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外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有纯文学研究、社会政治批评，文化历史的观照、后殖民视角的研究、也有语言分析、心理分析、女性意识方面的研究。这些跨学科性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为从话语维度下进一步研究赛义德东方主义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众多的研究成果为全面认识赛义德东方主义提供了多个维度，但同时又使人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和困惑:赛义德思想及其东方主义为何会如此持久地引人注目?为何学界的解读和运用会存在那么多、那么大的差异和争论?赛义德到底是本质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正好相反，亦或是折中主义?赛义德东方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等等。本文之所以选择话语视角，部分原因就在于力图消解这些困惑和解答这些问题。赛义德曾明确表示只有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
　　但透过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现状，从整体上看，国内大多是从不同角度对赛义德的、等相关内容的介绍和让释，或对其方法论的批判。虽然21世纪之后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赛义德研究呈现了数量急剧上升、论题多样化的特征，但由于学术界存在一种追求大众化，不求深入的普遍心态，结果只是增加了一些新概念、新名词的介绍，造成一种众声喧哗，虚拟繁荣的假象。并且，从话语视角对赛义德东方主义进行研究，或者说以赛义德东方主义为研究对象，在东方主义这个范围内讨论话语理论的一些特点及其对话语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意义的研究极其缺乏。学术界虽有论文从一话语视角下论及赛义德东方主义，但和其它视角下有关赛义德的研究论著比起来，可谓少之又少。虽然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赛义德东方主义话语分析的重要意义，深入而具体的解读并不多见，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看到。在笔者看来，这种话语层面下的研究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或避免上文所讨论的国内外在研究东方主义时所引发的强烈质疑与苛刻批判。正如赛义德所指出，只有从话语的角度才能很好地理解传统的东方主义，那么也只有从话语的角度去考察赛义德东方主义才能真正地理解赛义德研究东方主义的目的及其意义。本文的话语维度是指从话语与权力，知识与权力以及话语与知识的关系出发对东方主义的表征形式与内在运行机制进行剖析以展示东方主义话语所具有的压迫性和欺骗性特征。从话语维度下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正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在考察研究现状、反思各种疑问的基础上，提出“话语维度下的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命题。本文认为，赛义德东方主义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赛义德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的背后所隐含的人文价值、学术规范、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等实践意义具有普遍的共性和规范价值。赛义德东方主义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走向和国际文化关系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从话语维度下研究它，无疑，既对于推进东西方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又具有丰富文学批评方法与深化文学认识的理论意义。赛义德东方主义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是本文选题的重要原因。
　　随着学术界对赛义德研究的不断深入，解读上面提及的困惑与问题，探究赛义德东方主义的深层语境及意义价值便成为必然的趋势和学术研究前沿巫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入而系统地探讨赛义德东方主义才能真正发现其内在精神和文化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洞察赛义德东方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些前辈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国内赛义德东方主义研究的某些不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论文围绕“赛义德怎样运用一话语理论对东方主义进行研究”这一主题进行。“一话语理论”、“东方主义话语形成”、“东方主义话语特点”、“东方主义运行机制”、“话语抵抗”构成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内容的研究，笔者力图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路，将赛义德与福柯的理论思想运用于东方主义的具体文本分析之中，而月.在分析中，将赛义德所提倡的“现世性”
　　理论进行实际性运用，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东方土义作品纳入研究的范围。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四章。第一章重点对作为东方土义基础的话语问题即福柯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进行了阐释。然后，对传统东方土义和赛义德东方主义进行了概括性说明，对为、方形象的殖变历程及传统东方土义的特征进行了考察。有了对话语理论和东方主义的基本了解后，进入本论文的重点部分即第二章“东方主义的话语表征”。表征或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有关语言符号表达或象征真实的命题一一一直是西方思想史尤其是哲学中的核心，也是赛义德文学、文化批评和东方主义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赛义德在后学思想特别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下，把西方文化内部的危机现象扩展到对异域文化的再现。从他者的视角切入到这场表征危机之中是赛义德对后殖民理论的重要贡献。
　　赛义德主要对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的英法现代东方主义到以美国为主的当代东方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性研究。赛义德指出，东方的历史就是一部被“他者化”的历史，一部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的自然产物—一般的“他人”(other)到被西方/殖民者陌生化、主观化，“合理想像”下的产物—“他者”(Other)的历史。东方主义是一种“他者化”话语。为了揭示这种“他者化”话语实质，笔者在这一章里重点探讨其表征形式及表征策略。东方主义的这种“他者化”话语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女性化的东方他者，邪恶、永恒不变的东方他者及愚昧混乱的东方他者。将“东方”女性化在不少专业东方学家及著名作家那里都得到了运用。
　　在众多男性欧洲东方主义者的作品中，东方似“象牙女性”一样，既充满着性的激情与吸引和对温驯美丽女子的浪漫幻想，又充满着占有、征服、统治的强烈欲望。这种东方“女性化”的话语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东一西强弱关系，一种东方主义男性话语传统。与西方男性作家相比，不管是西方白人还是有着东方血统的西方女性作家，她们笔下的女性不再美丽温柔，而是丑陋、疯癫。这既表现了女性对男权传统的霸权主义的抵抗，同时又体现了帝国主义的女性主义倾向。
　　而“邪恶、永恒不变”的伊斯兰东方他者形象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图示化建构。由于东方主义话语的强大力量、东方主义顽固的持续性本质，这一僵硬的伊斯兰东方他者形象在历史长河中几乎未发生变化，即使有变化，也是形式上而非实质性的，是强化而不是减弱。在对“愚昧混乱的东方他者”的表征形式考察中，笔者重点分析东方学家是如何从东方语言、东方心智、东方地理等方面将东方愚昧化、野蛮化。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是主流。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帝国意识中的东方他者!弓写提供了生物学基础，理性主义则树立了逻辑上的白信心。东方是在一个生物决定论和道德一政治劝谕框架中被审视、被二1弓写的。
　　“东方他者”言说背后隐藏了西方文化利用“他者”来走出自我焦虑和实现自我身份的确定和认同的深层动机。那么，东方主义者通过什么策略来实现他者化表征呢?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言说策略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在这一节，笔者重点分析了三种策略:归化、总括性陈述、一元对立的比较方法。归化/z同化是当今文化批评、文化翻泽理论、文化交流中与异化相对的重要术语。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差异，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厂几」卜海一个西方人都能够读懂东方的任一文化符号，西方的东方学者在处理各种东方材料的时候，只有进行某种转化转化可以是归化或异化或两者井举。可东方的“他者化”是东方学家人为地、有意识地实施了某种归化行为的结果。归化是东方主义话语中一种最基本的、首要的言说策略，而类比、重复、节选或截取是其主要手段。总括性陈述，也可以叫概约性陈述是指对单个事物的每一具体研究都将以总括或概约的方式赋予或确认这一事物内在所具有的总体东方性。这种策略将一个文明的、具体鲜活的现实转变为体现抽象的价值、观念和立场的理想类型，然后再回头去在“东方”寻找这些类型并且将其转化为通行的文化货币。笔者具体分析了东方主义者对东方的普遍概括是如何从每一东方事物所假定具有的代表性那里汲取其力量的。一方面，他首先是欧洲人/西方人，然后再是具体的英国人或法国人、美国人:另一方面，他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最后还是东方人。东方学家都是运用娴熟技巧使用概约性陈述或制造总括性陈述的综论家。东方主义的这种概约性/总括性陈述是西方人文研究中试图对文化进行整体的、实证论的理解的具体体现，是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产物。由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东方主义者在言说东方时总是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牢牢钳制在自己手中，总是遵循一个二元对立方法论原则，总是将东方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之中。笔者在这里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东方主义文本为例，分析了为什么被比较的对象不管是中国、埃及、印度还是阿拉伯等竟都是以如此相近的消极的负面的形象出现。东方不过是欧洲人的一种虚构他者。他者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自身。欧洲人正是用这种比较的方式虚构文化上的“他者”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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