畅谈,妙趣横生。又如朱自清、俞平伯两人曾同游南京的秦淮河,在1923年两人各写了一篇同名的散文《浆声灯影中的秦淮河》,在这两篇散文中表现了两位作家对同一景物所产生的某些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在艺术风格上也体现出不同特点。再如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不少大家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虽然都很老实于原作,仍然在摹本上流露出各自的个性。褚遂良的摹本如美人婵娟,赵孟的摹本则温润闲雅。因此,学会辨别风格也就学会捉住作品各自不同的“巧妙”。虽然,期间在发展,生活在进步,作者的艺术风格出不都是刻舟求剑的。北宋大诗人苏轼的诗作风格,前期从豪健清雄见长,不乏针砭时弊和讽刺新法的作品,但他后期的诗风却转向清旷简远,平淡自然,他的作品虽仍在寻求平风格的同,还常保持固有的清雄风格和本色,但已失去了嬉笑怒器的特点,锋芒也大为收敛。再如茹志鹃的作品风格,过去曾被归纳综合为“色彩柔和而不浓郁,调子精美而不高亢,然而从她后来创作的作品来看,则是精致中随处透出了锋芒,婉转中显出了骨力,风格是有所变化了。因此,鉴赏者的鉴赏力也是不能凝滞的。

第五,要善于提示作者自己所未曾意识到的内容。文艺是以形象来反映生活,看成家、艺术家有了某种豪情和对形象的感慨进入创作过程时,有可能对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意义并没有明确的充分的认识。实际上,现在人们对《红楼梦》思想意义的一些阐述和分析,也是曹雪芹当初未能预料的。虽然这些阐述和分析不是赁空来的,而是《红楼梦》的形象所蕴含着的,只是今人的认识高于曹雪芹,因而被进一步明确说出来了。由此可见,正确的鉴赏作品还必须坚持从作品的形象出发,同是又不囿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坚持形象大于思想这一原则通过站在较高的角度,顺着形象的内涵逻辑关系,就可能提示出作者未曾意识到的内容。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读者、一名鉴赏者,要想真正了解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获取更多精神食粮,不停提高鉴赏的水平,我们就应该做到无论是对老作家,还是新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同一作家前期,还是后期作品都牢牢捉住作品中的“新鲜的东西”、“有别于其他作品、艺术品的独特之处”进行阅读、分析、研究,这是鉴赏者阅读、欣赏、思索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作者简介:李建军(1967-),男,河北涿鹿人,张家口职业技能学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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