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看待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各有侧重。不少学者，如吕叔湘、朱德熙（1952）、[12]28陆志韦（1964）、[11]2赵元任（1968）、[21]328-329任学良（1981）、[14]134-135朱德熙（1982）、[25]32黄伯荣、廖序东（2007）[6]8等，更多地注意到二者的一致性，从而认为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可以参照句法结构来分析复合词结构。有些学者则更多地注意到二者的差异性，指出了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不合的种种现象，①如戴昭铭（1988）指出在汉语复合词中存在着一些句法中所没有的结构形式，复合词的结构和功能也远不如句法结构那样一致；[1]周荐（1991，1992，2004）认为汉语复合词的构成深受句法结构模式的影响，但同时也指出汉语里存在一些无法套用句法结构关系来解释的所谓“意合式复合词”和“逆序式复合词”；[22,23]，[23]96，119，145-146王宁（2008）则对构词和构句基本相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汉语构词法有着非常明显的非句法特征”，以句法律词法往往难以对复合词的词义作出准确解释。[19]在我们看来，汉语的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因此无论强调二者之同，还是强调二者之异，恐怕都只是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本文所要着重说明的是，汉语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与词汇化过程有关，无论是二者的一致性还是差异性，都可以从词汇化过程中得到一定的解释。此外，分析方法上的问题也会影响我们对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异同的认识。
一、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一致性及其根源
1.1 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一致性
人们说汉语的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是指汉语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大都可以参照句法结构关系去分析和解释。“句法结构关系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等，绝大部分复合词也是按照这几类结构关系组成的。”[25]32这种看法得到一些考察统计结果的支持。陆志韦（1964）将汉语复合词结构分为“并列、重叠、偏正（修饰）、后补、动宾、主谓”，并考察了约4万个汉语词汇，发现难以归入这些结构类型中去的只有100多个，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北京土话，有的根本不知道该写什么汉字”。[11]11-13另据周荐（2004）统计，在他考察的32346个双字格复合词中，“可以用句法的结构模式加以解释的有31237个，约占96.57%”。[23]96
从词义理解的角度看，复合词的结构对词义有明显影响，是制约词义理解的重要因素，而复合词的结构与句法结构又有相通之处。试比较：
牛奶-奶牛 蜜蜂-蜂蜜 帆船-船帆
黄金-金黄 红枣-枣红 油灯-灯油
饭盒-盒饭 纱窗-窗纱 乐器-器乐
毒蛇-蛇毒 火炉-炉火 盐井-井盐
网球-球网 客房-房客 杆秤-秤杆
上面每对偏正式复合词都是由相同语素构成的，但词义却不同，“牛奶”的词义不同于“奶牛”，“火炉”的词义不同于“炉火”，这种词义的改变只能归结于结构关系的变化：语素位置的颠倒逆转了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前一复合词的核心成分在后一复合词中成为修饰成分，修饰成分成为核心成分，从而形成词义不同的复合词，这与句法中偏正结构“中国的人民”不同于“人民的中国”，“老师的朋友”不同于“朋友的老师”是相通的。
不仅偏正复合词如此，对其他结构类型的复合词而言，结构关系同样是影响词义理解的重要因素，在我们对词义的正确理解中就包含着对复合词结构关系的认识，而这些结构关系又是与句法结构关系相类似的。试比较：
a1.胆量 地雷 冬季 国策 井水
a2.胆大 地震 冬至 国营 井喷
b1.牙根 夫权 灾民 杂居 严防
b2.牙齿 夫妻 灾祸 杂乱 严密
c1.拔腿 查票 拆台 充电 打铁
c2.拔高 查明 拆穿 充满 打败
就语素间的结构关系来看，a1和b1是偏正式复合词，与句法中的偏正结构相似，构成成分之间也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a2是陈述式复合词，与句法中的主谓结构相似，构成成分之间也是陈述与被陈述关系；b2是并列式复合词，与句法中的并列结构相似，构成成分之间也是并列关系；c1是支配式复合词，与句法中的述宾结构相似，构成成分之间也是支配（关涉）与被支配（关涉）关系；c2是补充式复合词，与句法中的述补结构相似，构成成分之间也是补充说明与被补充说明关系。通过a1与a2、b1与b2、c1与c2的对比，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觉到这些结构关系的存在以及它们与句法结构关系的相似，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误判了这些复合词的结构关系，如按照修饰关系来理解“牙齿”，按照并列关系来理解“牙根”，将难以理解和分析它们的词义。
就汉语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异同而言，我们理解的所谓“一致性”是指复合词构词成分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句法的结构关系，二者是相通的。这种结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它影响着我们对词义的理解和认识。至于以什么样的术语来为其命名，是用句法术语，还是语义术语，还是别的什么，并不是实质性的。无论以何种方式为其命名，都不会改变这些结构关系存在的客观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对复合词和句法结构异同的讨论，应该放在对等的分析平面上来进行，分析平面不同，结构异同的分析结果也往往不同。句法结构内存在句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两种结构关系，句法结构关系相同的语句，语义结构关系不一定相同。如从句法结构关系上看，“老李的钱包”和“人造革的钱包”都是偏正结构，但从语义结构关系上看，前者的修饰语表领有者，后者的修饰语表质料，二者并不相同。复合词的情况与此类似，“牙根”和“灾民”都是偏正式，但前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却是属性和属性所有者的关系，在这个分析平面上二者并不相同。目前人们所谓复合词与句法结构的“一致性”，主要是就对等的句法结构关系的分析平面而言的，至于在对等的语义结构关系的分析平面上复合词与句法结构的异同问题，目前还缺乏系统的对比研究，而且由于语义结构关系难以穷尽，这一问题恐怕一时也难以得到确定的答案。
1.2 一致性的词汇化根源
1.2.1 短语的凝固化
所谓“短语的凝固化”，是指短语在外形上不发生任何变动，而通过意义的专指化或抽象化使形式逐渐凝固下来转变为复合词。例如“规矩”，原是并列短语，意思是“规（画圆形的工具）和矩（画直角或方形的曲尺）”，后通过隐喻抽象指“一定的标准、法则或习惯”，凝固化为复合词。
上古汉语词汇系统中单音词占绝大多数，之后，汉语词汇趋向双音化，很多使用频率较高的双音短语逐渐被人们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处理，不再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语义也逐步专指化或抽象化，最终这些双音短语凝固为双音复合词。从汉语史来看，很多双音复合词就是这样从句法结构中衍生出来的，短语的凝固化因而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早期的汉语双音复合词产生的重要甚至是最主要的方式。[18]346，[13，7]，[2]23,49由于这些复合词由短语凝固化而来，短语原有的句法结构关系自然会保留在复合词内，这种通过词汇化而实现的句法结构关系由句法层面向词法层面的下移，是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具有一致性的重要根源。例如：“地震”“耳鸣”“心虚”“头疼”原本是主谓短语，“天气”“动物”“固执”“后悔”原本是偏正短语，“聪明”“孤独”“开关”原本是并列短语，“设法”“得罪”“怀疑”“吃醋”原本是动宾短语，“提高”“打倒”“推翻”原本是动补短语，当它们凝固成词后，短语内部的句法结构关系也就转变为复合词内部的词法结构关系。我们发现，这种短语词汇化并非汉语所独有，在印欧语中也存在同类现象。[16]248-251
在汉语里，有些短语凝固成词后，由于构成成分的黏着化或词语搭配习惯的变化，只能以复合词的形式存在，如“耳鸣”“天气”“动物”“固执”“后悔”“聪明”“孤独”“设法”“得罪”“怀疑”等；有些则可以复合词与短语同形并存，如“头疼”“开关”“吃醋”“提高”“打倒”“推翻”等，但同形并存的复合词和短语在意义上是不同的，短语的意义一般就是字面意义，复合词的意义则是字面意义的专指化、抽象化或转指化。
汉语的复合构词法是如何产生的，目前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讨论。基于短语词汇化的汉语史事实，我们同意董秀芳（2002）的看法：汉语复合构词法的产生与短语词汇化的过程和结果关系密切，“当复合词不断地从句法中衍生出来之后，复合构词法就产生了”。[2]24我们进一步认为：汉语复合构词法的产生是句法结构通过短语凝固化转移到词法结构中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短语的凝固化使大量的汉语复合词具有了与句法结构类似的结构，不断积累的句法式复合词为复合词的创造提供了类推模型。有了这样的模型，人们就可以直接选取语素填入这些模型来构成新的复合词；类推多了，这些模型就逐渐固定下来，形成后来的复合构词法。
类推的前提是要有可供模仿的模型，也就是说，从时间顺序上看，应该先有模型后有类推。与此相应的是，提供类推模型的短语凝固化应在构词法产生之先。[16]250不少学者都认为，汉语中最早的一批双音复合词是由短语凝固化而来的，短语的凝固化早于复合构词法的形成。[18]343，346，[7]，[2]23，49根据马真（1981）考察：殷商和西周时期，汉语词汇中复音词很少，春秋战国时期汉语开始并加快词的复音化进程。当时复合词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临时组合的短语逐渐凝固成词，二是两个以上的语素拼合后立即成词。就能产性而言，前一种方式是主要的，产生的复合词相当多，后一种方式构成的复合词则不多。[13]这说明在汉语复合词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从短语的凝固化到复合构词法逐渐形成的过程。正是由于汉语的复合构词法脱胎于句法，才使得后来由语素直接拼合而产生的复合词也具有了类似于句法的结构，因而可以参照句法结构来分析和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表达的只是基于现有汉语史研究成果的一种推测，这种推测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从理论上说，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汉语的复合构词法并非源自句法，而是在词汇系统中独自发展起来的。但这一假设的困难之处在于：如果认为复合构词法的产生与句法的影响毫无关联，则难以解释汉语的复合构词法与句法为何如此相似，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先有词法而后有句法，汉语的句法结构是在复合词结构的影响下产生的，或者证明存在更高层级的结构原则同时统领着汉语的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的假设还缺乏必要的证据。
二、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差异性及其根源
2.1 短语缩略造成的差异
短语缩略为词是汉语词汇化的途径之一，即以固定或惯常性组合的短语为原式，通过缩减音节将句法结构体压缩成复合词。例如：短语“外交部长”缩略为复合词“外长”，“彩色电视机”缩略为“彩电”，“高等院校”缩略为“高校”，“最低生活保障”缩略为“低保”等。有学者认为，缩略法是汉语重要的复合造词法。[10]101，[15]
从短语缩略成词的常见方式看，缩略形成的复合词一般不会改变原式短语的结构，但如果缩略截取的成分与原式短语内所对应的直接成分功能不同，则可能造成复合词与句法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缩略造成一些复合词的结构形式难以在句法中找到对应。例如：“大学一年级”缩略为复合词“大一”，在现代汉语里，形容词并不能直接修饰数词，因此“形容字+数字”②的偏正复合词在句法中没有对应的结构形式。二是缩略造成一些复合词的结构与功能不一致、不对应。就向心结构的句法结构而言，定中结构通常是名词性的，状中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通常是谓词性的，由名词性成分构成的并列结构通常是名词性的，由谓词性成分构成的并列结构通常是
谓词性的。相比于句法，复合词结构和功能的对应就没有如此一致和整齐。据戴昭铭（1988）对《现代汉语词典》前半部分的考察，在20065个词中，结构和功能不一致、不对应的占总数的16.73%。[1]这种结构和功能的不一致情况有一部分就是由短语缩略造成的。例如：“邮政编码”和“博士生导师”本为向心结构的短语，分别缩略为“邮编”和“博导”就成了离心复合词，结构中心“编”和“导”都是动字，整个词却是名词。不过，短语缩略是否会造成上述差异，与如何看待截取成分的意义有关。如果我们将原式成分的意义归入截取成分的语素义，比如认为语素“大”和“一”在“大一”中分别具有“大学”和“一年级”之义则可以解释为名字，认为语素“编”在“邮编”中具有“编码”之义，“导”在“博导”中具有“导师”之义，则也可以解释为名字。这样缩略形式与原式短语的结构与功能就可以保持一致，上述差异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否可以给截取成分增添新的语素义，显然不是仅根据个别用例就可决定的。如此看来，缩略复合词的结构分析是一个有多种可能的复杂问题。
2.2 跨层整合造成的差异
跨层整合是一种由非语言单位演变为语言单位的词汇化方式之一，即不在同一组合层次上的两个相邻成分，因常常在线性序列上相邻出现而跨越原来的组合层次整合成词。例如：“关于”本不是一个短语，“关”是动词，“于”是介词，“于”只能和所带的宾语一起做“关”的补语，例如：“利害关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宋史·陈贵谊传》）句中的“关”是动词，“于天下”是它的补语，“关”和“于”并非同一组合层次上的直接成分，后来它们跨越组合层次而整合为一个介词。
实现跨层整合的通常是“实词+虚词”或“虚词+虚词”的线性序列，整合的结果多为虚词。由于实现跨层整合的原线性序列并非句法结构体，也就没有什么句法结构关系可以传导给复合词，因此这样整合而成的复合词，其内部结构往往无法参照句法结构来分析。例如：“否则”中的“否”和“则”本不在同一个组合层次上，“否”代表一个假设小句，相当于“如果不这样”，“则”是一个连词，在“否”后引出相关结论或后果，意思是“那么，就”，两个词并不构成一个短语，后逐渐跨层整合为今天的连词。属于跨层整合而难以参照句法结构来解释的复合词还有“因而”“至于”“几乎”“极其”等。[2]274-287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跨层整合是用典的结果，即同现于典籍某段话中而并非同一组合层次上的两个词，被人们分别截出而整合成一个复合词。例如：“弱冠”整合自语句“二十曰弱，冠。”（《礼记·曲礼上》）；“皮傅”整合自语句“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属于此类的复合词还有“乔迁”“云雨”等。[24]98，119这类跨层整合词汇化也并非发生于句法结构体，由此产生的复合词也无法参照句法结构来分析。不过，这样的双音复合词很少。
2.3 语义溶合造成的差异
短语的意义是加合性的，通常可以根据结构和构成成分推导出来；复合词则不同，它的词义是溶合性的，难以完全从结构和构成成分推知，人们所谓词义的抽象性、专指性都是这种语义溶合性的表现。对短语的词汇化而言，语义的溶合既是必要条件，也是重要途径。语义的溶合有转喻和隐喻两种重要方式。据我们的观察，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功能不一致的情况，很多都与这两种语义溶合方式有关。
转喻是一种利用事物间相关关系认识不同事物的认知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则为语义上的转指，即用表示甲事物的语言形式指称相关的乙事物。一个短语可以通过转喻实现语义的专指化，从而凝固为复合词。例如：“冠军”原是一个述宾短语，意为“盖过、压倒全军”，后转指“盖过、压倒其他所有人的人”，即“第一名”，从而凝固为复合词。隐喻是一种利用事物间相似关系认识不同事物的认知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则常为语义上的隐喻抽象。一个短语可以通过隐喻实现语义抽象化，从而凝固成复合词。例如：“聪明”原是一个形容词性并列短语，即“耳聪目明”，后由感觉范畴隐喻抽象至思维范畴，意指“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从而凝固为复合词。
转喻常常是从动作行为到与之相关的事物，因此语义上的转指不仅会造成指称对象的转移，还会造成语法功能上的转类。隐喻最为常见的是以具体之物喻抽象之物，以事物行为喻品质属性，这种隐喻抽象也有可能造成语法功能上的转类。无论是转喻还是隐喻，所造成的转类都既可能发生在从短语到复合词的衍生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已有复合词的进一步词汇化进程中，③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向心结构的离心化，造成复合词结构与功能的不一致。汉语复合词中这两类的实例很多，先看转喻造成的转类：“当局”“消息”“先驱”“对策”“待遇”“学问”“成就”“亲信”“管家”“掌柜”“知己”“开关”“买卖”“领导”“裁判”“领队”等原是向心结构的动词性词语，后因转喻而离心化，转类为名词；再来看隐喻造成的转类：“固执”“深入”“得意”“得法”“缺德”“保守”“中肯”“有限”等原是向心结构的动词性词语，后因隐喻抽象而离心化，转类为形容词。
词汇具有历史继承性，古代经词汇化而产生的复合词有相当数量沿用至今。据马真（1981）考察，现代汉语中相当一部分复合词是直接从先秦时期继承下来的，这些复合词是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13]这批早期的复合词衍生于古代汉语句法，但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句法已有很大变化，一些古代汉语句法形式已退出交际领域，却由于词汇的凝固性和历史继承性而遗存于复合词之中。这些复合词的结构因其衍生于古代汉语句法，自然与现代汉语句法不同，也就无法套用现代汉语句法来分析。例如：在古代汉语里，名词可以比较自由地做状语修饰动词，不少名状式的短语凝固成词并沿用至今，虽然在现代汉语句法上，名状式已基本消失，但这种结构形式却保留在“牛饮”“鞭策”“蚕食”“瓜分”“瓦解”“枝解”“网罗”等复合词之中。在古代汉语里，数词可以直接与名词组合，但到了现代汉语里，数词必须借助量词才能与名词结合，“数词+名词”结构形式虽然在现代汉语句法中消失了，却通过词汇的历史继承而保留在“四海”“四季”“五谷”“六亲”“六畜”等复合词之中。[19]
源于古代汉语句法遗存的复合词结构并非都是僵死的，即使在今天，有些也还有相当的能产性，只要这类复合词还在经常使用，人们就有可能以它们为创造新词的摹本，类推出同结构的新复合词。汉语中后起的名状式复合词，如“电焊”“电镀”“电汇”“电告”“电疗”“网购”“机降”“油饰”等，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复合词虽然产生于现代，但所用的结构模式却是古代汉语句法的，当然就不能参照现代汉语句法去分析。不过，从源头上说，这类构词模式也还是来源于句法。
三、余论
以上我们从词汇化的角度对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解释，从以上事实的描述和解释中可以看出，汉语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无论是相似还是差异，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汉语词汇化的方式和特点有关。
此外，在复合词结构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感到，分析方法上的有些问题会影响我们对复合词结构问题的认识，因此提出来加以讨论。
（1）复合词结构分析是否应引入和利用形式因素
复合词因其结构的凝固性和词长限制，结构分析所能依据的形式因素明显少于句法。在这种条件下，从词义出发，剥离构成成分的语素义，再尝试按某种关系将语素义整合起来还原为词义，并根据还原的近似程度判定复合词的结构性质，就成为复合词结构分析的可能方法。这种从意义出发来分析结构的方法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复合词的特点，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客观、明确的分析标准，难以验证，常常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个词义以及剥离出来的语素义，人们的解释可能不尽相同，这些不同的解释从意念上看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只要对意义的认识有差异，就有可能导致结构分析的不同。例如，如果将“法网”解释为“如网般严密的法律”，即将“法”视为词义的核心成分，将“网”解释为“如网般严密的”，在结构上就有可能将其分析为修饰成分在后的定中逆序复合词；如果以隐喻引申来认识“网”的语素义，将其解释为“如网般严密之物”，即将“法网”解释为“法律构成的严密之‘网’”，将“网”视为词义的核心成分，在结构上就会将其分析为正常语序的定中复合词。从词义理解上看，上述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很难说哪个对哪个错，也就是说“法网”究竟是不是逆序复合词仅凭意义分析是很难决断的。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法网”的分布环境，就会发现正常语序的说法也许更有道理一些。经检索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发现：“法网”的实际搭配有“落入法网”“收紧法网”“布下法网”“张开巨大的法网”“编织正义的法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与量词搭配时，只能说“（编织了）一张法网”，而不能说“一部法网”。这些搭配事实说明人们实际上是把“法网”看做“网”的一种（当然这个“网”是隐喻而来的抽象之“网”），“法网”的核心成分是“网”而不是“法”。
由此可见，在复合词的结构分析中，引入和利用形式因素是有益的，其意义就在于形式因素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对结构分析进行验证，从而使结构分析尽可能符合语言实际。
（2）复合词结构分析是否应照应句法上的平行结构
复合词不是短语和句子，复合词的结构也不是句法结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述，从来源上看，汉语复合词及复合构词法与句法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从结构性质上看，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具有相似、相通的一面。二者的关联以及相似、相通，会导致复合词和短语间存在一些平行的结构，这些平行结构具有明显的相似性，那么在分析复合词结构时，需不需要照应其与句法结构的这种平行关系，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认为“烟卷儿”中的“烟”是词义的核心，“烟卷儿”应该分析为核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的定中逆序复合词，那么在句法分析中是否也应该将平行的“报纸卷儿”“绷带卷儿”等分析为定中逆序短语呢？如果我们认为“思潮”中的“思”是词义的核心，因而也分析为定中逆序复合词，那么在句法分析中是否也应该将平行的“信息革命浪潮”“改革开放浪潮”“经济全球化浪潮”等分析为定中逆序短语呢？再如，如果我们认为“烤电”的意思是“用电烤”，因而在结构上将其分析为核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的状中逆序复合词，那么在句法分析中是否也应该将平行相似的“洗热水”“捆绳子”“吹电风扇”等分析为状中逆序短语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词法就是词法，句法就是句法，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二者关联在一起。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词法毕竟不能等同于句法。但问题是，平行相似的结构只因一个是复合词，一个是短语，就得出两种对立的分析结果，这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恐怕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更何况从短语词汇化的事实来看，今天的短语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复合词，如果我们不去照应句法上的平行结构，对平行相似的复合词和短语做出对立的结构分析，就不得不面对短语一旦凝固成词，结构性质便随即发生逆转的局面，这也会在短语词汇化的描写和解释上产生一定的困难。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建议复合词的结构分析应该照应句法上的平行结构，并非意味着目前通行的句法分析结果就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只是想说平行结构的分析应尽可能保持一致，避免在相似结构的分析中出现截然对立的分析结果。
注释：
①顾阳、沈阳（2001）、何元建（2004）和何元建、王玲玲（2005）还从生成语法角度论证了汉语的合成复合词并不是按照句法规则构造的。
②为了称说方便，本文仿照陆志韦（1964）将名词性语素称作名字，动词性语素称作动字，形容词性语素称作形容字，数词性语素称作数字，余此类推。
③语义的溶合性是词区别于句法结构体的重要特征。语义溶合性有高低之分，语义溶合程度越高，距离字面意义越远，词汇化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即使是已形成的复合词，也可能发生进一步的词汇化。（Jerome L. Packard.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