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关注印度对外政策的变迁及其对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发展服务外包政策环境的基础上，比较了两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对外政策，包括关税优惠、外资进入以及汇率政策三个方面，从而发现了中印双方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印度发展服务外包过程中值得中国借鉴的几点建议。
二、印度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变迁及其影响
印度服务外包发展中软件外包是最主要形式，其中印度国家软件政策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江小涓等，2008）。印度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可分成三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包括：关税政策、外资进入政策以及汇率调整和金融改革，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国家软件政策。因此，印度对外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形成了其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阶段。
1.高关税下的外包现场项目模式：1984年以前。（1）对外政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在IT产业上的政策是保护主义性质的，对IT产品实行高关税。其中软件产品征收100%的关税，硬件产品征收135%的关税。在那时，由于软件不被视为一个产业，因此出口商难以获得信贷。1973年出台的外汇管制法案（FER-A，1973）是印度保护主义政策的又一体现。该法案限制外国企业在印度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重最高不得超过40%。在高关税和外资管制的双重保护下，不仅印度的软件产业出口表现欠佳，同时1977年，IBM也退出了印度。尽管如此，在印度本国企业需要出口和跨国公司需要印度程序员的双重需求下，双方引入了新的商业模式“外包现场项目模式”来应对印度的保护主义政策。（2）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外包现场模式的产生对当时封闭的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规避了高关税与外资管制的限制，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从而凸显出印度软件工程师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客户企业可以对软件工程的质量实施监督，因此使当时印度出口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2.100%股权的外资进入与软件技术园：1985年~1991年。（1）对外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顺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印度国内的对外政策作了相应调整。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计算机开始普及，随着而来的就是计算机网络化带来的定制软件（CustomizedSoftware）需求。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变化，1984年拉吉夫•甘地提出了新计算机政策（NewComputerPolicy，NCP-1984）。这一政策的提出对关税、外资限制以及信贷都作出了更宽松的调整。比如，将硬件和软件的进口关税降低至60%；允许外资企业设立拥有100%股权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并设立计算机软件技术园为软件企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同时将软件产业视为不需要生产许可证的行业，可以获得银行信贷。在这一时期，尽管仍然存在关税保护，但是100%股权的外资进入政策，结合软件技术园保证了外包模式的可行性，因此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进入印度软件业。在这样的对外政策鼓励下，印度的软件企业数量从1984年的35家增长到了1990年的700多家。（2）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入驻印度软件行业对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班加罗尔———印度第一个软件园的兴起。提到印度的软件外包，不得不想到班加罗尔，在NCP-1984提出后，班加罗尔凭借自身基础设施价格较低、软件人员供给充裕、早期的高技术国有企业所在地等条件，使众多跨国公司选择在这里设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为班加罗尔日后成为印度软件外包中心奠定了基础。第二，印度本土软件企业获得发展。一方面，在外包模式下，印度本土企业可以掌握外国客户的需求信息，从而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投资于质量与流程控制，保证了服务出口项目的利润稳定，企业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印度的软件企业通过外包模式维护大型机系统，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凭借这些声誉，印度本土企业才得以面向全球开展外包业务。3.金融自由化与离岸开发中心模式：1992年~1999年。（1）对外政策。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NPC-1984在印度软件业的成功经验之后，1991年印度开始范围更广的经济改革，不仅进口关税降为零，而且本国货币卢比贬值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在零进口关税下，印度本土的软件企业无需承担高昂的进口关税成本，因此使离岸外包成为可能。随着印度软件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工资已经开始上升，但是卢比贬值使以美元计价的印度国内软件行业工资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提供的宽松投资环境使跨国公司在印度开设子公司的数量稳步增加；所不同的是，这些子公司一般交由印度软件专家和管理人员负责。这一带有离岸因素的模式使国内企业迅速意识到了离岸模式的巨大机会，从而催生了“离岸开发中心”模式的出现，即由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运营机构，为外国企业提供软件开发服务。（2）印度软件离岸外包的发展。对外政策的全面自由化，包括关税、外资和金融的自由化对印度软件离岸外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印度软件业从在岸外包到离岸外包的发展是从被动外包到主动外包的转变。在离岸开发中心出现之前，印度软件业只有等待跨国公司的进入，并在跨国公司的要求下完成软件的开发、维护等一系列工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时的印度企业是"劳方"。但是，离岸开发中心可以使印度企业主动寻求全球外包的机会，并形成自身的专长，比如，TCS和Infosys擅长金融和保险领域，Penafour擅长动画领域，Satyam擅长交通制造业的自动化软件系统，Wipro擅长通讯和研发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企业是“资方”。由于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已经全面自由化，在2000年以后的服务外包发展中，最具影响的政策是私人投资电信业法案的通过，而关于对外政策则较少涉及，因此本文在此忽略2000年以后的讨论。
三、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环境
可以说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就是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尽管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印度有诸多类似，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也设立了高关税和外资进入的限制，汇率政策也一度采取固定汇率制或盯住美元汇率制；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但是，中国与印度发展外包的路径迥异，从而也造成了政策演变上的差异。事实上，中国承接外包的过程并非伴随某一行业的发展，而是外包模式的演变，即经历了从业务流程外包（BPO）到信息技术外包（ITO）再到业务流程外包（BPO）的演变。1.OEM模式的制造业业务流程外包。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出口、增加外汇收入，1979年9月3日，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对我国出口加工业制定了众多税收优惠减免政策。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贬值50%，为抓住这一机遇发展加工贸易，外经贸部实行了更优惠的政策：企业和地方的外汇留存比例从15%增加至90%；取消加工装配业务所涉及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许可证制度。1994年的税制改革推出了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加工贸易迅速发展，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超过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50.6%。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规范加工贸易，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出口加工区，在区内经营与加工贸易有关的仓储、运输、进口加工复出口等业务。中国加入WTO后，外资的进入进一步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期，外商投资与外商独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一度占据了出口贸易总额的80%以上。2.服务业低端产业的信息技术外包。建于1998年的大连软件园是中国外包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重要标志。当时，中国承接的IT外包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技术服务和系统操作服务两方面（吴胜武等，2009），为了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2006年国家“千百十工程”确定了由商务部及其他部委选定的14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并认定大庆、无锡、南昌3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区”，以及认定苏州工业园区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8）。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政策支持体系既包括宽松的政策环境，比如税收优惠、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信贷保险服务，也包括对企业自身建设的支持，比如人才培养、专项财政资金支持、以及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在政策支持下，中国软件行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承接的外包业务不断提高，包括应用系统开发服务和软件产品研发外包。据估计（吴胜武等，2009），2006年大约60%的软件外包收入来自于应用开发服务外包，其中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金融业。由于软件产品研发外包属于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有较高的附加值，而中国的服务外包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其2006年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3.服务业知识密集产业的共享服务中心。共享服务中心将一些内部职能合并到一个独立利润中心，而该中心必须与那些外部提供商展开竞争，根据市场价格和服务水平为本公司的各个事业部提供服务。根据语言要求、不同地域流程的相似性、法律限制以及各个公司的战略，共享服务中心可以在国家、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集中起来。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表明，采用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平均投资回报率和人员精简率均可达到约25%，这一服务外包模式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中国加入WTO兑现开放服务业的承诺促进了中国成为这一模式首选区。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主要从事专业性服务，目前中国专业性服务部门的开放程度较高，而且今后将更加自由化，因此跨国公司对共享服务中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存在乐观预期。
四、中印发展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比较及启示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服务外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印度注重纵向发展，通过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重点来鼓励国内软件业，以软件行业的空前发展带动整个经济体的发展；而中国侧重横向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重点发展某一外包模式，比如，在经济的原始积累期，发展制造业外包的加工贸易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最低，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当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时，政策导向又侧重服务业外包，在服务业外包中，同样遵循了相同的原则，即首先发展附加值较低的信息技术外包，最终演变为目前最具吸引力的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关于中国与印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比较，见表1。1.印度服务外包发展中的不足。从国际服务外包的实践来看，目前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是成功的。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五大计算机软件供应国之一，还是世界最大的软件外包国家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大国，软件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美国客户购买的软件产品有60%是印度制造的。据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印度占全球IT离岸外包总额（外包收入金额）的65%，占全球BPO外包市场的46%。但是，相关统计表明，2001年印度有67.1%的人口滞留在第一产业，而同年第一产业在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26.3%。由于印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成人识字率仅为61.3%，而10亿人口中有近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成为限制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科技投入来看，1995年印度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0.6%，而1996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1%，其中高收入国家的投入比重更是达到了2.3%。从研发人员数目来看，1996年印度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为157人，而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指标为3284人；从出口结构来看，印度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左右。从这一点来看，印度的经济发展还存在不足之处。随着国际外包产业的不断成熟，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将面临发展瓶颈：在设立共享服务中心的调研中，印度仅位居跨国公司理想选择的第三位，而共享服务中心的外包模式将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主要趋势。2.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发展中的不足及对印度的借鉴。江小涓等（2008）认为，与印度对外承接服务外包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本土有四种独特的优势：一是欧美企业的中国本地业务；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出口大国所延伸出来的服务外包机会，如物流采购等；三是中国有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服务外包将大量释放企业内部服务流程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巨大潜力；四是中国进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新阶段，服务产业内部产生大量外包需求。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模式就是成功的，实践证明，尽管中国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国际外包的最初实践，但是仍不及1985年开始的印度。纵观中印的对外政策比较，尽管中国注重不同阶段各个行业的平衡发展，但是每个阶段的外包模式发展都不够深入，都停留在粗放型。比如，加工贸易仍然停留在低附加值阶段，导致了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利润微薄的大批加工企业面临倒闭；在信息技术外包中，由于知识产权管理不规范、不到位导致外包规模较低；共享服务中心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在外部环境上赢在了起点（据2010年毕马威对亚太区超过280位高管人员进行的调研显示，42%的受访者将中国大陆作为首选），但是今后的竞争仍然激烈。因此，中国未来在承接服务外包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稳固“世界工厂”的地位，从而避免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二产业与服务业严重失衡的情况，以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信息技术外包应注重知识产权管理的规范，进一步推行企业认证制度，建立“班加罗尔式”软件园。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为共享信息中心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借鉴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离岸开发中心”模式，以本土企业为基础建立全球共享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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