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民的特征分析

渔民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一）渔民拥有的海洋、渔业资源具有共有性特征

农民拥有的土地是其生活保障的主要资源，土地具有固定性和使用的非共有性特征，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状况来决定在土地上的劳动方法和劳动强度，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渔民是界于居民与农民之间特殊的社会群体，既无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福利待遇，又无农民的土地，唯一拥有的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捕捞权是具有共有性特征的。一旦渔民离开海洋、失去水域、滩涂就意味着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其它生活收入来源。

（二）渔业具有高危险、高强度和高风险特征

不论是农业还是渔业生产均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洪涝、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是农民耕作要面对的风险，渔业面对的风险相对于农业而言危险更大、强度更高，危害一旦发生，渔民一夜间便会倾家荡产。2006年我国共发生19次温带风暴潮，养殖业遭受重创，渔业受灾面积37万公顷，损失水产品120多万吨。因此，渔业是灾害频发危害最大的行业。

（三）渔民作业年龄、体力具有局限性特征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土地不论是集体所有还是个人所有，只要其健康，他们是没有年龄限制的。而渔民以海、以船为载体进行作业，作业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大，每次在海上作业往往连续10多个小时，漂流在海上短则需要半个月，长则一年或更长时间，所以受年龄、体力和能力等的局限大，退下来的渔民大多数没有土地或其它技能，只能依靠以往的积蓄、集体的补助或子女的赡养来生活，生活难以保障[1]。

（四）渔民居住具有偏僻、边远性特征

渔村大多临海，大多数渔民居住在偏僻边远的海岛、渔村，经济基础、通讯、交通运输等条件比较差。渔民进行渔业生产，需要投入很高的成本购买必需的生产要素，如渔船、渔具以及其他生产必需品，而且渔船具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且折旧费高，还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需及时更新，使渔民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农业生产所需支付费用[2]。另外他们要和城镇居民一样需要购买生活用品，而基本生活用品大多是从外界输入，成本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渔民的生活负担。

二、渔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渔民技能单一，文化素质低，再就业能力弱

世世代代以海以渔为生的渔民对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依赖性强，大多只有海洋捕捞或养殖一技之长，缺乏从事其它行业技能，收入也主要依靠捕捞和养殖，一旦弃船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以往的谋生手段。由于渔业的特殊性，渔民要追逐鱼汛到处迁徙，使一些孩子仅小学期间就要多次转学，一般勉强读到小学，受教育年限少。这样代代相传，使大部分渔民文化程度低，文盲半文盲所占比例大，能够看懂渔业科技书刊的人数不多，导致渔民整体素质低，学习掌握新技能重新寻求创业谋生途径的能力弱。大部分弃船上岸渔民失业在家，没有新的生活收入来源，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二）水域污染加剧，渔业资源日趋枯竭

从目前渔区看，由于海洋渔场水域污染加剧，造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据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在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测的573个入海排污口中，约87.6％的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显著增加。许多传统经济鱼类已形不成渔汛，尚存品种也呈小型化、低龄化，渔业资源状况愈来愈差。目前黄海渔场已经有16种主要经济鱼类、7种甲壳类、3种贝类资源濒临枯竭，传统的黄渤群系带鱼、黄姑等渔业都先后失去了产业价值[3]。由于中日、中韩、中越三个渔业协定的生效实施，渔民生计空间在不断缩小，海洋捕捞及与之相关的水产品加工、流通、储运和船网工具修造、港口服务等产业随之萎缩，效益大幅度下降，造成部分渔船停港歇业，大批渔民失海失业，直接影响渔民的增收。

（三）优惠政策少、负担重，渔民收入增长减缓

国家出台支农惠农的扶持政策比较多，农民负担逐渐减轻。但针对渔民的优惠政策缺乏，渔民需要交的税费种类多。渔民要取得合法资格，需要办10多种证件，每种证件收费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一条船受海洋、水产、土地、渔政、公安和海事等多个部门管理，重复收费。加上近两年渔用柴油价格一路攀升，使目前拖网渔船生产用柴油支出占生产总成本的比例已从90年代的30%上升到70%~80%[4]。虽然国家给予部分补贴，但补贴只能弥补燃油涨价的一少部分，远不能解决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给生产带来的压力，使渔船普遍亏损严重。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渔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幅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城镇居民与渔民的收入之比，2004年是1.08：1，到2008年升至1.27：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3700.48元；农民与渔民收入之比，在2004年是0.53：1，到2008年升至0.71：1。可见城镇居民与渔民的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农民与渔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渔民已逐渐丧失了高收入的优势，尤其老弱病残渔民家庭受其影响最大，制约和影响了渔区经济的发展和渔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社会保障建设滞后，社保覆盖面窄

社会保障对于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后顾之忧、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由于渔业是高风险、危害大的行业，而渔民经济条件有限，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弱，所以灾害、事故发生后，急需国家政府进行救济和补偿。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往往偏重于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对于渔民的生活保障重视不够，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保障资金缺口大，使渔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广大渔民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内，使受灾的渔民难以及时得到相应补偿，影响了渔民生产的恢复、生活的安定、渔区的稳定。

三、促进渔民增收的对策

（一）加强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保护渔民合法权益

完善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关系到渔民增收、渔区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建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本着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要求，从维护渔区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振兴“三农”、扩大内需、解决改善民生问题，增加渔民收入这一核心，尽快完善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加以突破。首先，要结合当前渔区的物价水平，考虑维持渔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当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渔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和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等因素，实事求是地确定保障标准；其次，民政部门要开展调查掌握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失海渔民或老年渔民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5]；最后，建立以财政支持为主，个人缴费、集体补贴为辅，并结合其他途径的资金来源体系，保证社保基金到位，使渔民遭受大灾害时能及时得到救助，及早恢复生产；让渔民老有所养，切实解决渔民后顾之忧，保护渔民合法权益，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为渔民增收奠定基础。

（二）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发展空间

集渔业、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休闲渔业，是近年来随着海洋渔业面临资源衰退、渔业效益下滑的情况而新兴的一个产业，是现代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渔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是提高渔民收入水平和渔业效益的重要途径。所以建议各级政府积极引导渔民，彻底转变传统的靠海吃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率领渔民因地制宜积极开展休闲渔业，充分挖掘“海”与“渔”的资源优势，创办休闲渔业基地，开发海上游览、观赏、垂钓等娱乐项目，提升休闲渔业档次，扩大休闲渔业规模，以吸纳更多的渔民就业，进一步拓展渔业发展空间，增加渔民收入。

（三）发挥渔业龙头企业作用，推进渔业产业化经营

渔业龙头企业具有引领和支撑整个行业的作用，尤其在当前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的严峻挑战，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发挥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加工产业链长的渔业龙头企业的作用尤为重要。建议政府要从政策上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在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海域开发利用和科技指导应用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使其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利用龙头企业的资金、市场优势，带动众多渔民进入渔业产业化的链条，推进渔业产业化经营，形成比较成熟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带动整个渔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渔民组织化程度、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四）加大渔民的培训力度，提高渔民创业谋生能力

渔民的文化程度、素质高低，是决定渔业发展后劲和渔民增收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建议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对渔民的再就业培训工作，针对渔民的需求，对转产转业的渔民实施职业技能培训，邀请专家向渔民讲授科技与实用性强的渔业科技方面技术，提高渔民的技能素质和创业谋生能力；第二，要根据目前转产转业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通过税费、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加大对有利于渔民转产转业的相关行业的扶持力度；第三，坚持从渔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拓宽就业途径，为弃船失业渔民提供再就业机会，促进其平稳转产转业。

（五）提升渔业科技水平，促进渔民增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在渔民增收的各种要素中的作用最大。首先，各级政府部门要对渔业科技开发与创新给予倾斜支持，加大科技投入，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重点海洋渔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其次，积极拓展强化渔业科技研究与开发平台，吸引国内外优秀渔业科技人才，整合现有海洋渔业科技力量，建设优化一支精干高效的渔业科技创新队伍；最后，加强与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对接，建立和完善渔业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优质高效的渔业先进实用技术研究与推广开发，提高渔业科技转化能力，进而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和渔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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