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撮要」论文系统考查了冯友兰“释古”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与王国维“证古”的相干，感受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题目问题，不能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首若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看待“历史旧说”的立场根底分歧，王国维是在根底一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历史旧说”进行增补和批改，而冯友兰“释古”的根底偏向照样疑古。是以，不能高估冯友兰“释古”说的意义。
「要害词」冯友兰 释古 疑古 证古
引言
针对二三十年月学界风行的疑古思潮，冯友兰师长教师从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阐述了他的“释古”不雅观[1].其要点是：一、将中国其时研究古史的概念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释古为研究中国古史“立场”“提高”的“三个阶段”。三、感受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释古就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立场的折中”[2]，具体说，“‘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倾覆古代传说”，“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弗成一概抹煞”[3].四、感受“‘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向，正代表了‘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4].
冯氏之说，在其时学界影响颇年夜。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概述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月末中国史学研究的新但愿，就引证了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的三分说，并对其释古的理论和实践揭橥了自己的指摘[5].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根底接管了“释古”说，感受“历史家之义务，本在研究具体之历史，既得真实之史料，自当据科学史不雅观或整个历史过程学说感受归纳综合之注释，此释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尔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6].
九十年月中期以来，史学界和哲学界在反思疑古学说和评价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进献时，都注重到并较高地评价了冯友兰的释古说[7].这些评价，第一，认同了冯友兰的“释古”理论，感受冯友兰提出的“释古”说是对“信古”说和“疑古”说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时代”的前导发端；第二，一定了冯友兰的“释古”实践，感受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处置责罚，是其“释古”方式运用的范例，代表了“合的阶段”；第三，将冯友兰的“释古”说上溯至王国维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其他导师，甚至认定“释古”是清华学派治学的特色和传统。
这些剖析年夜多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但笔者也有其余一些欠妥令宜的定见，考虑再三，照样揭橥出来与诸位师、友参议。
一、“释古”的实践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既可用逻辑剖析的方式进行磨练，也需从实践运用的效果长进行考查。冯友兰师长教师的“释古”，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些题目问题值得检验。
我们先来看冯友兰师长教师的“释古”实践。
冯友兰师长教师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向》、《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概念》诸文中，几回再三以剖析《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孟子“井田”说、《庄子》《管子》《墨子》的真伪为例，声名“释古”方式的运用。客不雅观地说，这是通晓之论，以其代表其时学术研究的水平，应不为过。然则，应该指出，这并非是在“释古”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功效，而是冯师长教师借用其时学术研究的新功效来阐扬自己的“释古”理论。
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傲古者之概念，感受此说出于《汉书》，其为可托，绝无题目问题。而在疑古者则感受《汉志》所说，纯系臆测之辞。一种学说之起，皆姑且伶俐手腕之士所倡，以理其时社会之需要。战国诸子之兴，亦系如斯，与‘王官’有何相干？”而“在释古者则感受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正本为贵族所用之专家，流入平易近间。诸子之学，即由此流入平易近间之专家中出。故《汉志》之说，虽未可尽信，然其也许意思，则历史凭据”[8].冯师长教师以“释古者”所作的注释，现实吕思勉师长教师就曾说过：
诸子之学之发源，旧说有二：（一），出《汉。志》，谓其原皆出于王官。（二），出《淮南。要略》，谓皆以救时之弊。予谓二说皆是也。何则？全国无无根之物；使诸子之学，前无所承，周秦之际；时局虽亟，何能发生如斯高深之学术？且何解于诸子之学，各明一义，而其基本仍复不异邪？全国亦无无缘之事；使非周秦间之时局有以促成之，则古代浑而未分之哲学，何由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今诸子之学乎？[9]
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驱驰，不得保其社稷者，数不胜数。向之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取禄秩者，至此盖多降为平民，而在官之学，遂一变而为私私人之学矣。世变既亟，贤君良相，竞求手腕以自辅；仁人正人，思行道术以救世；；下焉者，亦思说人主出其金玉斑斓，取卿相之尊。社会之机关既变，平民之能从事于学问者亦日多，而诸子百家，遂如云蒸霞蔚矣[10].
吕思勉感受《汉书。艺文志》与《淮南子。要略》篇各举一端，本不相背。亦且相得益彰矣。前者言其因，后者言其缘。百家之兴起，远因是学在王官；近缘则是周秦之际的社会厘革、世官世禄轨制的损坏、王官失落守和私人办学的兴起等等。感受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持《淮南子。要略》篇一端之说，“极诋《汉书。艺文志》之诬，难免难免一偏矣”[11].吕说离别揭橥于1927年、1933年，可知冯说当从吕说化出。
又如关于古书真伪的“释古”。冯师长教师说：“如《庄子》与《墨子》诸书，正本写明为庄周与墨翟所作，故亦无所谓假。前人感受著作之目的，在于显示真理，只求将真理传诸儿女，至作者为谁，则感受无关主要（欧美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细碎之篇章。经汉人清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清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清理后，讲庄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庄子》，讲墨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墨子》，并不以其书为系庄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来不察其时情景，误感受《庄子》即为庄周所手著，《墨子》即为墨翟所手著，因启疑古者之疑。若此种误会一经注释，则疑古者之说，亦不成立，所谓‘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12].此说现实出自余嘉锡。余嘉锡师长教师二十年月末至三十年月以来，一贯在辅仁年夜学中文系解说目录学和古籍校读法，又在北京年夜学兼课。其课本称为《古书常规》，别号《古籍校读法》。其卷一《案著录第一》有《古书不题撰人》节，说：
前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落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门生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落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前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
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汉。志》本之《七略》，上书某子，下注名某者，以其书有姓无名，明此所谓某氏某子者即某人耳，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今传刘向《叙录》，如《管子录》云：“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季父。”……此特因其书名《管子》……而加以注释，以下即叙其生平事业，于其书是否本人所作，或门门生所记，不置一词[13].
可见冯师长教师的注释，甚至所举《管子》例，皆余嘉锡师长教师之说。
至于冯师长教师的“井田”之“释”，虽然一定孟子说“在其时轨制上必然有相当的暗示”[14]，但并不瞭解其自古代公社全数制成长而来，远未达到1920年胡汉平易近、廖仲愷、朱执信、吕思勉与胡适论战的水平[15]，更遑论在先秦史的研究上有多年夜的意义。
最能代表冯师长教师“释古”水平的工作照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
冯著《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纲目》有一光鲜明显的区别，就是孔、老先后的分歧。胡著接纳传统的概念，先写老子，再写孔子，把他们都放到了春秋末期。而冯著却先孔后老，把《老子》当成战国时代的作品。为什么呢？冯师长教师说得很晓畅：
我感受，就整个形势看，孔丘是其时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成立学派的人。所以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泛起的人。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需证实老聃是晚出、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证据，对我有用。但若是零丁看这些证据，也照样可以争执的。有些证据似乎两刃刀，可以两面割的。我感受像这样的题目问题，专靠哪一方面所举的情由都是不能完全治理的。必需把各方面的情由综合起来，搭成一个架子彼此声援、才可以站得稳。我感受关于老聃晚出这个题目问题，是可以搭成这样一个架子的[16].
为了“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需证实老聃是晚出”，所以《老子》一书就成了战国时代的作品。这一概念，冯友兰师长教师从1929年至1990年11月逝世始终未变。但跟着七十年月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出土，不凡是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楚简本《老子》的出土，工作根底上可以论定：冯友兰师长教师和胡适的《老子》时代之争，冯友兰师长教师错了。
胡适《中国哲学史纲目》在孔子与六经的相干上，根底接纳了司马迁《孔子世家》的成说，感受孔子曾删《诗》、《书》，正《礼》、《乐》，赞《易》，作《春秋》[17].而冯友兰1927年作《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感受“孔子不曾建造或删正六经”。他感受孔子不曾修《春秋》，《春秋》“与孔子无干”，“仿佛是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又感受《易传。彖》、《象》、《系辞》“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天“不外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外是一个‘义理之天’”，而“《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天，完全系一居心志的天主，一个‘主宰’之天”，所以否认孔子与《易传》有关，认定“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重研究也”[18].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中，冯师长教师又重申了这一概念。
冯师长教师不认可《孟子》、《史记》“孔子作《春秋》”的纪录，其实是不懂《春秋》有“不修《春秋》”和“已修《春秋》”之别。《左传》作者早已点出孔子修《春秋》的事实。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弗成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史记。晋世家》据此云：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周本纪》、《孔子世家》也有近似的话。互对比勘，足见孔子所“书”即今所传《春秋》，这是孔子改削鲁史的实例。《左传。成公十四年》又纪录：
正人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惩恶，非圣人谁能修之？”
“圣人”当指孔子。《公羊传。庄公七年》纪录：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正人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此 “正人”，也当指孔子。何休《公羊解诂》说：“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声名“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乃是旧史的原文，是孔子修订为“星霣如雨”[19].从《孟子》到《左传》、《公羊传》、《史记》，孔子修过《春秋》，乃是不争的事实。冯师长教师以“不修《春秋》”（《鲁春秋》）的存在来否认孔子修《春秋》（已修《春秋》），应属败笔。
孔子与《易传》有没有相干？今人已作过许多的谈判。冯师长教师的论证，包含张荫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感受是铁证如山[20]，其实都是推论。
1973岁尾，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余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帛书《二三子》，纪录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于《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谈判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第三篇是《衷》，通篇纪录“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虽有残损，但从留存较为完整的末尾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于“老而好《易》”的争执，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
今本《系辞》的“子曰”，在宋畴昔，人们都公感受孔子语。但欧阳修则感受系“讲师之言” [21].从帛书《要》篇看，欧阳修此说是难以成立的。今本《系辞》有“子曰”二字文句者共二十三条，而帛书《要》篇就有三条，只是“子曰”酿成了“夫子曰” [22].在其后的“老而好《易》”节里，“夫子”八见，“子曰”三见。“夫子”显系“子曰”之“子”。孔子著名门生子赣（贡）在此“子”之前自称“门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皆称“孔子晚而喜《易》”，而《要》此节起源就说“夫子老而好《易》”。老即晚，好即喜，夫子显然就是孔子。《要》篇的末尾一节则直称“孔子?（籀）《易》”。从《要》篇的“夫子老而好《易》”节和“孔子?（籀）《易》”节来看，《要》篇的前几节也当为孔子易说的纪录。所以，帛书《要》篇所载今本《系辞》的三条“子曰”，当系孔子语无疑。所谓“颜氏之子”，既然为孔子所赞，又有子赣为参照，说是颜渊，理据充裕。由帛书《要》篇所载的这三条“子曰”类推，今本《系辞》的其余二十条“子曰”，旧说为孔子语，是难以倾覆的。确认这一点，便知冯师长教师关于孔子与《易传》无关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冯师长教师关于“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重研究也”的概念也不能成立的。从帛书《要》篇“孔子?《易》”节来看，孔子申饬门门生：“易又（有）天道焉，而弗成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弗成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弗成以父子君臣匹俦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弗成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23]不能说除“人事”以外，其余“皆不注重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有楚简《孔子闲居》篇，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简略不异。其载子夏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寰宇”，孔子答以“奉‘三无私’以劳全国”，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风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晴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时降雨，山水出云”之说，皆是借天道以明人事[24].证实冯师长教师论证的年夜前提其实并不能成立。
胡适《中国哲学史纲目》卷上《古代哲学史》第五篇《孔门门生》行使了《礼记。祭义》、《内则》、《礼运》、《坊记》、《乐记》、《哀公问》、《檀弓》和《年夜戴礼记。礼察》、《孝经》的纪录，在胡适看来，这些显然是先秦的文献。但冯友兰师长教师把巨细戴《礼记》和《孝经》的时代都此后推了一年夜段。冯著《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十四章《秦汉之际之儒家》行使的是《礼记。檀弓》、《礼运》、《坊记》、《曲礼》、《哀公问》、《礼器》、《乐记》、《郊特牲》、《祭义》、《祭法》、《杂记》、《昏义》、《曾子问》、《中庸》、《年夜学》诸篇和《年夜戴礼记》、《孝经》的材料，又详论《孝经》晚出、《年夜学》出《荀子》后、《中庸》“似秦汉时孟子一派儒者所作”。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礼记》各篇，不凡是《礼运》、《乐记》、《中庸》、《年夜学》，都被插手了第三册汉代部门，居董仲舒之后、《淮南子》之前。从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内容来看，冯师长教师的这种处置责罚显然是有题目问题的。郭店楚简有出于《坊记》、《表记》、《檀弓》、《曲礼》篇的文字，《性自命出》篇的文字出于《中庸》可以论定，又有较为完整的《缁衣》篇[25].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有《礼记》的《缁衣》和《孔子闲居》篇，又有《年夜戴礼记》的《武王践阼》和《曾子立孝》篇[26].这些楚简的下葬年月是战国中期偏晚，其抄写的年月当在这畴昔，著作又当在抄写的年月之前。由此看，起码也是战国中期畴昔的作品。以出土楚简和今本巨细戴《礼记》的各篇对照，冯师长教师无疑是把《年夜学》、《中庸》这样主要的文献的时代拉后了。可以说，由近年来年夜量简帛文献的出土才慢慢晓畅的先秦秦汉哲学史排队的错误，是由胡适、顾颉刚倡导，末尾经过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中国近代两种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看，释古的冯友兰较之疑古的胡适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释古”的理论
冯师长教师将“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并视“释古”为“信古”、“疑古”的超越，理论形式上也是有题目问题的。
所谓“信古”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尽信古书”； 所谓“疑古”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全然倾覆古代传说”，感受古书的纪录根底上弗成托。是以“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都是指对纪录中国上古史的古书的熟悉。这种熟悉本色就是对作为中国上古史传统史料的古书的靠得住性的认定。而“释古”虽然说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立场的折中”，感受“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 ‘事出有因’，亦弗成一概抹煞”，但落实到具体题目问题上，到底是“信”照样“疑”，总得有个说法。是以，“释古” 离不开“信”或“疑”，没有对古书的“信”或“疑”，“释古”就无从“释”起。好比《老子》一书的作者题目问题，“信古”者相信古书的纪录，以其为春秋末期的老聃所作：“疑古”者不认可，感受系战国时人甚至秦汉时人的作品。而“释古”者无论怎么释，无论怎么“折中”，都免不了对“历史旧说”的“信”或“疑”。 冯友兰师长教师为了“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需证实老聃是晚出”，他的“释古”事实上就接纳了“疑古”的立场，从概念到论证，看不出与疑古派有什么分歧。
其次，“信古”或“疑古”的症结也并非在释古。葛兆光说得好：
在“信古”立场看来，全数可托之古史均在应释之列，这并不成题目问题。从“疑古”立场看来，全数古史之可托均在应审之列，注释只能注释那些经过过程检察的资料，这也不成题目问题。可是“释古”原形应该注释哪些“古”，是把撒布的神话、传说、历史一路注释，照样只凭据那些筛选过的资料注释，其实照样一个题目问题[27].
这是说无论“信古”照样“疑古”，“释古”并不成为题目问题，成为题目问题的是“释”哪些“古”，是凭据哪些“古”来“释”。不回覆这一题目问题而提出“释古”，本色是虚晃一枪，答非所问。可见冯友兰的“释古”说，并没有切中“信古”与“疑古”之争的要害，更谈不上治理题目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感受它超越了“信古”与“疑古”，较“信古”与“疑古”为优，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统一条理上的同类题目问题，不具可比性。葛兆光感受“信古”、“疑古”是史料的甄别，“释古”是史料的行使[28]，颇中肯綮。显然，“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是同类，也不是统一个条理上的题目问题。对此，冯友兰师长教师也是认可的。他说：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检察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将史料通顺领悟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需经由检察历史及通顺领悟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需到通顺领悟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29].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检察史料”，就是说“疑古”是“史料的甄别”。“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将史料通顺领悟贯通”，就是说“释古”是“史料的行使”。冯师长教师晓畅指出这是“两阶段”，也就是说“释古”与“疑古”是分歧类的题目问题。分歧类的题目问题，一属“史料的甄别”，一属“史料的行使”，将它们放在一路，相提并论，说它们是“研究史学的三个偏向，或是三个概念及立场”[30]，这在逻辑分类上是很不稳健的。也就是说，“释古”和“疑古”、“信古”谈的不是一回事，不具可比性，将它们混为一谈，硬决牝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第四，冯友兰“释古”说的要害是以主不雅观的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取代客不雅观的具体的判别工作。冯师长教师的“折中”说、“未可尽信”“事出有因”说、“合”说只是冯师长教师主不雅观的理想方式，以这种形式主义的辩证法来处置责罚客不雅观的具体的史料判别工作，优点是有限的。好比“折中”，在“信古”与“疑古”两说中各打五十年夜板是不概略的，到底谁接近历史事实呢？“释古”不能没有偏向。其感受古书的纪录根底可托，其“折中”就倒向了信古，“未可尽信”的批改只是局部和枝节的。其感受古书的纪录根底弗成托，其“折中”就倒向了疑古，“事出有因”只是从发生学上注释“伪”的根源。所以，在没有治理史料的真伪信疑题目问题之前，抽象地谈“折中”说、谈“合”，与事无补。在治理史料的真伪信疑题目问题之后，再来谈“折中”说、谈“合”，纯属蛇足。长久以来，我们过度地迷信理论的力量，总感受一把握抽象的理论就可以治理具体的学术题目问题。其实，具体的学术题目问题的治理，起决意浸染的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具体工作。我们不敢说把握了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数学家就能治理歌德巴赫猜想。但我们却一定以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就能超越“信古”和“疑古”，治理中国上古史史料的判别题目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冯师长教师以黑格尔正反合辩证法为比的“释古”说，对于治理中国上古史史料真伪信疑题目问题的价钱，就似乎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对于数学家治理歌德巴赫猜想题目问题的价钱一样。 是以，强调“释古”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钱，只能说是理论上不成熟的显示。
三、“释古”与“证古”
一些论作评价冯友兰“释古”说的进献时，喜欢上溯至王国维师长教师的“二重证据法”，以“释古”说为“二重证据法”的同调，甚至感受“释古”为清华学派治学的特色和传统。这些熟悉外面上看仿佛不无事理，但深切剖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斯。
胡适作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导师，1920、1921年时就将疑古精神归纳综合为：“宁可疑而过，弗成托而过”[31]，“宁疑古而失落之，弗成托古而失落之”[32]，“宁可疑而错，弗成托而错”[33].对于这种唯疑古是从的学风，王国维并不苟同。1923年7月1日，王国维为商承祚撰《殷虚文字类编序》说：
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内外，惟能达不雅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前人之真，而其言乃可托于儿女[34].
“屈旧以就新”当指“疑古”说，“绌新以从旧”当指“信古”说。王国维感受这两者都不“能得前人之真”，“其言”都不“可托于儿女”。1926年8、9月间复容庚书更晓畅指出：
今人勇于疑古，与前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不异，此弟所不敢赞许者也[35].
感受“今人勇于疑古，与前人之勇于信古”是同样的谬妄，可视为对胡适“宁疑古而失落之，弗成托古而失落之”说的直接驳倒。
1925年9月王国维最先给清华研究院学生讲《古史新证》，其第一章《总论》更系统地阐清楚明了他的古史不雅观：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缠之题目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难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经常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全国列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重此事。……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熟年数，亦牒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弗成托，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嫌疑之立场及指摘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裕之处置责罚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实古书之某部门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观驯之言，亦不无透露表现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实者，不能加以否认，而其已得证实者，不能不加以一定，可断言也[36].
这段话尽管也指摘了“信古之过”，但锋芒所指，首若是“近世”的“疑古之过”。如文献所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疑古者感受是作伪，王国维则感受“史实之中，固难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经常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全国列国之所同也”。疑古者否认尧舜禹的存在，主张“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37]，而王国维则感受是“疑古之过”，“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裕之处置责罚也”，感喟疑古者对“古史材料”过于剖断。为祛“疑古”与“信古”之过，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二者互证。这样“虽古书之未得证实者，不能加以否认，而其已得证实者，不能不加以一定”。在《古史新证》第四章结尾，王国维又进一步增补说：“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实者，固未可以完全扼杀也。”[38]这就是说，古书所载上古史事，获得“地下之新材料”证实者，我们应该认可，不能妄疑；没有获得“地下之新材料”证实的，也不能随意纰漏扼杀。这种说法，不只与主张“宁疑古而失落之，弗成托古而失落之”的胡适、顾颉刚有寰宇之别，也是主张“释古”的冯友兰所不能言。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王国维研究“地下之新材料”不是为了从基本上倾覆“历史旧说”，不是专用“地下之新材料”来打“纸上之材料”的屁股，而是“补正”，增补、批改、印证“纸上之材料”纪录的“历史旧说”。也就是说，他的“二重证据法”是以根底认可“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只不外感受“纸上之材料”纪录的“历史旧说”还需“地下之新材料”的进一步增补、批改而已。当然“补正”是彼此的，“地下之新材料”也离不开“纸上之材料”，没有“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无从得解。这种“互证”相干，也只能证实王国维对“历史旧说”的根底一定。在王国维看来，“纸上之材料”纪录的“历史旧说”虽然有必然的缺陷和题目问题，需要“地下之新材料”的增补和印证，但根底上是可托的。而“信古”者却是“尽信古书”，对“古书”纪录存在的题目问题置若罔闻，不敢正视。“疑古”者是“全然倾覆古代传说”，从“宁疑古而失落之，弗成托古而失落之”“对着干”的精神出发，感受古书的纪录年夜多弗成托，是后人的作伪。而冯友兰的“释古”虽然讲“折中”，讲“合”，但他照样不敢根底认可“历史旧说”，只是说“‘事出有因’，亦弗成一概抹煞”而已。换言之，“历史旧说”的年夜部门，是可以“抹煞”的。
从看待“历史旧说”的立场看，有“信古”，有“疑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则可称为“证古”。冯友兰的“释古”[39]貌似中庸，但本色是偏向疑古的。所以我们不能视冯友兰为王国维一流，以“释古”为“证古”的理论成长。至于清华学派，题目问题就更复杂了。昔时的清华研究院，陈寅恪虽不治上古史，但认同“历史旧说”的立场较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宓生怕与陈寅恪平起平坐。梁启超近于疑古。李济致力于考古，以重建上古史。赵元任根底无古史无涉。除梁启超的老子晚出论外，在看待“历史旧说”的题目问题上，冯友兰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配合措辞，谈不上学派题目问题。所以，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稳健的。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感受：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题目问题，不能将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从实践看，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首若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本色看，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看待“历史旧说”的立场根底分歧，王国维的“证古”是在根底一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纸上之材料”纪录的“历史旧说”进行增补和批改，而冯友兰虽然认可“历史旧说”“‘事出有因’，亦弗成一概抹煞”，但根底偏向照样疑古，所以，不能说冯友兰的“释古”是王国维“证古”说的成长，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稳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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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向》，1935年5月14日《全国日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概念》，《骨骾》62期，1935年5月；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9月。
[2]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概念》。
[3]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向》。
[4]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向》。
[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2年2月；本文所引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平易近出书社，1996年7月版。
[6]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开明书店，1941年6月；本文所引为上海古籍出书社1982年影印本。
[7] 如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原道》第1辑303～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4；《走出疑古时代。自序》第3～4页、《导论》第19页，辽宁年夜学出书社，1994；《谈王国维师长教师〈古史新证〉》，纪念王国维学术钻研会论文，北京清华年夜学，1997.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年夜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1～10页；《冯友兰与清华学派》，《冯友兰师长教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74～280页，清华年夜学出书社，1995.陈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进献》，《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14～15页。王鉴平：《冯友兰哲学史方式评析》，《冯友兰师长教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76～177页；亦载《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2期。程伟礼：《决意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120～121页，上海文艺出书社，1994.
[8]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向》。
[9]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10]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全国书局，1933.
[11]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法》。
[12]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向》。
[13] 余嘉锡：《古书常规》第19～20、23页，上海古籍出书社，1985.
[14]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向》。
[15] 关于胡汉平易近等人井田说的评价，具体可参杨宽说，见杨宽：《重评一九二零年关于井田制的争执》，《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
[1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10页，北京：人平易近出书社，1998.
[17] 胡适：《中国哲学史纲目》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8] 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12月。
[19] 说参李学勤：《孔子与〈春秋〉》，《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59～6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书社，1996.
[20] 见张荫麟：《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1928年3月5日《年夜公报。副刊》，又载《张荫麟文集》15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书社，1993.
[21] 《欧阳文忠集》，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册77页，商务印书馆，1957.
[22] 其中一条残“夫子曰”3字。
[23]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8、39页，上海古籍出书社，1995.
[24] 详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孔子闲居〉和〈缁衣〉楚简管窥》，张岂之主编：《中国脑子史论集》，西安：陕西人平易近出书社，2000.
[25]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26] 张立行：《战国竹简露真容》，《文汇报》1999年1月5日。
[27] 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若干奥秘》，《念书》1995年11期5~6页。
[28] 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若干奥秘》，《念书》1995年11期6页。
[29] 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书社，1982.
[30]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概念》。
[31] 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古史辨》第一册15页，上海古籍出书社，1982.
[32] 胡适：《自书古史不雅观书》，《古史辨》第一册22页。
[33]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式》，1921年8月4日上海《平易近国日报》副刊。
[34] 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385页，天津人平易近出书社，1996.
[35]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手札》第4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6] 《古史新证——王国维末尾的课本》第1～3页，北京：清华年夜学出书社，1994.
[37] 顾颉刚：《与钱玄同师长教师论古史籍》，《古史辨》第1册第61～65页。
[38] 《古史新证——王国维末尾的课本》第53页。
[39] 冯友兰的“释古”从名称上看，看不出其立场，所以上文感受其逻辑有题目问题。但本色冯友兰是偏向疑古的。从称引轻易起见，姑且称为“释古”。
