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起点,是决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性质、路向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领域存在着大量的"罔"。
　　运用哲学解释学的相关原理对诠释机制进行剖析,以及通过展示对马恩文艺批评观三次具有典型意义的阐释案例,可以厘清诠释之"罔"发生的内在机理。两种视阈及其融合内在地规定了超越阐释之"罔"的基本路径和根本方法-自然也只能是走向一种现实性的实践美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首先面临着在异域语境中被解读即被诠释的问题。诠释作为"化"的前提,规定着"化"的性质、路向和效益。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立并传播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始终没有停止过,不仅在样态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甚至在性质上也存在真理与误读的可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诠释领域存在着大量的"罔"。
　　诠释之"罔"或能有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核心价值,因此对诠释之"罔"生成机制的探查与对诠释之"罔"破除机制的探索,是"化"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最需要明确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决定性质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对规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起点上就被众声喧哗所萦绕而误入林林总总的他途,其意义不言而喻。
　　诠释之"罔"发生的内在机理哲学阐释学对于剖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中的阐释问题具有相当的恰适性。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阐释学学派,在批判古典解释学的基础上确立起"理解的历史性"的思想。
　　以施莱尔马赫等为代表的古典解释学家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的立场运用于解释学中,认为解释学本身的任务是揭示文本的原初含义,"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的理解作者。"必须返回到文本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中去理解,以消解理解者的偏见与误解,达到对文本完全准确、客观的理解。追求绝对的客观性,消解理解者自身的主观成见是旧解释学的理论旨趣。
　　它以客体为中心,树立了对象在理解中的绝对地位,抹杀了从事理解活动的主体。尽管秉持着主客二分的立场,但它根本无意追问理解情境与理解者的差异性给解释效果带来的任何影响,反之,却把这些因素当作是在理解过程中干扰客观正确性目标的纯粹消极的东西而予以清除。
　　认为理解就是不断克服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之间由于"时间距离"而造成的历史隔阂以及放弃、剔除理解者主观成见的过程,将"前见"视为必须予以克服的"虚妄的判断"。
　　伽达默尔反对这种基于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之上的"科学客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前见"恰恰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进行的,理解主体具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样,人的存在在理解之前就被预设了一种"前有"的意义,前见,对理解者来说不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历史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先在于我们,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并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文本。
　　因此,传统和成见不是应加以克服的因素,而是理解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前"因素隐而不彰地参与、影响和制约着人的理解。理解是理解者对理解对象的理解,而理解对象同样具有历史性,二者都内在地浸润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理解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所"污染",偏见也必然要参与到理解活动中。偏见成为理解赖以发生的条件:"与其说是我们的种种判断,不如说是我们的种种成见,……偏见乃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入之见。
　　它们简直就是我们借以经验某些事物的条件-凭借它们,我们所遭遇的才向我们诉说某种东西。"离开偏见,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伽达默尔指出,前见具有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性价值:前见既不必然导致认识成为错误的判断,也不抽象地肯定一切前见在理解中都具有合理性。当前见与历史视域融合时,便显示出它对理解的肯定价值。前见的否定价值是指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吸收的前见。理解既以前见为基础,又要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检视、调整和修正前见,包括剔除在理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合理的前见,同时产生新的建设性的前见。
　　人们固然有许多无法控制的假前见,但人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前见,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前见还具有历史变动性、开放性的特点。
　　故,由于时间间距所形成的前见,实际上是理解产生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之条件,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文本意义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来发现的。
　　解释者与对象之间存在着张力,视阈融合则是消解这种张力并产生意义的途径。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视阈:文本的视阈与解释者的视阈。文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主体创造出来的,自然拥有其本身的历史视域;理解者异于文本特殊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构成了其自身的视阈。
　　两种视阈间的矛盾和差异,以及处理这些矛盾和差异的不同路使得意义的生成多样性和差异性,呈现出诠释之"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也是特定的地域条件、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其自身的历史视阈;作为马克思主义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简要的说是在唯物史观中形成的文艺理论,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对艺术本质及其规律的探讨,更是具有自身具体而特定的视阈。
　　诠释者视阈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视阈,存在着龃龉和磨合的巨大张力,达成两者融合的不同路向,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差异性解读发生的原因,也成为诠释之"罔"产生的内在机理。
　　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原著文本与阐释者在视阈融合的不同情形中,产生了对该批评标准不同的乃至相悖的理解,以至于理论和实践领域长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到底是"美学的历史的"、还是"历史的美学的"的龃龉与争论。
　　为了便于比对,这里先把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文本情况简要介绍出来:这一著名观点的提出最早是在1846年底至1847年初,当时,为了批判卡尔·格律恩的"抽象人性论"和"宗派观点",恩格斯在一文中,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1859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评价他的剧本时再次把他倡导的这个观点提升到"非常高、即最高的标准"。
　　他写道:"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在1859年致裴·拉萨尔的信中,评价拉萨尔的时说:"我现在来谈谈。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
　　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的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此外, 1885年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评价考茨基的和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耐斯评价哈克耐斯的的信中,对文艺批评观的阐释或者批评实践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
　　下面,我们将重点考察对马克思文艺批评思想进行解读的几个典型的案例,进而探查马克思文艺批评思想阐释过程中是如何出现诠释之"罔"的。
　　较早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思想进行解读的是普列汉诺夫,他在中专门讲到文艺批评的问题:"批评家的第一任务,是将所与的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言语,译成社会学的言语,以发见可以称为所与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的东西。"[4]p591意即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对作品进行政治思想的分析。
　　接着他又写到:"忠诚的唯物论底批评的第二段行动……自然应当是正在审查的作品的美学底价值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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