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慧国 隆占玺 单位：河西学院美术学院 兰州市第五十三中学

也就是说，蔡元培先生的许多美学思想都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但此文的主旨是探索和梳理席勒自身的美学思想对蔡元培产生的主观影响。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下文简称《书简》）第八封信中写道：“理性如若找到并提出法则，它就做了它能做的事，实施法则必须由勇敢的意志和生动的感觉来担当”。［4］在席勒看来，哲学思考中的观念支配理性是必须的。同理，在审美过程中我们也就必须要重视审美的内容，其中，生动的感觉又是必不可少。他还说：“培育感觉功能是时代更为紧迫的需要，不仅因为它们是一种手段，可以使已经得到改善的审视力对生活发生作用，而且还因为它本身就唤起审视力的改善”。

由此可见席勒和蔡元培在审美过程中最为注重的就是对事物的感知、领略、体悟能力。席勒将其称为“感觉功能”，蔡元培称之为“赏鉴”。席勒更加强化了此种感觉功能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唤起审美判断的改善并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此种作用也就是后面提到的美育使国民性格高尚化的作用。席勒在《书简》的第十二封信中还提出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概念。感性冲动来自于人的物质存在或感性天性，形式冲动来自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天性。这与蔡元培所提出的“观念论”和“隐性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席勒还说：“若是感性冲动在起规定作用，感官就成了立法者；……若是形式冲动在感觉，就是说，若是思维暗地里先于感觉，人格替代了世界，那么，当人格侵占了客体的位置时，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是独立的力和独立的主体，……只有当人是独立的时候，实在才在他之外，他才感受；只有当人在感受，实在才在他之内，他才是一种思维的力。所以，两种冲动都需要有限制，只要设想它们是潜力，它们就需要放松。一个冲动不要侵入立法的范围，一个冲动不要侵入感觉的领域。……总而言之，人格必须使物质冲动保持在它自己的范围之内，感性或自然必须使形式冲动保持在它自己的范围之内”。［4］因而，蔡元培在支持“观念论”的同时曾多次强调“美学观念者，基本于快与不快之感”，并批判柏拉图纯粹之“观念”将理性之观念无限放大从而脱离了对现实存在的感性感观。席勒还根据先验的理由提出要求：应在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之间有一个集合体，这就是游戏冲动。他还说：“我们知道，人既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精神。因此，美作为人性的完满实现，既不可能是绝对纯粹的生活，也不可能是绝对纯粹的形象，……美是两个冲动的共同对象，也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4］这里所说的游戏，就是同时摆脱来自感性的物质强制和理性的精神强制的人的自由活动。由此看来，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席勒的“游戏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柏拉图———康德“观念论”的中和。很显然，蔡元培对柏拉图纯粹“观念”的批判便是接收了这样一种朴素的辩证主义观点。既然席勒说美是由两种对立的冲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而柏拉图所说的理想美就是实在与形式达到最完美平衡的产物，而事实上这样的平衡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因而席勒在《书简》第十六封信中说到理想美仅仅只是一种观念，观念中的理想美是不可分割的单一的美，而经验中的美则是双重的美。观念中的理想美只显出有溶解的（schmelzend）和振奋的（energisch）特征，在经验中就成为两种不同的美，即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其实在这里，席勒是从两种冲动在美感体验过程中的偏重的角度将十八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爱德蒙•伯克所区分出来的“崇高”和“优美”的属性重新展开论述。在席勒看来，优雅之美即是一种溶解性的美，而崇高之美则是一种振奋性的美。振奋性的美不能防范人有某些粗野与冷酷的痕迹，正如溶解性的美不能防止人有某种程度的软弱和衰竭一样。溶解性的美的作用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使人心情松弛，而振奋性的美的作用则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使人从粗野状态中得到力的增加。因此，席勒曾经断言，溶解性的美适用于紧张的心情，振奋性的美适用于松弛的心情。席勒在他的《论崇高》一文中这样写到：“感受崇高的能力，是人的天性中最壮丽的天禀之一，它既值得我们尊敬，因为它来源于自主的思维和意志，也值得最充分地发展，因为它能对道德的人起作用”。蔡元培先生所讲的崇高美包含的伟大与坚强之意志大概也是如此罢，也同样会对道德的人起到激励和教育的作用，同样值得我们尊敬。2.美育理念美育理念是席勒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在《书简》的前十封信、尤其是前五封信里对于时代的缺陷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批判。他说，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腐朽专横，下层社会粗野暴戾。腐朽专横是席勒早已经历过的，至于粗野暴戾则是从法国革命中得出的误解的论断。这时据席勒来看，他的时代并不能说是人的自然状态的结束与理性状态的开始，在这一方面腐朽、一方面粗野的社会中，人还不能直接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若要达到理性状态，首先要让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为此，席勒在《书简》里开出了他的“济世良方”。［4］我们都知道这个济世良方其实就是美育理念。蔡元培年轻的时候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欧洲文明史，想必对于席勒所处的这段时代应当是非常熟悉的。而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蔡元培与席勒所处的两个时代却有着相似之处。蔡元培从腐朽不堪的晚清政府走来，自然是经历了时代的黑暗与苦难。辛亥革命以后昏庸无能的北洋政府更是专横暴戾，地方军阀割据与下层民众的愚昧麻木共同构成了那样一个粗野而腐朽的苦难年代。蔡元培身在这样一个污浊的乱世，欲想改变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必先改良国民的思想，使其恢复健康的心灵和美的人性。于是，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吸取了席勒的学说，规定美育是教育宗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来更进一步提出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通过对蔡元培和席勒美学思想的对比和重新解读，综上所论，我们发现席勒在审美感知过程中提出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以及最终提出的游戏冲动对蔡元培批判地提出新的“观念论”和“隐性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席勒区分其属性的溶解性美与振奋性美在蔡元培这里也转变成了优雅与崇高、妙丽与刚大，蔡元培还将此振奋性的美（崇高）进一步演绎为伟大和坚强。席勒的美育思想也完全被蔡元培全盘吸收并付诸中国二十世纪早期教育。当然，席勒的许多美学思想都是站在康德这样一位巨人的肩膀上所得出的。正如席勒在《书简》第一封信中给奥古斯滕堡公爵所说的：“诚然，我不愿意向您隐瞒，下边的看法大多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使您联想到任何另外的哲学学派，请您把这归之于我的无能，不要归诸康德的原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方面席勒都做出了自己开拓性的思考和结论，尤其是席勒的美育思想给作为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至深的影响。今天，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已过数十载，但是每当我们回首近代以来的我国教育史，能够深明大义、洞晓教育之真理者唯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在民国之初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依然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方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与国民高尚心灵的塑造，将美育提高在教育思想的一个至高境界，这在后来的教育家中也是罕有人至了。基于此，当下的国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应当有所深刻的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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