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长恨歌 母女 女性独立意识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间,历史几经变迁,人类文明已经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但《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却没能抗拒传统观念的惯性，心甘情愿的被男人包养，从此开始悲剧的一生。在她一生的感情中，相比于男女之爱和姐妹之情，母女关系仅占了很少的笔墨。但从作者对于母女关系的描写，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那个社会中母女关系的看法，也可以窥见作者对于女性解放和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担忧。

 

一 淡漠的母女关系

《长恨歌》中涉及多对三对母女关系，与主人公密切相关的是王琦瑶与自己的母亲，以及与女儿薇薇。她们的母女关系，既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母慈女孝，又不是现代社会中青春期的女儿对于思想保守落后的母亲的排斥。这两种关系都基于密接的接触以及深厚的情感，但《长恨歌》中的母女关系是冷漠的，自私的，甚至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的。

少女时期的王琦瑶是母亲的附属品，她“和母亲套裁衣料，陪伴走亲访友，听母亲们喟叹男人的秉性”，这些看似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似她们形影不离，却没有一样不是母亲可以自己做的，没有一样不是可以随便找个人合作的。王琦瑶与李主任相识之后，“家里人待王琦瑶都是几分小心的，想问又不好问”，“想问”不是出于对女儿终身大事的关心，而是“李主任的车牌号在上海滩都是有名的”，“不好问”也不是考虑到女儿是不是会羞于开口，而是“虽没出阁，已是半个客了”。书中唯一略施笔墨具体描写王琦瑶与王母的关系实在王琦瑶分娩之后，“她母亲已炖了鸡汤和红枣桂圆汤，什么话也没有地端给她喝，也不看那孩子一眼”，“一个人站在灰蒙蒙的窗前，静静地抹着眼泪”，“说道生王琦瑶的艰辛，不觉触动心事，又红了眼圈”。读到此处，或许可以读出一丝来自母亲的关爱和担忧，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又因为康明逊的到来而土崩瓦解，王琦瑶认为自己“总是靠自己，这一次连累你老人家伺候我坐月子”，她母亲就转身走了。

从对王琦瑶母女关系的这三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关系仅限于生养，而且不是含辛茹苦的那一种，似乎只限于女性的义务上。更没有推心置腹的情感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体恤。或许正是这种淡漠的家庭关系的可有可无的维系，促使王琦瑶早早走出家门，投入自己的家庭生活，从爱情中寻求慰藉，开始悲剧的一生。

《长恨歌》中对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的描写用了很多笔墨，包括她的成长背景，家庭生活和人家交往。王琦瑶的母亲属于传统观念的时代，薇薇属于新时代，王琦瑶家在两个时代的过渡时期，将这种淡漠的母女关系也传递了下来，而且还多了些女性之间的冲突矛盾和勾心斗角。一开始是在外貌上，王琦瑶的好看，薇薇的年轻，各有优劣。薇薇故意撕坏母亲的衣服，王琦瑶因为发型上输于女儿耿耿于怀。王琦瑶也看不惯薇薇时代的粗鲁，她引以为傲的自己的温婉柔顺。薇薇谈恋爱的时候，王琦瑶以母亲的身份站出来和张永红谈话，以帮助女儿解决后顾之忧。此处有母爱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女性自我维护的立场。毕竟薇薇是她的女儿，而张永红是个外人，此时的薇薇不仅仅是自己，她也部分代表着王琦瑶的利益和价值。薇薇结婚结婚之前，王琦瑶帮她准备了很多嫁妆，可是，“谁能知道这里的心意啊”，她“热一阵，冷一阵的”，“热”是因自己没能出嫁，借着女儿的机会圆自己的梦，“冷”是这终究是给她人做嫁衣裳啊。到最后薇薇追随丈夫出国的时候，王琦瑶也没舍得给她一块金条，因为她无人可依，还要靠这些度过余生。

如果说王琦瑶和自己母亲的关系不是她自己能决定的，她和女儿的关系应该是自己一手建立的，这种冷漠甚至互相算计的关系的形成，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作者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动荡社会和阴郁生活环境造成的的亲情关系的扭曲变态，还有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二 女性独立自主意识

从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角度来看，这种家庭关系的淡漠也是女性对于自我概念认识的一种体现。女性从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的角色中转换，对自我价值和独立自主产生了认识，并付之于实践。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女性来讲，她们不愿再为儿女呕心沥血，奉献自己所有的青春和热情，而是要活出自己的价值。这无疑是对男权社会价值理念的一种背离和挑战。出于家庭观念，她们哺育子女，却投入很少的热情，任其发展，只要不丢自己的面子，所谓的“开明”。这也正是为什么王琦瑶的母亲对于她做李主任的情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却认为她与康明逊的行为是“自作自贱”，她在乎的不是女儿是否幸福，更多的是自己从中可以得到什么。

王琦瑶作为母亲，也着力处处体现着自己。她并不费心于帮女儿打扮，而是如何与女儿斗艳。薇薇的男朋友到楼下找薇薇，王琦瑶特异将他邀请到楼上，从开始的特意给他们留出空间，到后来和小林热切交谈，引得薇薇嫉妒说“你和我妈倒有话说”，无非是在对他们宣布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只需要表面尊重的丈母娘，她是一个可以交谈可以推心置腹的女性朋友，她在尽力争取自己的存在价值。然而这种争取是吃力的，甚至是盲目的，他们三个人去红房子西餐馆的时候，“王琦瑶静静地坐着，几乎没动刀叉，她禁不住有些纳闷：她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她却成了个旁观者”。这是一种在争取自我价值过程中的迷茫，因为她毕竟不再年轻了，她能感觉到自己是无力的，甚至是徒劳的。三个人后来去杭州游玩，本来是她自己提出“拿出钱让小林带薇薇去杭州玩几日”，可是后来三人同行，而小林一心陪着薇薇而忽略了她，她因此“冷了下来”，“原来是当她银行用啊”，她此时意识到了自己费劲心力争取的存在价值，或许还是徒劳的。

在作者眼中，这种母女亲情关系的淡薄，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因为她们还没有独立到可以依靠自己的程度，所以她们必须依靠婚姻，依靠男人维持生存；而子女是她们的责任，所以她们从这个方面开始了解放的历程，开始逐渐脱离家庭责任的束缚，寻求自己的价值。在这里，作者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三 消极的女性解放思想

虽然淡化母女感情似乎是女性思想解放，独立自主意识产生的必然起点，作者的态度并不是积极乐观的。王琦瑶与母亲家庭关系的淡漠，是她悲剧的序幕，而她与女儿薇薇关系的淡漠则是她悲剧的最终导火索。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她没有结交男友。而女儿的离开使她孤独，因为她们之间只能感知实实在在的陪绑，却没有精神上的情感维系，一旦分开，情感支撑也就断了。最终，她试图用金钱挽救一段畸形的感情，其实仅仅是陪伴，也因此死于非命。

可见，作者对于这个女性解放的过程并不看好，反而有深切的忧虑。作者对于这种自我价值意识是肯定的鼓励，但对于前进的方向却并不确定。这些女性不能依靠自己创造事业和生活，又弱化了亲情的维系，丧失了家庭责任感和使命感，只能更依赖男性，反而又会逐渐失去自我价值。作者在树立新的女性美学理念时不经意地抹去了女人作为“人”的特征和属性，缺少来自女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重新滑人到男权中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性别角色中。虽然《长恨歌》是以女性为主要视角来写，深入刻画了女性的精神世界，但女主人公始终是依赖着男性而存在的。

也许我们可以说王琦瑶是女性解放的过渡阶段，但薇薇作为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女性，也是急急切切的追随着丈夫去美国。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她就会有一个比母亲美好的未来。

作者也并不赞成极端的独立自主，王琦瑶的好友蒋丽莉有自己的追求和事业，与母亲不和，与丈夫感情平淡，对子女并不关心，但最终的结局也不完满。死于绝症，纵是有亲友相陪，却无人可以交心。作者对于女性解放的态度不甚明朗，有忧虑，却没有解决办法。如何在自我价值，亲情维系，爱情依靠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还有待我们进行更深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毛三艳（2010）论《长恨歌》中的女性关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 27 卷 第 12 期。

[2]李俊红（2010）解读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闺阁情谊，《语文学刊》 2010年1月。

[3]董蓬蓬（2008）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文学评论》2008年第11期。

[4]赵林（2005）论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意识的缺陷，《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22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