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年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服务经济是指知识、信息和智力要素的生产、扩散与应用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核心生产方式,以法治和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建立在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配置基础上的经济形态。从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研发、通信、金融、保险、物流、批发、外包、采购、农业支撑服务、中介和专业咨询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占据服务业的主流,主要工业国达50%以上。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动力。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内产业关联度强,有利于整个社会服务网络的形成,具有资源共享、服务贡献、规模经济的特点,从而可以为服务经济拓展新的空间,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外部经济优势。在土地和资源硬约束的条件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是节能降耗、环保和节约用地,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是产业集聚、集约用地、提高效率的典范。通过合理布局和有效开发,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服务业发展的新高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约化、节约型发展,有利于实现服务组织机构的网络化,促进知识交流与服务创新。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和人才密集型产业,集聚区有利于吸引人才,扩大就业。现代服务业又称新兴第三产业,一般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旅游业、物流业、房地产及社区服务业等,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三高”特征,发展上呈现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的“三新”态势,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的优点,是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现代服务经济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服务经济正在出现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协作化的新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走出一条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不少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在20世纪70年代或以前就完成了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过程。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这些区域制造业衰败过程中的快速发展,使国际化大都市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领头羊”。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在四个中心建设中要完成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必须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为前提,完善服务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体制机制方面仍未完全确立,在发展理念和方式方面与国外先进国家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就已经实现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在发展方向、规划实施、政策促进等方面为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有益借鉴。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服务经济环境下法律政策体系的主要特征

(一)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特征对比1.生产要素。工业经济:资本、土地、劳动力;服务经济:信息、智慧和知识型劳动力。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要素为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实体,资本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资本决定了工业经济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土地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劳动力是结合各种资源进行生产的关键,在工业经济前期主要表现为体力劳动,在工业经济后期智力劳动开始居多。服务经济的生产要素为信息、智慧、知识型劳动力等虚拟化的资源。服务经济的基础就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依靠人的智慧把各种信息、知识进行创新而生产产品是服务经济的特点,知识型劳动力是一种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劳动者,强调了人是知识和智慧的载体和利用者,其和物质资本一样具有增值功能。2.生产方式特点。工业经济:由车间延伸到市场的扩展式劳动过程;服务经济:专业化、规模经济化生产模式。工业经济发展之初,生产集中于车间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变成一种扩展式劳动过程,即由直接的车间劳动延伸到如市场调研、R&D、设计、采购、产品检测、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的领域,成为集生产与服务为一体的生产活动。由于企业有将某些服务业务外置的趋势,所以客观上要求服务经济必须专业化才能够赢得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企业也在寻求规模化经营,进行产业化生产。3.产品特性。工业产品:生产与消费独立,产品实物化;服务产品:生产与服务同时,产品非实物化。工业产品最大的特点即是产品的实物化,其生产与消费可以独立进行,因此出现了仓储、物流、商务服务等来弥合生产与消费之间时差和地理差异的服务业。服务产品具有非实物化的特点,常常为技术、信息,甚至是一种感受。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常常是同一时间进行,具有及时性的特点。①总之,现代服务业具备五大基本特征,即知识性、高增加值性、高素质性、高技术性和新兴性。4.全球服务经济发展态势及特点。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对GDP和就业贡献的增长主要源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等,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据AMR和Gartner的调查和预测,2003年到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以年均8.2%的速度增长,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6244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总值将达到1.2万亿美元。从发展趋势看,全球服务业的离岸外包是一个增长趋势。美国现代服务业增长快、总量高,居世界领先地位。2004年,美国服务业规模9.02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业规模的32.12%。2000年到2005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增长了21.82%,教育和健康产业增长了18.91,均超过了服务业的平均增长率。目前美国现代服务业中的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教育培训业、专业服务业、商务支持产业的总量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总量的32%,接近服务业总体规模的一半。形成良性循环的区域产业链是美国现代服务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纽约服装产业,好莱坞电影业,硅谷电子产业都在区域内形成了良好运转的产业链结构,研发、设计与制造形成一体化运作,保障了产业的稳定发展。纽约服装产业注重人才培养、服装设计、服装生产、商业运作等各个环节,服装设计和服装制造紧密协作,形成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的产业链;好莱坞电影业是集制片、后期制作、院线发行及动漫、游戏、小说、音像制品等周边产品为一体的产业集群;而硅谷区域内的创新环境,形成了高端电子产业环节与以风险投资、软件开发、研发设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紧密结合的产业链结构。目前,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经济区,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服务经济体。2004年,欧盟服务贸易增加值达到6.75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4%。根据WTO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欧盟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46%。从产业构成看,伦敦是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巴黎是国际知名的时尚之都,鹿特丹是欧洲第一大港口城市,法兰克福则是世界著名的航空城市,另外芬兰的基础电信,瑞典的现代旅游,瑞士的金融服务等都十分具有特色。目前第三产业占日本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3%以上。从第三产业的贡献度看,批发零售、租赁与汽车服务、信息与通信业占据前三位。根据2005年日本《第三产业发展指数》,批发零售业在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中占到了25.77%,位于各行业之首;个人与商业服务业所占比重为20.32%,位居第二;排在第三和第四的是情报通信与金融保险业,分别占到9.06%和8.90%。

(二)法律法规制度在服务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维系,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次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而市场竞争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服务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法制建设的实质就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执行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行为规则。为发展服务经济,需要法律法规来推动产业发展、对重点服务业实行税收优惠、并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环境以及开放服务业市场。具体法律主要涉及到税收、投资、科技、信息、教育、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保护、工商行政、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商业零售、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的外部环境是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依托,除了现代通讯设施、便捷的交通网络、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硬件环境,以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机制体制为重点的软环境,更是国外大城市的政府优化产业环境的重要抓手。如香港政府历来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多年来致力于人才、教育、市场制度和监管等营商环境的优化,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等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努力营造公开的商业环境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监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从中介、码头、金融等领域退出,为民间资本提供发展空间。又如法国政府为促进投资者对巴黎大区金融市场的信心,对金融市场采取了大量改革。2003年初法国国会通过了《金融安全法》,强调金融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对大区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监管的现代化手段令监管更加透明、更具效率。而合并法国交易所运作委员会、法国金融市场委员会、以及金融管理监管委员会几家机构后成立的金融市场监管局令监管职能更为深入,金融市场监管局拥有了空前的权利和地位,消费者在金融业内的保护也得到了增强。而新加坡港通过诱人的税收政策以及缜密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不少航运客户的青睐。由于服务业面向全球市场提供服务,因此其制度软环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与全球经济接轨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监管制度、法治社会以及历史文化,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健全的政策体系,使市场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企业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取更多收益,而服务消费机构和消费者的权益更能得到保护,这已经成为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服务经济发展所需的法律法规体系以金融法律制度为例,为什么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良好,资本市场发达,有些不发达,最终的根源还是在法理层面上。全世界基本上有两个法系,一个是英美法系,另一个是欧洲大陆法系。欧洲大陆法系由法国开始,实际上德国是学习法国的法律典籍,日本亦是学德国的。现今,亚洲大陆普遍都是采用这个系统。该系统对我们发展有最根本的影响。英美法系亦名普通法系,是以原则为本,以过往判例为法则。当无案例可寻时,也就是说没有法律及规则可比照时,就引经据典,找全世界的案例,因此这个制度是有变通性的。而欧洲的大陆法律系统,采用规则条文法,虽然亦是实事求是,也有案可期,但是规则至上,相对而言僵化死板。当规则与事实有差异的时候,或新生事物发生的时候,就不知所措。因此普通法与大陆法产生很重要的分野。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英美系统坚持行业领导监管型管理,而欧洲大陆法系的就是政府领导监管。行业领导管理得出的最根本的理念:保护小投资者。政府领导监管最根本的东西:保护机构。当然英美法系过于灵活变通,肆意发展及创新,最终引发起世纪金融海啸,这亦是有其咎病的地方。但欧洲大陆法其僵化的法制容易产生过于教条的操作,更多的是有利于监管,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利于创新及发展。世界上有两种体系的金融中心,一种体系出现证劵市场主导的金融中心,另外一种体系出现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英美体系是证券市场主导,欧亚是银行主导。目前公认的十大全球金融中心七个是英美法律体系。通过对比近30年的资料,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走势:英美法系市场如纽约、伦敦、香港基本实现资本积累升值;欧洲大陆法系市场基本保值。例如以传承英美法体系和自由港著名的香港,其市场经济体制以自由竞争为主导,政府一般不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服务业市场发展,而是依靠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和众多行业协会、同业组织来引导和监督服务业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各种有利于人力、物力自由流通的政策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环境。

二、欧盟、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经验借鉴

(一)制定服务业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芝加哥政府于1989年提出“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大力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吸引企业集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芝加哥吸引了摩托罗拉、朗讯等一批IT企业落户,区域高技术产业得以飞速发展。英国曼彻斯特市政府于2006年提出以巩固服务经济、迈入知识经济时代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加速战略,大力推动商务、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着力构建产业适宜的发展环境,并努力协助企业培育人才。日本政府2006年颁布“新经济成长战略(NewEconomicGrowthStrategy)”提出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引擎带动日本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提出重点发展商务服务业、内容产业、健康服务业、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并将提高生活质量和商业运营效率作为服务业的发展目标。

(二)对重点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减免通过税收减免扶持产业发展是各国政府采用较多的措施。“911”事件之后,纽约为振兴曼哈顿下城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出台了一项包括商业振兴项目和下曼哈顿能源项目两部分的经济振兴计划,提出对下曼哈顿地区符合条件的商务楼宇,给予房地产税和商业租税的减免优惠,并且为下曼哈顿地区的商业企业和高技术企业,提供最长达12年的电力成本折扣优惠,最多可为业主节省约40%的电力费用。韩国政府也制定了强化服务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措施,并通过税收减免支持服务业发展,并规定尤其对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中小企业给予大力支持,扩大减免税种,并增加特别税额扣除。另外,为支持服务业企业进驻产业园区,韩国政府对服务业企业的财产税和综合土地税给予减免50%等。

(三)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优化基础环境以及服务业发展环境在推进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英国曼彻斯特市政府着力解决住房、公共运输、土地供应等直接影响服务业企业发展的环境问题,积极促进经济与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政府在“新经济成长战略”中提出,建立服务业研究中心,完善服务业统计体系,协助拓展服务业领域和国际市场,扩大服务业需求,制定政策措施推动人力资源培训、信息技术利用等,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香港政府把服务业作为地区发展战略;把制定好规划作为发展基础;把特色产业作为发展优势;把人才培养作为发展关键;把致力做好对企业的服务作为工作重点。香港GDP的90%是服务业创造的,服务业形成独立的产业群,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香港能成为人均GDP2.76万美元的世界第11大贸易体,服务业居功至伟。香港服务业发展的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和市场,对投资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人的才能发挥和市场空间的大小,与外部环境提供的条件密切相关。

(四)开放服务业市场美国大力促进《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协议》、《基础电信协议》等文件的签署。其不仅积极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进程,还与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为服务业出口市场提供支持。另外,美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全球共享信息通信网络,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市场,有力支撑了本国通信产业的发展。日本为推进本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消除服务业相关的行业进入壁垒,推进会计准则国际化,努力接轨国际市场。2005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减少了对公司经营活动的限制,提高了并购对价形式的灵活性。另外,日本政府还对民营企业开放了学校、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允许外国企业参与,并且在出入境和居住制度方面,延长技术人员居留期限,扩大国际相互承认信息处理技术人员资格等。

(五)着重服务业大区域发展纵贯几个国际大都市对城市发展、尤其是服务业集聚的规划,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相关规划立足城市、放眼城市所在的大区域,注重区域内相关组织要素的功能差异性、分工协作和联动式发展。例如1994年,法国政府为了调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巴黎和远郊四省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颁布了《法兰西岛地区区域发展指导纲要(1990~2015)》。这一规划确立巴黎市和上赛纳省的拉德芳斯区被定位为国际商务中心,而新城马恩-拉瓦莱则被定位于综合性的服务业中心,该规划确立了巴黎大区后期的区域分工发展模式。再如日本先后五次出台的“首都圈基本计划”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对东京首都圈的区域化功能开发作了与不同发展时期相适应的规划,最新的第五次规划中,重点是推进以据点型都市(即次中心城市)为中心的、具有较高自立性的地区建设,培育和发展作为合作交流据点的“业务核都市”,使“业务核都市”与次中心城市形成功能分担、相互提携交流的“分散型网络结构”城市群。而纽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与周边的40个城市共同构成世界第一大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这个城市群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以纽约为核心,各城市分工明确:纽约主导金融及商业服务业,首都华盛顿主导政治,波士顿提供精英教育,其他各城市也都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

(六)通过政府的科学规划和适时调控引导服务业规范集聚在城市内部,服务业的发展都呈现了产业集聚的态势,而政府在规划、引导和调控产业集群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伦敦城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了以公司总部和专业服务业为主的商务活动集中区不断侵蚀市民住宅区、破坏中心区历史风貌的问题,伦敦市政府以抑制市场的策略阻止商务区的渗透,并推行“限制性分区”措施,将商务区限制在以伦敦城和西敏寺区等单纯的CBD内,而对居住社区进行严格保护。为了同时适应商务区的日益发展需求,伦敦政府又推动形成了以泰晤士河码头区城市更新为代表的新城市化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伦敦第二个中央商务区。伦敦现代服务业集群出现了中心城区、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多点发展的模式,正是政府科学规划、适时适度调控的结果。而在2004年出台的《伦敦规划》中,政府将伦敦作了五大分区:伦敦西部、北部、中心部分、南部,以及包括了泰晤士通路区的伦敦东部,其中伦敦中心城区将继续发挥“中央活动区”作为国际商务与金融核心区域的功能,并作为英国东南部甚至全英国重要交通枢纽的功能,而其他区域则分别在国际商务、零售业、房地产现代化、商业等方面有不同的发展侧重,伦敦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将主要因循这一规划。日本政府则以分散、均衡、协调为目标设定中心区单一、外围区多点截留的城市功能有机布局战略。在历次规划上,东京一直坚持在大都市范围分散城市职能的策略,提出的“多核多圈层”结构策略造就了包括市中心区、8个周边副中心区(含新宿、临海)、9个外围特色新城(称业务核城市,含幕张、横滨)在内的城市体系,不同区域定位不同,其中市中心区被定位为全球金融和商务中心,而外围地区则配合以财政金融方面引导策略,既保留了中心区强大的金融、商务吸引力和金融、商务功能,又确保了不同区域的发展定位、模式和层次,因此东京的各个区都有各自的主导服务业,分别集中于金融、批发、信息相关产业和专业服务产业,服务业多样化、多层次、网络化的结构已经成为东京大都市区城市功能确立和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

(七)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与功能,发展国际化市场和专业化服务业人才香港交通运输便利、旅游配套设施完善、信息自由流通、展馆设施优良且服务高效优质等特点充分体现了其各种经济功能结构的齐全,尤其是香港的各种国际中心的存在,使其形成了一种整体、综合、高效率的赢利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从全球市场调集其所需要的各种经济资源。如香港是全球最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世界水平的金融专业人才、完善的规管制度,资金流动性和效率很高,这些都造就了香港发达的金融服务业。目前,全球资本在香港的营运与在伦敦、纽约没有分别,股票市场、法律体系、公司管治、中介服务、会计制度以及人才软件等一应俱全,完全是国际化的市场。服务的专业化是香港服务业成功的一大要素,而服务专业化最关键的就是专业人才。香港政府特别为服务业提供了人才和教育配套支持,每年支出费用就达580亿港元左右,是政府最庞大的单向支出。香港作为中西合璧的国际化大都会,也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目前,香港会计师、律师、建筑师、规划师、评估师等10大专业团体的专业人员形成了团体效应,仅会计师就有2.6万人,金融业雇员达到近18万人,约占香港本地总就业人口的5.3%。

三、国内省区为促进服务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立法与政策引导

(一)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改善消费环境由于土地、资金、能源、环保、产能等硬约束条件,制造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外部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的制约,部分行业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受到质疑。而服务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低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高就业吸纳能力的比较优势明显。尤其在强调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引导下,对自然资源、环境依赖程度相对较少的服务业将更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政策的要求。据有关资料统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率为1.095∶1.231,每千瓦时用电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为5.22元,创造的服务业增加值为45.37元,因此,全方位推进服务业发展将是政府下一阶段产业政策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加大,消费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增长,服务业日益成为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二)发展文化事业和创意产业,为服务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作为传承2500年吴文化渊源的城市,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体现城市品牌的宝贵财富,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在过去的几年中,常熟很审慎地处理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精心保护古城风貌,开展历史街区保护性整治,加快文物古迹抢救性修复,让古城回归“青山入城、水分七脉”的城市格局,“前街后河、河街并行”的城市风貌。同时,常熟借助经济发展优势,通过整理、转化、融合、提升等手段,对文化资源进行包装、设计、传播、推广,用产业化、商业化运作方式形成一条集上游开发、中游拓展、下游延伸的文化产业链,促进旅游、科教、广电、娱乐等相关行业的渗透并产生经济循环效应,力争出文化精品,创文化品牌,把源自于文化的力量形成产业合力,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三)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再以常熟市为例,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常熟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生态优势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近年来常熟市委、市政府把旅游业放在服务业发展的优先地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休闲名城、旅游度假基地的目标,坚持保护和开发并重,生态和文化结合,旅游和经济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山水资源,深入挖掘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建成了四个国家4A级景区,推动了“红色游”、“生态游”、“休闲游”。近期启动建设的总投资达7亿元的“昆承湖度假城”,为常熟市的旅游又增加了新的砝码。

(四)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合理布局服务业发展空间城市区域规划要同产业规划相配合,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中要预留给服务业以足够的升级发展空间,逐步消除制造业与服务业用地的不平等待遇,努力促进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通过城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集约利用,为服务业商业性用地和资金投入、行业准入方面提供条件。结合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科学合理地划分服务业不同的功能区域,商贸区、城市金融区、休闲旅游区、物流区、教育文化区、居民生活区的定位既要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形成合理的匹配,又要体现服务业规模化、产业化、集群化、人本化的发展要求,体现行业发展特色。同时要考虑周边城市的发展规划,形成错位竞争格局。努力发挥最适宜人居的城市资源与优势,在服务业的发展规划上注重体现城市间融合配套、错位分工、优势互补的竞争格局,使服务业生产要素与资源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比。

四、完善我国发展服务经济的法律体系

我国服务业的大部分领域目前只有行政和部门法规加以规范,存在多头立法、相互冲突、缺乏透明度等弊端;立法尚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主要的服务行业(如旅游业、物流业、信息业)却尚无立法部门;即使已颁布的一些有关法律法规,也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在华服务贸易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较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对服务外包,第三方物流等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文件,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规定和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应尽快完善服务经济法律规章,建立不同层次、内容齐备的服务业法律体系,为我国服务经济的迅速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加快各服务部门的立法进度,并强化相关司法工作,尤其是至今立法仍然较薄弱的部门,如旅游、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等;同时应规范已有的部门规章,减少相互冲突之处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过程中,还应从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注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制度相接轨,减少我国现行立法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差距。我国有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我国已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一些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服务部门,也可发挥比较优势,在亚洲邻国和非洲、拉美较落后的国家寻找机会,争取一定的市场份额。比如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发展国际旅游等。同时,我国的服务企业,还应正确处理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主要是服务态度与服务理念的转变,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有效利用外资与外国先进技术,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增强大企业实力,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多式联运等新型业态。还应放手发展中小企业,鼓励经营方式灵活、服务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发展,满足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与此同时,我国应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把服务业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结构,立足于未来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咨询、法律服务、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行业,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要重视改造传统产业,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分类指导,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着重改造旅游、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农业服务等行业,提高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

五、上海在完善服务经济法律制度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既有前后承启关系,也有相互并列关系,服务业不可能超越工业化进程实现跳跃式发展,但是没有服务业的支撑,也必将会对工业结构升级产生严重影响。上海市目前拥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投资环境,但如果没有现代物流业的支撑,终将成为未来制造业进一步拓展的瓶颈。所以必须用战略眼光来规划物流业的发展,构筑与区域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现代物流网络。加快物流关键点与制造业生产过程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物流的快捷高效配送,增强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依托三港三区建立物流中心,整合物流资源,逐步形成综合服务型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凭借制造业和进出口优势,提高我市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强化职能部门力量,落实各项扶持激励政策切实加强和充实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政府职能部门力量。市发改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全市服务业的扎口管理和对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的指导与协调,既要落实责任,又要强化考核,推动各方面共同做好服务业发展工作。各单位的服务业发展办公室或服务业发展局要确保做到分管领导、工作人员、业务经费三到位,形成全市上下完整的服务业组织管理体系。市服务业发展办公室要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不定期调整并公布服务业产业发展鼓励、限制、禁止项目目录。同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发展服务业的各项扶持激励政策,利用政策、经济等杠杆作用,激发投资热情。凡列入新建服务业重点项目用地,要优先列入全市用地计划。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增加和用好服务业引导资金,尽快使上海的服务业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

(三)加快服务业人才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先进技术、知识技能、信息手段在服务过程中的综合应用。金融保险业、管理咨询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通信服务业和高端商务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异地化服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服务业传统的发展模式,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因此,要通过加大对科技型、创新型、综合型、专业型服务企业项目引进与投入,多种渠道地吸引高层次服务专业人才,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与现代服务体系相适应的人才结构。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也要通过劳动技能培训、职业上岗培训等多种方式,形成服务业梯度人力资源结构。

(四)在金融、航运物流、贸易与投资、人才教育与培养方面先行先试上海应在航运综合试验发展区和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范畴内对金融、航运、物流、邮轮旅游等实行地方性立法,在加快原有重点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培育新业态。目前,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已经形成了金融、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会展等一批优势领域,未来在继续做大做强优势领域的同时,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加快互联网服务、工业设计、研发外包、电子商务等一批新型业态的发展,形成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增长点,促进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重点打造特色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等等。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发挥政府宏观引导作用,推动一批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等专业性聚集区建设,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入驻,并围绕龙头企业带动一批相关服务企业聚集。三是发展总部经济,创造强大需求,实现总部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据调查显示,企业总部对各种生产性服务业会产生强大的服务需求。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与发展总部经济相结合,重点围绕企业总部的需求,促进与企业总部相配套的金融、保险、会展、法律、中介咨询、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现代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发展。四是积极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在承接外包业务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制造业外包”的“低增值”陷阱,通过知识外溢、技术扩散与人才培养,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加强自己品牌的经营,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学会“两条腿走路”,在稳步扩大既有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国内的高端市场。总之,我国已经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发展时期,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在产业战略方面应借鉴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以比较优势区域为中心,促进区域现代服务业的梯次发展,大力推进区域内的“专业化空间”建设和产业集聚。目前,我国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已经率先崛起,为我国打造如硅谷、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日本银座等世界级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奠定了基础。因此,为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我国应该进一步明确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市场拓展和发展环境建设,大力发挥科技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大力支持中小现代服务业企业发展,为现代服务业提供有效的财税支持措施,为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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