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在不断制造“马恩对立”的神话!在有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讨论中，这一神话再次被重写。而“马恩对立”论吕贝尔那里得到了深化，历史的真相真的就是吕贝尔所说的那样？回答是否定的。恩格斯晚年不仅非常重视马克思早期手稿和书信的出版工作，而且还有意识地通过为马克思撰写传记、为马克思的著作撰写新版序言等方式引导同时代的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去，以此来历史地、准确地理解其基本理论本身，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推动力。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宣传马克思和他自己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是小心谨慎的，他向来反对为马克思和他本人举行公开的庆祝活动，特别是在生前举行这样的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 。在马克思在世之年，恩格斯写过一篇题名为《卡尔 马克思》，但是这个是受到民主党领导人的请求才写的，而且是发表在党的出版物《人民历书画刊》。在文章中他也仅仅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他的理论贡献，并将马克思谦虚地描述为“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 。同时在他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他还在驳斥一些错误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及其革命性的贡献进行过一些零星的说明。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和马克思都很明白地认识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里面的迅速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用降低党的理论水平换来的，从而使得马克思的学说出现了被庸俗化的可能，所以，只有用正确的学说去引导工人群众，才能够使“有非常健康的本性”的工人群众避免思想上的“幼稚病”。

从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所做的这些宣传工作来看，恩格斯此时最关注的还是对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理论贡献的传阐释和其意义的阐发，同时，他也对马克思开始理论活动的社会环境以及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时间进行了简要但却重要的描述。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更加不遗余力地为马克思的理论做宣传工作。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恩格斯刚开始把整理《资本论》的遗稿然后出版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来做。但在这项伟大工作的艰难进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越来越重视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描述：从《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等这些著作的各个新版序言，到《马克思 亨利希 卡尔》等一系列著述中，恩格斯他不断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同时还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形成是由由马克思独立完成的，还说，马克思在1845年春就已经把这一思想“考虑成熟” 了。与这种关切相同，恩格斯还更加的关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1892年，恩格斯专门给马克思“已经发表的著作”整理出了一张详细的目录 。这使人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了解到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的著述情况；1895年初，当恩格斯得知可以找到完整的《莱茵报》时，他立刻准备出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然后集合成一本马克思全集的计划。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还依然继续领导和帮助欧洲社会党人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吸收良好的理养分论。恩格斯有尽管繁重的指导实践的工作，但是，他为什么还会如此花时间和精力去追溯唯物史观的形成这种似乎非常学究的理论工作呢？我想，原因有下面这个几点。

首先，它是保卫马克思、反击同时代资产阶级学者诽谤这一工作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学说的广泛传播对彻底对同时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沉默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因此，跳将出来对马克思进行恶意中伤与诽谤的同时代资产阶级学者是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去世后更加的常见，更加严重。

其次，这是教导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需要。恩格斯在教导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这两位学生的时候是花了不少精力的，他常常会要用很大的篇幅就一些具体问题给这两位学生予以详细的批示。让恩格斯感到担忧的不仅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这两个人，他还对党内的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担忧。他认为，在这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罢了。因此，他们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础的唯物史观的真实内涵和革命意义缺乏深刻的理解，非常容易成为一些流行哲学思潮的思想俘虏，从而危险地滑向唯物史观的对立面(他们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如果我们想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就必须熟去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去读它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在当代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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