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节后，民工荒再次成为各地热点和难点，而且严峻程度大大高于往年。令人费解的是，不久以前，人们还深深地沉迷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幻觉，何以突然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面临着如此严重的招工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加薪压力。严格地说，劳动力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短缺，企业能否雇到所需工人，取决于能否支付工人所预期的工资水平。提高工资的能力，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都在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得到同步提高。正如有的企业家所说，不涨薪是等死，涨薪是早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企业能否生存，则在于劳动生产率能否赢得这场比赛。遭遇到动荡的世界经济负面打击，也经历了以治理通货膨胀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为优先目标的宏观调控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有所减速。然而，不像以往那样，实体经济增长减速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就业冲击。与人们预期相反，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常态，为劳动者免受就业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屏障。201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1%。周期性现象常常预示着结构性变化，因此，从表面周期现象看到背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有助于决策者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防止以短期的手段解决长期问题的缘木求鱼倾向。沿海地区部分企业的经营困境，看似缘于出口不振和中小企业融资难，但其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问题，即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则是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的转换，各种看似对立的现象同时存在，提出崭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解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早熟特点，对劳动力短缺现象和工资上涨的前景做出判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提出政策建议。
一、工资上涨压力来自何处?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或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了。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起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1］［2］。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鉴于此，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看作或者称作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把刘易斯转折看作是一个区间固然有不方便之处，如无法具体指出转折的时间点，妨碍讨论中的措辞。另一方面，这样认识刘易斯转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这样有利于观察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或者需要经过的时间。由于我们无法预测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这里可以引进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点。从统计上说，这个转折点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停止长期增长的趋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作为参照，来理解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因为后者是理论意义上存在，终究需要一个具体的象征性的时间点来代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供给绝对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迅速趋同的压力。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是二元经济到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区间，其间劳动力市场性质是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并存，区间的终点便是新古典占主导的模式的起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会经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人们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不再增加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点。如果说前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警钟，其到来之后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的话，后一个转折点则是一个事实，其到来将给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画上句号。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没有显而易见的共同轨迹可循。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经历过这个阶段，可以作为参照系，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和人口统计及预测，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3］，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4］，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见图1)。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更不用说，如果像许多我的同行所争论的那样，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蔡昉、杨涛、黄益平，2012)［5］，则不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便是人口红利转折点率先到来。不过，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已经不增长了，遑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不管怎么说，两个转折点间隔如此之短，对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说日本和韩国的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决定的话，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人口转移速度或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转折点上的这个特殊性，给中国应对挑战带来更大的难度。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民工荒现象这么严重，工资上涨压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不会消失。
二、工资提高是可持续的吗?
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并进而停止增长，必然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法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相应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不能支撑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导致通货膨胀。那样的话，经济增长相应也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能承受得起工资的上涨吗?从数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之间，在工业部门基本保持了同步，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特别是，长期以来工资上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的工资提高也有补偿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对此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首先，当我们计算部门劳动生产率时，所依据的劳动者数据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而这些工人常常没有进入企业就业人员的正规统计中。例如，2010年城镇居民的总就业中，大约有1.1亿人没有进入企业和单位的统计报表中。而农民工没有被企业列入统计报表的比重显然更大。如果把这部分工人计算在内的话，意味着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显著加大，实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降低。其次，目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通常，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预计进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则相应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为1995—2009年的31.8%，进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2010)［6］。由于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持续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因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教训十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日本在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约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十分显著。然而，1991—200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变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8)［7］。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国近年来也显示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如图2所示，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上升，资本边际报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情况下，由于两者并不同时发生，所以也会出现名义物价上涨的现象发生，即工资提高引起消费扩大，进而拉动物价上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总体上是不影响实际生活水平的，但是，整体上涨的物价水平，终究对低收入者有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护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换句话说，在预见到这种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对物价上涨过度敏感，而应该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宏观经济高度关注通货膨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调控对象往往倾斜地指向中小企业，造成后者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产要素成本压力的同时，还经常会遇到融资困难。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这种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领先或同步于工资上涨速度，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上升，会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因此，争取宏观经济稳定，不仅有赖于执行适当的调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三点。第一，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现象将继续存在，产生对工资上涨的压力。第二，在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中，两者能否保持同步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一些，是工资上涨健康与否的关键，做不到这一点则会导致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第三，单纯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不能长久支撑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以及陷入“失去的20年”的日本经济，都是因为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惊险的跳跃。具体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两条途径，分别要求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予以开通。一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就是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经典路径。计量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为8.2%，占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34.3%。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一贡献因素将趋于下降。不过，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转移仍有潜力，未来的转移主体，将是那些年龄超过40岁，跨地区转移有困难的农业劳动力。根据人均GDP为6000美元到12000美元的国家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看，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每年至少要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程度上尽快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有利于挖掘劳动力转移潜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仍可获得。二是通过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集中。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要想生存就必须通过采用新技术、改善管理、改革体制、提高职工素质等手段获得技术效率。如果存在一种竞争环境，效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效率低的企业相应萎缩乃至被淘汰，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就会良好，因此有利于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农业比重已经很小，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已经微不足道，因此，其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主要表现在技术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企业。例如，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到1/2(Foster，et al．，2001;Foster，et al．，2008)［8］［9］。妨碍中国经济通过上述两条途径实质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在于探索动态比较优势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介入。在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从而面临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投资者和企业必然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和调整，相应地，也要承受转型的成功和失败后果。要激励投资者和企业将这种探寻健康地进行下去，需要构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即让失败者退出，把成功者留下并由此生存、发展和壮大，同时形成一种适当的风险补偿和分摊机制，帮助投资者敢于和甘于承受创新的风险。如果这种创造性毁灭机制不存在，社会的这种旨在探寻比较优势的风险投资，相比其应有的水平就会低很多。这时，探寻动态比较优势的努力，就会呈现出一种假象，似乎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单个的投资者和企业缺乏激励去做，因而，政府取而代之或者介入其中，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正如可以看到的，这类政府干预可以体现在一系列政府战略和政策之中。首先，在诸如实施产业振兴规划、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等产业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等长期发展政策中，政府实现着干预投资领域乃至直接进行投资等意图。其次，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现象时，政府通过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或直接投资于自己确定的优先领域，并存在把刺激政策长期化、常态化的倾向。再次，政府通过对企业、行业、产业进行补贴等保护性政策，实现自身的投资与扶持意图。现实中，上述三种政策手段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和协调执行的。
这类政策手段潜在地具有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首先，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加速，具有与这类地区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倾向，不利于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例如，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化程度更高了。其次，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比重过高，国有经济仍然具有垄断地位，相应地，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如融资方面的歧视对待。在国有经济受到更多的保护，并且相应地形成对非公有经济相对抑制的情况下，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必然产生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没有劳动生产率根基的工资上涨趋势，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既不能违背劳动力供求关系抑制工资上涨趋势，也不能人为推动工资上涨，而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良好的优胜劣汰政策环境，让各类企业充分竞争，达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