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跟初高中语文教材相比，现行小语教材受到的责难似乎更为严重，主要集中在：
    （一）选文不够经典，且经典篇目过少。以人教版、苏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为例，一册教材中名家名篇几乎占到三分之二，一些非名家之作的思想艺术水平也堪与名家名篇相比。而小语教材则不然。以苏教版中高年级教材为例，除了一些古诗词，很少有名家名篇，相当一部分课文不知道作者是谁，选文质量不理想。名家之作在一册之中一般也不超过五篇，占总篇数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人教版教材选文总体质量较高，但一册之中的经典文、名家文也不超过三分之一。现在很多学校开展了“经典诵读”活动，所用读本是由传统蒙学教材和中外儿童文学名著选编而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现行小语教材的反驳——教材的很多选文不值得背诵，小语教学又不能不强调背诵。作为精读之用的教材不值得背诵，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但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选文质量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二）肆意改动（不是删节）。说“肆意”，可能有点过分，因为编者有各种理由（详见后文）。初高中语文教材对待选入的文章态度很慎重。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苏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编者所持的改编原则是：（1）原封不动，即大部分文章不加任何改动；（2）少量删节，一册教材控制在五篇左右，虽然不无可议之处，但很有节制；（3）少量修改，限于个别词句，一般也在五篇左右；（4）极少部分是改编而成，但非精读篇目。这就把尊重原作落到了实处。而进入小语教材的选文，即使是名家之作，往往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戏说这不是“整容”，而是“毁容”。比如苏教版中郑振铎的《燕子》（四下），叶圣陶的《牛郎织女》（六上），雨果的《船长》（六上），季羡林的《夹竹桃》（六下）等。
    上述做法同样表现在对待名著的态度上，一些名著以改编本的面目出现在教材里。
    即使是从一些编者视为护身符的儿童视角看，对名著进行改编也是不足为训的。其实，对一些名著（比如四大名著）的主要情节，在接触改编教材之前，相当一部分小学生通过影视媒体和名著少儿读本已比较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改编本所能起的“引渡”“桥梁”作用已不复存在。对高年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只要让他们把教材和原著的相关部分对照一下，都有“不过瘾”的感觉。
    当然，从绝对意义上讲，任何一部经典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包括那些经历了岁月淘洗的不朽之作。但是，经典终归是经典，尽管明珠上可能会有一些微尘，但无妨光芒四射，我们应当让它们以自身的光芒照耀读者的心灵，而不能人为地设置遮蔽的屏障。选入教材的大都是名著中的精华章节或片段，如果不具有足够的才力，不经过充分的酝酿协商、广征意见，还是慎改为好。
    二
    通过选入名著以提高小语教材的文化品位，让小学生尽早接触、了解名著，在涵泳体察中增进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样的做法是应该大力提倡的。问题是如何选编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尊重名著和考虑教材特点结合起来，把选文的经典性和可接受性结合起来。王尚文、曹文轩、方卫平编著的《新语文读本》（小学卷），钱理群、王尚文编著的《新语文读本》（高中卷），正是遵循了上述原则而广受好评。而现行有些小语教材的选文也正是背离了上述原则而受到责难和非议。
    教材应该呈现给学生最好的语言范本，因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严羽《沧浪诗话》）。无论是精读，还是泛览，都应是取法于上上。从学习语言的根本任务出发，也应该让学生直面名著文本，感受和学习名著的语言。一般地讲，改编本的语言与原著是无法相比的。只要我们把一些小语教材中的改编本与原著的对应部分对比一下，不难得出结论。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人教版与苏教版是如何对选入的名著片段进行改编的。
    人教版的《猴王出世》（六下）只是原著相关章节的节选，语言上基本没有改动（情节和描写语言略有删节），原作语言的鲜活灵动而又具有整饬典雅之美，文言和白话水乳交融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值得学生反复诵读甚至背诵，也起到了尝鼎一脔而略知全鼎之味的辐射作用。其他如《“凤辣子”初见林黛玉》《孔明智退司马懿》（六下），《临死前的严监生》（五下）等未作任何改动。
    而苏教版中的《三打白骨精》（六上）只是原著相关章节（第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的缩写本，故事情节好像变得简单而集中了（原著近10000字，改编文仅1000字左右），而原著扣人心弦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围绕“打”与“不打”，原著中孙悟空与猪八戒、唐僧的矛盾很尖锐，有许多精彩传神的描写，而课文中只剩了些概略的叙述。原著中孙悟空的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特点是与他的机智、重情甚至滑稽的特点糅合在一起的，唐僧的人妖不分是与他的迂腐、善良分不开的，猪八戒的贪馋、挑拨是和他的糊涂、自私分不开的，而课文中只是很不充分地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前一方面而遗漏了后一方面，人物性格被“凌迟”了。《西游记》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富于谐趣，而这些最富魅力之处在改编后的课文中荡然无存。《三顾茅庐》（四下）同样是一个不完整的简单的缩写，原著由远而近、层层铺垫、对比衬托的艺术特色没有得到任何呈现，完全变味的改编文跟原作相比，在艺术魅力方面的悬殊不啻霄壤。
    苏教版教材中的上述名著改编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略了当今小学生的阅读背景，低估小学生的阅读能力，把“血肉丰满”的原作变成了“一副骨架”，把立体的人物形象变成平面的，把妙趣横生的人物语言变成了干巴巴的所谓“规范语言”等共同倾向。而人教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情况。
    小语教材中的选文主要是作为精读之用的，选文当然要注意篇幅和语言的规范化。但篇幅简短，情节简化，不能以牺牲原作的艺术魅力为代价，尽管做出一些牺牲是难免的。注意语言的规范化，但对“规范化”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更不能过分地强调小学生应接受所谓的“规范语言”，而忽视了真正的文学语言对学生审美情趣、阅读兴趣以及语言运用的涵育作用，尤其是对高年级的语文阅读教学来说。语文教材也不同于一般的课外读物，应为学生欣赏、领略原汁原味的文学语言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三
    要根本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解决“选”的问题。人教版教材中的《景阳冈》和苏教版中的《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改写还算比较成功，首先是因为“选”得准。上述两篇课文的相关原文都有篇幅不大、情节集中、内容有吸引力、切合小学生的欣赏水平等特点。
    其次应考虑如何删节和更动以符合小语教材的特点。《猴王出世》《景阳冈》《林冲棒打洪教头》删去了一些赞赋，因为赞赋主要是适应说唱之用，删去更符合小学生的阅读特点。再就是有节制地把一些方言词汇改成普通话词汇，降低理解难度，而尽量不伤害原作的神采。
    对原作篇幅过大，内容又很适合教材特点的名著相关部分又该如何处理呢？一是原文照录，二是借鉴人教版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改编方法。《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下）把介绍原著主要情节和选取名著名译的精彩片段结合起来。以此类推，可以采用把简略介绍相关内容和直接呈现其精华部分相结合的方法解决难题。这样可收两全齐美之效，而无一举两失之虞。
    认为存在语言不规范问题，是编者对一些经典名著（包括名家名篇）进行改动的原因之一。如果名著确实存在语病，当然得改，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有些问题则需要辩证处理。比如，文白夹杂（在《红楼梦》中就大量存在）虽不符合现代口语的表达习惯，但将其视为不规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言和白话本身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纯粹的白话文和文言文是不存在的。现代汉语的主要源头是口语和文言，因此，白话中融入文言，文言吸收白话的成分，是汉语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选集》、鲁迅杂文被公认为是白话文的典范之作，但作为一代语言大师，他们的成功之处恰恰是融合了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长处。当代一些名家，如汪曾祺、张中行、贾平凹、梁衡等也是如此。所以不必将文言改为白话，更不能因为改动“文言成分”而损害原文的精练和典雅之美。
    对经典之作进行改编，还有语言难度、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不能不加以考虑。这一情况应区别对待。
    第一，文言名著不宜改。像《史记》《聊斋志异》这类古典名著的白话本，可以让学生课外阅读，或者作为辅助阅读之用，但不宜用作教材。人教版小语教材把《将相和》《晏子使楚》（五下）由文言改为白话，不仅改写本身有问题（改写不够准确，也不如原文生动），而且不恰当的取舍导致教学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要通过读原著来解决。《将相和》是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写的，原文篇幅较大，可以选取精华部分作教材之用，其他部分用概述的方式让学生了解。《晏子使楚》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可以通过注释和以文白对照的方式降低阅读难度。
    第二，古白话名著尽量不改。四大名著、《儒林外史》都属古白话范畴，跟今天的白话文很接近，学生学习的难度与其说是来自语言本身，不如说是一些风俗习惯（包括方言俗语）、典章制度的变迁和差异。只要详加注解，便可化难为易。《林冲棒打洪教头》（苏教版五上）除了删节，就是把原著中的一些方言词汇改为普通话常见词汇，其实没有必要。《草船借箭》（人教版五下）原文篇幅就很短，语言难度也不高，改成白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
    第三，“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白话文名篇乃至于当代名家的一些作品，可以改，但要改好。小语教材在这方面受到的责难最多，有来自作者的，有来自读者的。平息众议的最好方法是编者提出修改建议，让作者自己改，或者请权威专家改。比如《燕子》（原文为郑振铎的《海燕》，教材是原作的一小部分，且做了改动）一文的主要问题不是删节，而是改差了（参看薛法根博客《阅读课教什么》）。
    第四，外国文学名著不能妄改。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的双重障碍，应尽量选择权威译本。如果有几种权威译本，还要择善而从。人教版对《卖火柴的小女孩》（六下）关于“上帝”句的改动曾遭到非议，就是因为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强加给了作者，容易误导学生。这方面苏教版初中教材做得好，选入的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九下），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权威版本《热爱生命》为主，参酌《美国短篇小说选》《读者》等书刊的版本。这才是一种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
    四
    综上所述，让一些名著在进入学生的阅读视野时尽量保持本来面目，应该是教材选文时明智的选择。
    因此，选名著，一定要保留原汁原味，一定要体现名著的特色。嫌长，可以选片段，或者删节（当然不能毫无节制）；认为内容不合适，可以另选；认为内容过深，可另选简易的；外国的，应酌选名家名译。《古文观止》选入了200多篇历朝历代的名家名篇（与小语教材的12册总篇目大体相当），为了适应诵读的要求，大都是选取其中最精彩的片段（个别例外，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具体篇目以删节为主，无改动。《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主要是选择和编排，无任何更动。这些做法不仅树立了典范，也为后世的选本指明了方向。
    可改可不改，不改。可改，改不好，宁可不改。要改，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比如人教版的老教材都是由叶圣陶先生把关），否则，宁可弃而不用，另选合适的。
    钱理群指出：“孩子在学习语言的起始阶段，就接受语言大师、名家的典范作品的熏陶，这对培养其纯正的语言趣味、感觉、习惯，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受益终生的。”（《为何为小学生编就现代经典名著读本？》，《中华读书报》2011年06月15日12版）过去的私塾以“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文选》《古文观止》为基本教材，历久不变，而且确实培养了一代代大师、学者。再从一些大师的成长历程看，大都是从小学阶段直接接触名著，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终生受用不尽。
    再从语文教学的现状来看，对为什么要读经典、如何读经典这一类问题，语文界的有识之士和一些身在一线的名师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也正是鉴于教材有些选文的典范性不够，一些优秀的教师冲破了这一限制，在创编教材方面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些教学实践足以证明小学生直面经典的可行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