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金智 单位：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新进化论学派虽然克服了古典进化论单线进化的缺点，但是并没能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文化优劣论”的影响。怀特的理论仍然隐含着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在他看来，是文化决定人类的行为，而不是人类控制着文化。根据这种理论推论，生活在文明程度高社会中的人，自然就是文明人。文化相对论早期有美国的弗兰•兹博厄斯（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　１８５８－１９４２），后期有露丝•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１８８７－１９４８）和梅尔维尔•琼•赫斯科维茨（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Ｊｅａｎ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　１９８５－１９６３）。博厄斯平等地看待各民族的文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种文化又是各个社会和民族独特的产物，由此产生出了他的文化相对论。他反对种族主义，并从科学上论证了种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曾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希特勒主义和种族压迫进行过斗争。博氏拒绝承认传统的权威，文化相对论正是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核心观点。本尼迪克特在１９３５年出版的《文化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一书中提出要注意文化的多样性，她否认文化评价的绝对标准。在所有文化中对杀人犯的处理并不一样，例如有的习俗允许杀害自己的头两个孩子；有的习俗丈夫对妻子拥有生杀大权；有的习俗在父母终老之前有责任杀死他们。唯一有用的价值标准是在某一种文化内部形成的，价值判断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赫斯科维茨也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和时代，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任何具体文化的一切现象都是孤立自在的，不会重复，各具特点，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无法比较，各个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有共同规律。一切民族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他的《人和人的劳动》（１９４８）以及后来据此改编的《文化人类学》（１９５５），被认为是文化相对论的主要代表作。文化相对论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普洛高勒斯。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出现，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毛斯，奥地利的哲学家兼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等都主张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大体上包括７方面的内容：（１）承认文化多样性；（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自主实体；（３）应该尽量理解和欣赏人类的事业和行为；（４）对人类和社会应该采取平等注意态度；（５）否认不同文化存在着地位差别和种族的优劣差异；（６）否认存在着绝对标准的价值判断；（７）公开接受外国文化。文化相对论包含两个分支：伦理相对论和认识论相对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使人们对文化相对论进行反思。面对大屠杀，人们怀疑文化的道德判断。到上世纪７０年代的后半期，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文化相对论发动猛烈攻击。文化相对论的整个理论框架被看成有认识论上的缺陷和伦理上的偏见。这标志着反相对论的诞生。持有反文化相对论的社会生物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批评了认识论的文化相对论，他们认为应该把问题放在人类的普遍特点上。社会生物学家康拉德•柴卡里阿斯•洛伦兹（Ｋｏｎｒａｄ　Ｚａｃｈａｒｉａｓ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０３－１９８９）把动物行为的研究运用到人类行为中去，这种做法影响了心理分析学、社会生态学、新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发展理论等多种学科。理性主义者利用了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学科的成果，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人类心智，并断定人类心理的某些理性趋势必然会超越文化或地域的局限。伦理相对论则发展到极端歧视西方文化的地步，当对西方文化批评逐步升级时，伦理相对论被反相对论者称为新种族主义的侍女。文化相对论在理论上比文化进化论进步，但容易产生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同样也会给世界带来文化冲突。反文化相对论重视文化的普遍性，但容易忽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的独特性，也无法解决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文化和谐论的提出是为了克服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和反文化相对论的缺陷。这一理论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１）世界的文化是多样性的，文化不应该只有一个中心，我们不赞成欧洲文化中心论，也不提倡东方文化中心论（区别于文化进化论）；（２）避免以我为中心，各种文化应该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区别于文化相对论）；（３）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独特性，为了和谐相处，应该特别注意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区别于反文化相对论）。文化和谐论的核心是在多元共存的前提下和谐发展，功能互补观是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主体文化与地域文化都存在着功能互补的关系（苏金智２０１１［２］）。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种文化各就各位，不错位、不越位是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功能的错位与越位是文化冲突的根源，语言功能的错位与越位是语言冲突的根源。中国语言文化的发展历史说明，不同的语言文化是可以和谐相处的，文化和谐论可以促进中国语言文化乃至亚洲和世界语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和自卑感都会给语言文化的繁荣发展带来障碍甚至灾难。国际社会不同政治制度正在走向和谐共处，不同的政治文化相互尊重。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不同政治制度文化可以和谐相处，大陆与台湾的不同政治制度文化也正在逐渐走向和谐。不同的宗教也是可以和谐相处的。李甦平（署名李平，２００３）［３］认为，儒教、佛教和道教是东亚社会的三大基本宗教，三者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最终走向和合，和合构成了东亚三教的基本内容和发展主流。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通过研究，在理论上不仅明晰了儒释道三教和合是中国、日本、韩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还探讨了儒释道合流思想在中国、日本、韩国所具备的不同的理论形态。此外，作者还说明了儒释道三教和合对中、日、韩这三个国家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研究中、日、韩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发掘这三国的思想文化宝藏，弘扬东亚文化，为建构２１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

国家语言发展战略是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关系到文化发展战略的成败，成功的语言发展战略将为文化发展战略的成功提供有力的保证。这种认识已经提升为政府的行为。２００６年，新中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五年发展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５］公布。“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目前全国已经批准建设的保护区有１１个，包括福建省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安徽省、江西省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的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东省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浙江省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山西省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东省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的保护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的保护。很明显，国家已经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的良性机制，使人们的生活生产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指：（１）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２）表演艺术；（３）社会风俗、礼仪、节庆；（４）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５）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指：（１）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２）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区域及环境中，使之成为“活文化”，是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为此，“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语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在保护之列。其实，物质文化遗产也离不开一定的语言文字，有些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如果脱离了语言文字，其特征也自然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语言发展战略是与文化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２０１１）把语言文字工作放在第十篇《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部分里进行叙述，具体是这样表述的：加强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拓展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依法推进语言文字工作。建立国家文化艺术荣誉制度。（见第四十四章“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节“大力发展文化事业”）。［６］可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把“依法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放在文化生态系统中表述，表明国家在依法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同时注意到要与文化生态方面和谐发展，把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看成是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国家语言发展战略需要文化和谐论

本世纪初，国家语委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新理念。这一理念已经作为语言文字工作的总体目标写进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１）。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把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目标。科学规划各种语言文字的地位和功能，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妥善处理语言生活中的关系，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文化和谐论的核心是“功能互补，和谐共存，各就各位，不错位越位”，这与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我们认为，这一核心是处理好各种语言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离开了这一思想基础，必然就会产生错位越位，必然就会产生语言冲突。从历史上看，殖民主义者强行推行语言殖民政策，强迫殖民地人民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产生了语言功能错位与越位现象，造成了文化冲突与语言冲突。例如，台湾人民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４５年期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言同化政策”，就是对日语越位的反抗。台湾光复后国语地位有了提升，但是仍然存在着错位的现象。黄宣范所分析的台湾国语不同变体的情况显示（黄宣范１９９５［７］），台湾标准国语功能低于洋化的国语。台湾洋化国语地位高于标准国语，方言地位高于带有方言口音的国语，这是一种错位的现象。洋化的国语是一种偏离了标准的国语，地位不应该在标准国语之上，带有方言口音的国语实质上还是国语，也不应该在方言之下。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语言平等法”草案。草案把台湾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国语都称为“国家语言”，并把“国语”改称“华语”。在岛内社会各界的反对声中，该法只好叫停。紧接着，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语言平等法”通过改头换面，改为“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２日公布。“语言发展法”虽然有意避开一些争论的细节，但基调并没有改变，例如台湾所有的语言仍然都称为“国家语言”，“国语”改称“华语”。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台湾原“国语推行办法”被废止。现在“国语推行委员会”的英文名称仍然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承认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是国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作为国语，其使用功能越了位。香港大学生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０年期间发起的“争取中文官方地位运动”，是对中文语言功能错位的不满。中文作为正式语言以后，其使用功能并没有到位，英语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仍然处于越位的状态。香港粤语口语的社会功能不仅比书面语重要，也远比普通话重要，这应该也是功能错位的例子。所谓港台腔问题，也是个功能错位的问题。人们在讲汉语标准语时因各地方言的干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变体。学术界一般把带有地方口音或地方特点的语言变体叫做地方普通话。地方普通话是日常交际中人们经常碰到的事情。港台腔实际上应该分解为两个部分，就是台湾腔和香港腔。台湾腔就是台湾普通话，香港腔就是香港普通话。台湾腔主要是闽南话影响形成的，香港腔则主要是受粤语影响形成的。这两种语言变体在台湾和香港到处都可以找到。内地电视台的一些主持人刻意模仿台湾普通话和香港普通话，经常给人一种滑稽可笑的感觉，因为模仿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毕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香港普通话和台湾普通话是当地人交际的重要工具，内地的一些电台节目主持人想利用它们的新奇感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功能明显是一种错位，是不值得提倡的。这样既给人节目不伦不类的感觉，也给人不尊重讲台湾普通话和香港普通话人群的感觉。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国家语言文字的和谐发展需要文化和谐论，先说说文化和谐论有助于汉语国际传播。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恐慌，“中国威胁论”和“文化渗透论”就是一种没有根据，也是不必要的担心。汉语的国际传播，尤其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建立了３００多所孔子学院，也招来了西方某些媒体“文化渗透论”的声音。如果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以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为中心，但也不会主张以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为中心，而是希望通过汉语国际传播，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达到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交流顺畅，共同促进世界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的目的。这样做一定会减少一些误解，有利于汉语国际传播。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在世界语言中是居首位的。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就这个意义上说，汉语也是国际通用的语言，但从目前国际社会使用汉语的情况看，汉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功能还远远没有到位，更谈不上威胁与渗透。中国文化与语言的繁荣与发展，有利于同世界人民的沟通，有利于同世界人民和谐共处。处理好各种语言关系需要文化和谐论。戴庆厦（２０１０）［８］认为和谐的语言关系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国各民族语言关系的主流虽然是和谐的，但是局部地区存在着一些语言不和谐现象。文化和谐论的功能互补观可以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与汉语方言，繁体字与简体字，母语与外语等各种语言文字间的关系。青海的有关双语问题引起的街头行动和广州的撑粤语事件都是出于对普通话功能的误解，因为普通话并没有越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是在一个功能层次上，在这方面国家要宣传，应该让少数民族同胞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王均（１９９１）［９］给我国语言进行的功能分类到目前仍是可行的，他一共分了５级：第一级：区域性方言，如粤语、广州话。第二级：民族语，如蒙古语、维吾尔语。第三级：区域性族际共通语，如蒙古语、藏语。第四级：族际共通语，如普通话。第五级：国际通用语，如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王先生赋予了普通话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通用语，二是国际上的通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公布以后，普通话成为国家通用语言，其功能地位明显地高于第一级至第三级的各种语言功能变体。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国家的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都没有具备国家通用语言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语标准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汉族的语言。我们国家历来重视保护公民的语言权，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充分保证公民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权和使用权。许多部门在招聘人员时都考虑到普通话的使用能力，普通话讲不好就有可能找不到自己想从事的工作。如果学校没有提供合格的教育，政府和学校就有责任，也就是说，由于学校没有提供合格的普通话教育，公民学好普通话的权利也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语言权也是教育公平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公民同样接受义务教育，有的学校实施优质的语言教育（包括外语教育），有的学校应该实施的语言教育没有实施或者实施的是不合格的语言教育，这样就会造成公民在不同的学校接受到的语言教育有较大差别，造成语言教育的差别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现，这样有些学生接受语言教育的权利就没有得到充分保证，学成后谋生的空间就会受到限制。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只是把国家通用语言仅仅当成民汉双语教育的一部分，很可能会给这些地区的公民接受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带来一定的局限，也很可能因此对这些地区的人才开发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是共存互补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普通话是应该有重要功能需要发挥的，普通话发挥应该发挥的功能并不会取代广州话的功能。从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办公室，２００６），广东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城镇人数比例为７５．８３％，乡村比例为５４．８０％；能用汉语方言与人交谈的城镇的人数比例为９７．７０％，乡村的人数比例为９９．６２％。城镇的普通话比例高于乡村２１．０３％，但城镇的方言比例与乡村比仅少１．９２％。这说明广东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并没有影响到方言的使用，尤其是城市方言的使用。广州市是个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大的城市，普通话对各地人们的语言沟通起到了广州话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普通话的使用，也不会影响广州话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应有功能。文化和谐论还可以处理好外语与母语之间的关系。“英语入侵论”把母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归因于外语学习根据是不足的。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看，全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学过外语的比例是６７．４４％，在学过外语的人群中，９３．８０％的人学过英语，７．０７％的人学过俄语，２．５４％的人学过日语，０．２９％的人学过法语，０．１３％的人学过阿拉伯语和德语，０．０５％的人学过西班牙语，０．１６％的人学过其他外语。从英语的程度看来，大多数人水平不高。我们设定了会话能力和阅读能力两部分，程度由高到低五个程度，会话程度低端的两个程度占７９．０８％，高端的两个程度只有５．３３％，阅读程度低端的两个程度占７１．２７％，高端的两个程度只有１５．９３％。从使用频度上看，基本不用的占６９．４０％，有时用的占２３．３％，经常用的只有７．３０％。调查数据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过于偏重英语教育，语种不平衡；二是英语教育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三是那么多人学习英语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派上用场。大多数人学了英语基本不用，又说造成母语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英语入侵，这在事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母语水平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能把责任只推到学习英语上。英语使用和母语使用不存在必然的此消彼长关系，对母语生存的担心更没有必要。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在加强母语教育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加强外语教育，学好母语的同时应该学好外语。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学的教学语言除普通话占绝对优势外，希望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比例几乎与方言持平，有１７个省市（区）选择外语的比例超过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不同文化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不是互相排斥的。不仅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可以和谐相处，同一民族之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体文化与地方文化也都可以和谐相处。文化和谐论不仅可以处理好不同语言或不同方言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处理好当前两岸四地语言文字差异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繁简字之间的关系。繁简字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认为简化字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某种角度说，简化字是现代文化的产物，繁体字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不是对立的，简化字与繁体字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大陆的简化字主要用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日常交际，但并不排斥用于古代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因此谈不上传统文化的丢失或隔断。繁体字只不过是在汉字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能代表汉字文化的全部（苏金智２０１１［２］）。任何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果新文化要做出巨大的牺牲来迁就旧文化，那是没有必要的。新文化往往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旧文化尊重并给予一定的空间也是应该的。尽管两岸四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使用方面出现一些差异，但同大于异。台港澳人士对简化字使用的兴趣在不断增加，汉语拼音也正在被接受和使用，词汇差异出现融合的趋势，不少台港澳特点的社区词语正在不断被大陆民众吸收和使用，有的已经收到《现代汉语》词典里去。

结语

文化和谐论强调和谐，但并不回避冲突和斗争。和谐并不意味着妥协和退让。中国语言文化不应该有吃掉国际上其他语言文化的奢望，但也决不允许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文化吞噬我们的语言文化。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多语多文化的背景下与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建设世界民族多样文化的共同家园，与此同时，在我国丰富的文化语言基础上，在两岸四地建设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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